在《三国演义》的一开篇，罗贯中就试图给我们灌输一条普遍真理，那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听着好像非常有道理，也非常符合史实。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孤例，而且只在中国这旮旯才会生效。

无论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阿拉伯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前苏联，一旦合久必分了，就再也合不上了。至于隔壁家的奇葩三哥，人家压根就懒得合，主打的就是一个各玩各的。导致在过去的数千年里印度只能算是个地理名词，也不知道是咋混进文明古国的。

像曾号称过“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巅峰时期殖民地遍布全球五大洲，总面积超过了3300万平方公里。可一旦被撵下神坛，领土就迅速缩水了138倍，而且还有继续四分五裂的趋势，没准哪天就没了。

所以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情只有在华夏大地上才会生效。也只有中国文明才能薪火相传，始终未曾断绝。

这是为嘛？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们的祖宗太牛批，还有就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甭管谁沾上都特上瘾、戒不掉的那种。当然能列举出来的理由还有一大堆，但经常为人所忽视但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影响。

这里的魏晋南北朝，其实指的是从光和七年（184年）的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陷入分裂开始，直到开皇九年（589年）隋灭南陈、再度一统天下为止的405年。而两汉的国祚加一块，恰好也是405年。

这像是个巧合，但也不仅仅是个巧合。

中国本来是非常可能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为啥？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重视族裔和血统问题的，早早就搞起了“华夷之辨”。咋分辨的呢？一开始的时候，什么血缘、地缘的其实都不重要，但对礼仪、习俗却设下了非常严格的标准。但凡不符合标准的，那就统统都是“四夷”：

“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礼记·王制第五》）

不扎头发的、纹身刺青的、盘腿坐的、穿皮草的、住地洞的、爱吃刺身的或不以谷物为主食的……反正在老祖宗眼中一切非主流的、杀马特的，就是如假包换的四夷。然后住东边的叫东夷，住南边的叫南蛮，住西边的叫西戎，住北边的叫北狄——反正一切不符合中国主流审美习惯的，都是四夷，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坏蛋。那么哪些地方能算是正统的中国呢？这可就不好说了。起码在夏商的时候，今天的山东算是东夷，江苏是南蛮，陕西是西戎，河北是北狄，只有被环绕其间的河南（还不是全境）才算是血统纯正的中国。周初分封后，各大诸侯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断扩张华夏的版图。原来搞特立独行的四夷被教育好了、归回主流不再杀马特了，就可以算作华夏，不再当外人了。

至于不听话、没教育好的，当然还是人人厌弃的蛮夷，比如楚国。前文提到过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左传·成公四年》，说的就是楚国，而且后边跟着的那句话就是“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当然后来楚国也被教育好了。不但被教育好了，甚至在战国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楚国还成了各大诸侯国中最守周礼的那个，甚至有观点认为楚国是因守周礼而亡。

秦一统天下后，二世而亡。继立的汉朝在华夷问题上，却面临着一个新的而且更加严峻的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匈奴。

虽然司马迁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跟夏商周打过交道的四夷相比，汉朝所面对的匈奴已经不能算是非主流——哪怕在当时的非主流眼中，匈奴人认为的理所当然之事，都已经叛经离道到了让人无法理解更无法认同的程度：

“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而汉朝，更像是个钢铁直男，面对无法接受的人和事，从来都懒得扯嘴皮子功夫。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简单粗暴又直接有效，那就是干。

从汉高帝七年（前200年）的白登之围到元嘉元年（151年）敦煌太守司马达出击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迫使北匈奴西迁中亚，汉朝不计生死、不惜代价的与匈奴血战了足足350年，终于将其打服，甘为汉之北藩。

但汉朝（包括三国）在处理华夷问题上，打是打得异常坚决，战果也没啥可说的。可在战后安置、安抚上，手段却依然如战时一样粗暴且粗糙。有多粗暴、多粗糙呢？简单说就是找块地皮划个圈让这些异族在里边生活，再设个护羌、护匈奴、护乌桓、护鲜卑中郎将或是校尉之类的官，名为保护实为监管就算完事了。至于像匈奴人在圈里活的咋样、有没有跑出圈去讨生活，那个护匈奴中郎将是否监守自盗、有无勾结外族，朝廷其实都不怎么管。

毕竟在他们看来，最糟糕的结果不过是匈奴人又叛了，然后再削他们一顿不就完了？平常何必为这些破事操心？

如果说五胡之乱的祸根在此时便已埋下，也是不为过的。

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发展起来之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基本不存在和睦共处的可能性。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字——穷。

当然跟农耕民族比起来，游牧民族因为生产方式的不稳定性更强、组织管理能力更弱、技术水平更低，所以永远是更穷的那个。那么一旦他们遭了灾、有了衣食之忧，最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南下去抢劫那些更加富足但武力更加贫弱的农耕民族。

可一旦农耕民族的武力值爆表、游牧民族反倒成了看上去更加弱小的那一个呢？

答案是依旧会被抢劫，只不过这回就换成了富人去抢劫穷鬼。

从黄巾起义爆发到西晋灭吴，在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中原一直深陷在异常惨烈的混战中。有多惨烈？在黄巾起义前的大概20年左右（永寿三年，即157年），汉桓帝刘志搞过一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是全国人口规模超过了6500万，为两汉405年之冠。可到了三国中期（景元四年，即263年）的时候，魏蜀吴三国的人口加一块，都没凑够1000万人。即便在西晋再度天下一统、实现太平以后，全国人口也就1600多万，不足百年前的四分之一。

那些君王权贵乃至乡下土财主为啥永远能够高高在上？就因为有无数的平民百姓可供其奴役、压榨和剥削。一旦这些在他们眼中如同蝼蚁般的黎庶不存在了或是不够用了，就算富贵到了田连阡陌的地步，可要是没人给他们种地，最后还不是得活活饿死？

偌大的中原只有千万出头的人口，肯定无法满足达官贵人的胃口，更不足以创造出足够的财富。可是人口繁衍增长自有规律，无法一蹴而就，他们又不舍得投入成本、按部就班的去治国安天下，那怎么办呢？

既然汉人不够用，何不拿蛮夷来充数呢？

事实上从汉末开始，从官方到民间就开始引导匈奴、鲜卑、乌桓等胡族人口内迁，作为汉人劳动力的补充。到了西晋时江淮以北的胡人几乎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总数量达数百万人之众，史称“五胡内迁”。

这其实没啥可奇怪的。即便到了近现代，一些发达国家引入前殖民地人口在本国从事低端工作或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像在美国遍地都是的黑人和拉美裔，英、澳、加等国众多的印巴裔，快化身成非洲国家的法国，都是典型的例子。

上述每一国的移民史都是一部血泪史。当然从汉末到西晋时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甚至可能更糟。

而且理由也是一毛一样的，就是不能写出来的那种歧视。其实这种歧视在秦汉甚至商周时就一直都有，即汉人高高在上，胡人猪狗不如。既然都猪狗不如了，想当年西方殖民者是怎么对待黑奴的，魏晋时期的士族豪绅就是怎么对待胡人的。简单说，就是内地的豪强恶霸跑到北地，整部族整部族的捕捉胡人，然后再高价贩卖出去以获取暴利。因为有利可图，甚至官府也参与进来，打着收税、巡视、捕盗等光明正大的旗号去捕胡、贩胡。于是乎本来在家乡放牧牛羊、自在生活的胡人，就这样被迫与妻儿离散，财产被抢劫一空，然后像猪狗一样被绑架、贩卖。再没日没夜的给汉人免费干活，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忍受随时随地的侮辱、殴打甚至杀戮，因此累死、饿死、病死的遍地都是……

过着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的胡人，不是十个百个千个，而是高达上百万；况且遭受这种非人待遇的也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子孙后代，前后时间长达上百年——换成你我是这样的胡人，会不恨？

比如手中沾满了无数汉人的鲜血、后来被咒骂成SR魔王的后赵高祖石勒，出身于一个羯人（羯为匈奴别部）小部落的酋长家庭。本来他的日子过得好好的，结果正在忙活八王之乱的东燕王司马腾因为手头紧，便派人过来捕胡贩卖以充军饷，就把石勒给抓走了。

被捕捉到的胡人每两人用一个大枷枷住，便溺、饮食、疾病都没人管。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殴打或者屠戮，死掉的就往路边一扔，以至于能活到终点者不足半数。石勒几度被转卖，几度险死还生，最后靠着贵人相助和命大才侥幸活了下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个道理从陈胜到李自成都有效，总不能因为石勒是个胡人就无效了吧？

开始时还真就无效——东汉时的氐羌人不信这个邪，差点被汉军杀灭族；汉末三国时的鲜卑、乌桓、高句骊以及南方的各种蛮也被曹刘孙们打成狗；到了西晋汉人的天下又一统了，胡人几乎都绝望了。

没想到天降了一大帮姓司马的“大善人”，活生生靠作死把一个太平盛世作成了人间地狱：

“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早在苦水里浸泡了上百年的胡人要是还不造反，岂不是比司马衷还傻的大傻子了？

我们都知道五胡乱起，便在北方大地掀起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长江以北的汉人很可能被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虽然从胡人的角度看，这是对汉人施加给他们的百年奴役、百年屈辱的报复。可问题是胡人没文化，自然就没有话语权，身后事就只能任人评说。

像南北朝之后，匈奴和羯人近乎被斩尽杀绝，氐羌、鲜卑也逐渐销声匿迹。但这些事既无人追究，还被视为报应，就是因为笔杆子始终被汉人抓在手里的原因。

事实上但凡是不同民族间的激烈碰撞，根本就不存在手中不沾鲜血的圣人。像《史记》、《汉书》中到处都是匈奴人跑到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描写，可问题是卫霍、二窦们跑到塞外去拆家的时候，难道就是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就秋毫无犯了吗？

怎么可能！他们要真是那么愚蠢，又怎么能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只不过司马迁和班固们的春秋笔法耍得贼溜，读他们的书要是不多动动脑子，保准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但经过五胡这么一顿折腾，造成的一个重大且深刻的影响，就是自先秦以来的华夷之辨，再也辨不清华夷了。

原因也很简单。甭管是汉杀胡还是胡屠汉，杀来杀去的结果就是杀成了汉中有胡、胡中有汉，根本没法分清彼此——明明是汉人，却披发左衽；妥妥的胡人，一张嘴却是字正腔圆的之乎者也，到底谁是胡，谁是汉？

典型如南北朝时一度在北方并立的北齐和北周。北齐的开山老怪高欢老家在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六世祖高隐曾任西晋的玄菟太守，是如假包换的汉家子弟。可在这个自五胡之乱以来北方屈指可数的汉人政权中，却坚持以鲜卑语为国语，授予鲜卑族特权，极度推崇佛教，顽固的实行胡汉分离、民族压迫的政策。相反北周的宇文氏——一听这个姓就是妥妥的鲜卑人，反倒是崇尚儒学，视佛教为“胡教”予以坚决的抑制乃至消灭（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其中之一就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干的），同时大量任用汉族士人，促进民族融合以及和谐相处。甚至谁敢说姓宇文的是胡人，他都跟人家急……

这就是所谓的鲜卑化汉人，以及汉化鲜卑人——这两者间，你更认同谁是你的同胞？

不仅是文化认同上不好分辨，甚至血统上也没法分清楚。

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号称史上最牛老丈人。他的7个女儿中，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即明敬皇后；四女嫁给了唐高祖李渊他爹李昞，建唐后被追谥为元贞皇后；幼女独孤伽罗则嫁给了当时的大将军杨忠之子杨坚，当然我们都知道此人后来篡周为隋，是为继始皇帝之后二统华夏的隋文帝。

独孤信他家往上数八代，也是妥妥的鲜卑人。而甭管是隋杨还是唐李，往上数八代也是妥妥的汉人。可这三家一通婚，血统可就乱套了，于是就有些或者脑子不好使或者肚子里憋着坏的人宣称隋唐两朝都是鲜卑政权。

但不管怎样，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多年不同民族的相互碰撞、交融之后，此后的隋唐再想像秦汉时那样明辨华夷，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那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不光是杨坚和李世民们在操心，石勒、苻坚们也没少挠头。

从本质上讲，五胡乱华不是一场外来入侵，更像是一场内乱。毕竟从汉末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已经内迁，时间超过百年。虽然大多不被当人看、被欺压奴役，但也算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说话都是一个口音，就差一个户口本了。

再说人家也没先跑回老家去，然后再重新杀进中原，哪来的外来入侵？

所以这场战乱，表面上看是汉胡冲突，实质上是阶级矛盾。像第一个跳出来搞事情的匈奴人刘渊，就是个明白人——他不但立国号为“汉”，而且追认蜀汉后主刘禅当祖宗，刻意淡化汉胡之分。不仅如此，刘渊还特别重视融洽民族关系，坚决阻止麾下军队迫害汉民，如有违反，一律严惩：

“渊以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将兵攻黎阳，克之；又败王堪于延津，沉男女三万馀人于河。渊闻之，怒曰：‘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黜景为平虏将军。”（《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纪第九》）

即便是跟汉人有着血海深仇的石勒，在经过了最初的疯狂报复后头脑也很快就清醒了下来。他还专门设立了个“君子营”，再抓到汉族的世家、豪强也不再一刀砍了，而是好吃好喝的供养起来。一旦发现可用之才，更是用之不疑。像张宾、刁膺、夔安、孔苌、支雄、吴豫、冉良（冉闵的生父）等一大批后赵的开国勋臣，都是这么来的。

如果刘渊或石勒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没准南北朝会提前100多年现世。甚至以当时东晋乱糟糟的时局，以北伐南、一统天下也并非妄想。但这为何没成为现实呢？往浅了说就是时也命也，往深了说就是都怪胡人没文化、缺乏历史的沉淀积累。这样的民族冒出一个雄才大略或是有眼光胸怀的英雄、领袖只能是偶然现象。更多的必然则是像刘聪、石虎、苻生那样目光短浅、只图一时痛快的莽夫、蠢货，将先辈们打下的大好局面搅合得稀巴烂。不但如此，他们肆无忌惮的滥杀无辜，更是将本该在今天的历史课本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反抗两晋封建地主暴政”的阶级斗争，活生生的给弄成了一个名为五胡乱华的民族灾难。

当然这也注定了他们就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所以甭管刘渊、石勒多么理智和努力，可一旦先死一步，他们建立的政权就会迅速崩塌，无一例外。

然后苻坚站了出来，说我再来试试。

跟刘渊和石勒相比，苻坚更加激进，甚至激进到不像个胡人皇帝。他本身就对汉文化极度推崇，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简直能令大多数孔门信徒自惭形秽。更重要的是，苻坚坚信仁者无敌并坚守伦理道德底线，试图在遍地烽烟、血流成河的北方大地上重新恢复传统秩序。

他一度成功了，但最终还是像刘渊、石勒一样的失败了，而且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不但身死国灭，而且那些曾被苻坚的仁慈“感化”、表示顺服的各族枭雄们，迅速暴露出本来面目，不但纷纷在他的背后捅起了刀子，而且割据自立、相互残杀，令刚刚恢复平静不久的北方再度沦为血与火的世界。

然后轮到鲜卑的拓跋氏继续尝试。在拓跋焘凭借强大的武力继苻坚再度统一北方后，就开始着手解决胡人该怎样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政权的问题。而其一系列尝试的高潮和顶点，就是孝文帝元宏搞出来的那个“太和改制”。

太和改制的核心，就是“汉化”二字。从刘渊、石勒近乎本能的认为汉胡不能一直对立下去，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联系和共处，到苻坚坚信各族平等、汉胡一家，希望建立起一个超越种族的国家，再到元宏干脆连祖宗传下来的姓氏都不要了，一切向汉人靠拢，连胡人都不做了——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更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无奈的妥协。

为啥？因为从刘渊到元宏，甭管他们本身的意愿如何，但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安身立命，唯一所能依靠的只有本族的力量。如果本族的意见和利益与其不一致，那么无论他们怎么做，都是无用功。更糟糕的是，他们这些看似进步和先进的理念，最终对汉、对胡都有害无益，非但没有促进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反倒成了一次次种族仇杀的导火索。

刘聪、石虎、苻生这三大SR魔王都是这么来的，冉闵的杀胡令也是这么来的。前秦崩溃后的北方大乱战，导致北魏分裂的六镇之乱还是这么来的。

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民族融合过程，都是靠人为提速的。这种生拉硬拽式的融合，不足以弥合汉胡间巨大的差异以及长期以来积累的仇恨，必然引起巨大的抵触和反抗。而从刘渊到元宏这样的强人，只能依靠本族的军事力量强行压制反对者。而一旦他们死去，这样人为的融合进程自然难以为继，然后就人亡政息了。

可既然要搞汉胡融合，为啥从不见他们去借助汉人、尤其是广大底层汉人的力量呢？

因为谁也不敢。

北齐的开山老怪高欢也曾被治下的汉胡矛盾乃至仇杀搞得脑壳疼。最终他绞尽脑汁编出了一套话术，让人到处传播：

“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第十三》）

虽然高欢是在忽悠人，但他的话并非全是谎言，而且透露出许多那个时代少为人知的事实。

那就是从最早的刘渊到最终被杨坚篡掉的北周，在这将近300年间出现在北方任何胡人政权，最多也只敢重用少数汉族的上层人物。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广大汉人士民，他们要么大肆杀戮、奴役，要么就是仅指望其在经济上提供帮助，其他的一概敬而远之。

尤其是军队，更是如临大敌，压根不敢让汉人掺和进来。

是因为汉人武力贫弱、不堪一用？事实却恰恰相反。要知道鲜卑人弄出来的那个府兵制，落在隋唐的汉人手中就能大杀四方，令四夷恭顺无比。可在北朝时，除了拓跋焘雄起了一把外，无论北魏、东西魏还是北齐、北周，都得争先恐后的给柔然、突厥献上公主和财帛，才能保证北方边境的平安。

这么能打的汉人他们为啥不敢用？因为当时的现实是胡人中的有识之士，都在拼命的促进汉胡融合、和睦相处。而汉人呢？甭管是有识还是无识，都对此一概不感兴趣。

他们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干掉胡人，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如今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东晋到南陈，一直在矢志不渝的鼓吹和践行北伐——从建武元年（317年）祖逖的首次尝试，到太建十二年（580年）陈宣帝陈顼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仍勉为其难的发起志在收复淮南的北伐，在264年的时间里南方的汉人政权仅大规模的北伐就发动了近30次，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来一次。可北方呢？

答案是除了志在天下大同的苻坚搞出了次形式大于内容的武装大游行之外，几乎就再也没谁对长江以南的土地产生过兴趣。

原因之一，是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在大多数的时候连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都搞不安生，根本无力继续开疆拓土。当然更大的理由是汉人压根不想跟他们玩耍，只想着怎么弄死他们。

说白了，就是恐惧。否则也不会对北方的汉人大肆屠戮，更不会对南方富庶的土地无动于衷。

而且不仅是在当时与胡人有着灭国灭家的深仇大恨的汉人如此，即便是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十乃至上百年以后，这样的仇恨也从未消弭过。

因为从某些方面的考虑，我们的史书一直宣扬隋唐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包容，但事实如何呢？

那就是彻底的隔离、威慑。除了少数的、用之于国有利的异族上层人士外，剩下的胡人都得撵得离汉人、汉土远远的：

“戎夏不杂，自古所诫。夷狄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唐会要·卷五十六》）

至于理由，唐初名臣魏徵也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夷狄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

简单说，就是胡人畏威而不怀德。道理是讲不清的，那就只好拿横刀跟他们说话了。

一开始时，李世民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可在接连吃到几个教训以后，他才恍然大悟，悔不当初：

“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

所以在盛唐最盛时，确实吸引来了无数的胡人为了生存或是为了发财跑到中原来谋生。尤其是在长安，胡人、特别是胡姬简直成了当地特色，成了无数文人骚客的心头好。于是给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唐朝好像对胡人不设防，双方相处得好像也挺和睦。

但只要我们翻翻《唐律疏议》就会发现，胡人只是看上去过得不错而已，实际上根本不受法律保护。简单说，要是一个胡人伤害了一个唐人，被当场打死官府也不会追究。反过来要是一个唐人哪怕无缘无故杀死了一个胡人，都是民不举官不究——请注意，这个“民”可不包括胡人在内——即便不得不追究，往往也是罚俩钱或打几板子了事。

胡人的命就值这个，当时的唐人，无论朝野都是这认为的。

不仅如此，胡人可以在包括长安在内的大唐各地做生意，但决不允许购地置产，更甭提搞到大唐“绿卡”。唐人可以随意买卖甚至掳掠胡人充作奴婢，但无论哪个胡人、哪怕他贵为大唐的高官显贵，敢拐卖个唐人试试？

可即便唐人如此苛刻，仍有无数胡人对其趋之若鹜。即便在安史之乱时，也有十余国（部族）、数万人自带干粮自愿为唐助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吐火罗叶户，几乎把举国青壮近5000人都召集起来，远赴万里之外的长安自愿参战。您可知当时的吐火罗人在给唐代宗李豫上书参战时发出的宣言是什么？

赴国难，助国讨贼！

而在事实上，吐火罗叶户从未被大唐朝廷正式纳入疆域，连藩属国都不是，更不会承认承认其为唐人。

就像今天全世界有无数人以成为美国人为荣。在那个时候，唐人的含金量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世界一直都是这样，就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只要你强了富了，无论怎么嫌弃，还会有无数人心甘情愿舔你的臭脚。

秦汉其实也很能打，“一汉顶五胡”嘛。但之所以如此，按陈汤的话讲是因为“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就是装备技术水平存在代差的缘故。尤其是胡人打仗主要倚仗骑射之威，可那会儿的鞍辔镫（蹄）铁等骑兵装具基本都还没影儿呢，骑兵的威力自然大打折扣。所以匈奴的且鞮侯单于召集了十多万骑兵，也拿李陵的5000步兵的强弓硬弩毫无办法，只跟跟他干耗，耗到后者箭矢射光才能勉强一战。

但到隋唐甚至南北朝时，这一问题基本不复存在。那为啥汉人打仗还是这么猛？这就不得不提到民族融合这码事了。

简单说，就是胡人中的有识之士都在拼命的想汉化；而汉人不管是否情愿，都在不知不觉中胡化。

五胡之乱刚起时，汉人，尤其是士族门阀，是坚决不肯跟胡人沾上任何关系的。因为面对胡人无可阻挡的军事优势，他们宁可抛家舍业、抛弃宗祠逃走，也不愿意与其打交道。所以那时有个历史事件叫“衣冠南渡”嘛——在那个年代唯有士人才可以戴冠，所有还有个专门用来指代他们的词汇，叫“冠族”。所以在西晋灭亡后，北方汉人大规模的向长江以南迁徙，其实都是士族发起和领导的。而且逃到江南以后，他们也不肯苟且偷生，而是拼命的想北伐、想打回老家去，为此还引发了与江南士族间的土客之争。

因此东晋时期发起的北伐，基本都是由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这样的北方士族发起的。而司马氏皇族以及江南士族，要么没能力，要么没兴趣，基本没有任何存在感。

而那些故土难离的北方士族，则在胡人掀起的一轮又一轮屠杀中损失惨重。许多传承数百年的根深蒂固的大家族自此衰落甚至消亡，亦不鲜见。但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与胡人合作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候的汉人，骄傲得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但不知是否该感到遗憾的一个现实是，甭管是南渡后再北伐，还是坚持“敌后斗争”，那些骨头最硬、意志最坚决、斗争最激烈的，往往也是死得最早最快的。几十、上百年过去，还留存下来的，大多都是对华夷问题的态度不那么坚决，愿意妥协的那个群体了。

尤其是从刘渊到元宏，但凡头脑清醒的胡人君主都在大力拉拢、抬举士族。到了北魏一统北方以后，像弘农杨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顶级世家逐渐的对凭借武力驱逐胡人、重建像秦汉那样的汉人帝国失去了信心。有他们做表率，于是越来越多的士族门阀开始在北朝出仕，并与鲜卑贵族联姻。

像自称弘农杨氏和陇西李氏出身的隋唐皇族均是如此，以至于至今还有些拎不清的人将这两朝视为鲜卑政权。

但隋唐两朝其实对此非常敏感——自打立国以后，皇子皇孙再想娶个胡人老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像晋元帝司马睿那样娶个鲜卑女人，结果生出个“黄须鲜卑奴”（晋明帝司马绍）的故事，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但历史，已经在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走进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分岔口。在那四百多年的时间里，汉人与胡人相爱相杀，最终搞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到最后不分彼此。

像是匈奴人、鲜卑人、高句骊人、相当一部分突厥人等等可能多达数十个大小民族，都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消失了踪迹。那么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当然不会被杀光了，也不可能全都迁走，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融入了茫茫汉人之中，谁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之所以被汉人融合，文明的差距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人口规模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只能是大鱼吞小鱼的结果。

可汉人虽然能融合掉胡人，却也难免被胡化。因此打此以后，秦汉那样的“纯血”华夏王朝，就再也不可能复现了。

就像汉人本无跪礼。朱元璋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制定《大明集礼》，也在大力恢复汉族传统礼仪，力图“复衣冠如唐制”（《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二月壬子》）。但问题是可能他老人家高高在上的俯视着一大堆臣子高高的撅着屁股、以头抢地的那种感觉实在太好，所以契丹人耶律楚材给蒙古人窝阔台发明的那个胡跪，就怎么也舍不得废除掉了。

所以真想回到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