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西汉初年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一直是研究西汉历史的大热门，至于爆发“七国之乱”的原因，更是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公子认为，七国之乱并非是蓄意谋反，而是汉景帝、晁错过激的“削藩”政策，才是这场叛乱的根本原因。

西汉初年疆域图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起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这场叛乱对西汉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导致了诸侯王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更导致了汉初施行的“郡国并行制”向诸侯王国向郡县化转变。

因此，搞清楚“七国之乱”的真正诱因，也成为研究西汉历史，研究西汉政治体系的关键因素。探寻“七国之乱”的真正原因，就要清晰两个基本问题：

吴王刘濞是否早有反心，这场叛乱是否是准备已久的造反。晁错判断的削藩会反，不削藩还会反的判断是否得当。如果不施行过激的削藩之策，继续施行文帝时期温水煮青蛙之策是否能避免这场动乱。

公子通过研读史料，发现传统意义认为的吴王早有反心，晁错的削藩之策，不过是吴王刘濞起兵造反的借口，这样的论断过于牵强，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得出个人结论是，汉景帝和晁错的“削藩”之策过于激烈，釜底抽薪，逼的吴楚等诸侯王为求自保，人人自危之下才不得不反，这才是这场叛乱的根本原因。

始于汉景帝分封诸子

高皇帝刘邦八子，汉惠帝刘盈继位为帝，剩下七子在刘邦活着的时候，通过剿灭异姓诸侯王就完成了分封。汉惠帝没有留下子嗣，就没有分封问题了。汉文帝四子，汉景帝刘启继位为帝，只需要分封三个儿子，问题不大。

汉景帝 剧照

而到了汉景帝时就不行了，除了一位皇位继承人，还有十三个儿子需要分封。在“七国之乱”前，汉景帝通过收回收回绝嗣除国的诸侯王土地，分别封刘德于河间，封刘彭祖于广川，封刘阏于临江，封刘馀于淮阳，封刘非于汝南，封刘发于长沙。但剩下七子的封地就一时没法解决了。如果按照旧制一位诸侯王封三郡之地计算，朝廷就需要拿出二十一郡才能把剩下的七子全部分封。

当时受朝廷直辖的只有十五郡，这十五郡是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还包括皇后、公主的封邑和列候的食邑。因此这十五郡不可能划出去分封。汉景帝就面临着不封无法安置剩余诸子，分封无地可封的难题。因此汉景帝就把目光瞄上了现存的诸侯王身上。

汉朝初年，全国有五十九郡。自开国以来分封的十个诸侯王就占据了四十二郡，全部人口加起来有八百五十余万。而当时的全国才一千三百余万。即使经过变故，在汉景帝实行“削藩”前，各地诸侯王还占据着三十八郡。朝廷和各地诸侯王相比，无论是土地，人口，经济实力，都处于劣势。

于是汉景帝考虑到，削夺当前诸侯王的封地，既能解决剩余诸子的封地问题，又可以消除当前诸侯王带来的隐患，一举两得。还有这些诸侯王们和汉景帝一脉的血缘已经疏远，动起手来毫无顾忌。

汉景帝和晁错 剧照

因此，无论是出于分封诸子的现实考虑，还是消除隐患的长远考虑。晁错所上的《削藩策》都是汉景帝所需要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朝廷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没有分封的七个儿子，除了短命的临江王，全部分封在吴楚两国的故地。以此，这也说明了汉景帝诸子分封和吴楚七国之乱存在很深的因果关系。

汉景帝、晁错操之过急，

中央朝廷和地方诸侯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汉景帝一朝才有的现象。便观整个古代这种现象不绝于史。问题的关键在于朝廷如何处理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当，地方诸侯王可以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反之，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战乱不断。

在如何对待诸侯王问题上，汉景帝当时有三个选择：

继续实施汉文帝时期，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等着诸侯王绝嗣除国，朝廷收回封地。或者诸侯王骄奢淫乱，违犯制度律法时，名正言顺的夺其封地，除其爵位。采取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强行削藩，从根源上彻底解决。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而亡邪心”。就是让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再分割封给自己的子孙，到无地可封时截止。这样诸侯王的封地越分越小，歪心思也就随着实力变弱而胎死腹中，解除了对朝廷的威胁。

吴王刘濞 剧照

更因为诸侯王分出来的土地，是给了自己的子孙，而不是给外人。从而避免了和朝廷的敌对。汉景帝如果继续施行这个策略，还能以此让自己的儿子参与分割，从而获取封地。而汉武帝时期颁布的《推恩令》就是在这一策略的基础上加以完善的，由此可见这一策略是最为稳妥有效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也较为稳妥可行，正如汉景帝继位初期的做法，收回绝嗣诸侯王的封地，可以逐步解决封地不够的问题，还能起到消除隐患的作用。等到诸侯国内部出现问题时，朝廷占据大义，以“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之名除其王爵，收回封地。等待时机，逐步蚕食，避免国家动荡。

而第三种采用晁错的削藩之策，首先就违背了先帝的成法，在以孝治国的西汉，一旦实施起来，不仅会招来朝野和地方的非议，更会使汉景帝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另外，必然会逼反诸侯王，使诸侯王同仇敌忾反叛朝廷，战争将无法避免，稍有不慎就有亡国之祸。

但是汉景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晁错的削藩之策。也许，在他看来，前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并且耗时日久，成效难料。晁错当时在朝廷的权势如日中天，身为汉景帝的潜邸之臣，根据汉景帝的心理需求，提出削藩之策，这也有很大关系。

晁错 剧照

据《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因精通谋略，被汉文帝拜为太子家令，又因为能言善辩被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视为谋主，言听计从。汉景帝继位后，任命晁错为内史，位列九卿。经常向汉景帝单独建言，每次都被汉景帝所采纳。以致使当时朝廷的政策法令很多都是晁错制定的，这就让朝廷的许多公卿大臣不满。

晁错掌管的内史与太上庙比邻，出入需要绕行很不方便，晁错竟然擅自在庙墙上开了两个门。丞相申屠嘉知道后大怒，欲请奏汉景帝让廷尉诛杀晁错。晁错闻信后连夜进宫面见汉景帝。这等近似挖祖坟之事，汉景帝反而为晁错辩解：“只是把外墙毁了，没有损坏庙垣，没有违反律法”。申屠嘉大怒，随后就“遂发病死”。除去申屠嘉后晁错更加尊贵，马上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晁错向汉景帝进献《削藩策》，明确指出：“吴王刘濞早有反心，今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并且指出若不施行将“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对于这种政治风险极大的政策，汉景帝还是心有顾虑。于是就召集公卿、列候、宗室廷议。结果就是只有窦婴“不识时务”，据理反对，其余人皆是“莫敢难”。毕竟丞相申屠嘉还尸骨未寒，前车之鉴，谁敢得罪晁错？窦婴因此而得罪晁错，如果不是吴楚七国发难及时，恐怕也难逃毒手。

魏其候 窦婴 剧照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计策如果是别人提出的，汉景帝很可能认为献策者是包藏祸心，不予采纳。即使召开廷议，群臣也必然反对。这种风险高把握小的计策如何能作为国策。再者这个计策一旦施行，必然引起皇室内部混乱，危及公卿大臣的身家性命。另外，众诸侯王们在朝廷安插的耳目，或者交好的大臣必然坚决反对。这样的话，即使汉景帝也必然无法强行实施。毕竟先安内，再攘外。

事情发展的结果就是，在汉景帝和晁错的强强联合下，使“削藩”之策迅速实施。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借淫乱、藏匿盗贼、僭越规制等各种罪名，先后剥夺了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印的六个县。并且越演越烈，当要剥夺吴王刘濞的会稽郡、豫章郡时。矛盾彻底爆发，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和朝廷兵戎相见。在朝廷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汉景帝先杀晁错，消除吴楚七国起兵的借口作为缓兵之计。战争开始晁错就成了牺牲品。

西汉初年爆发的“七国之乱”朝廷和吴楚联军用兵线路图

值得一提的是，晁错的父亲听闻晁错所上的《削藩策》时，特地从老家赶到长安，当面斥责晁错：“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当看到晁错依然坚定削藩时，晁错之父随即服毒自杀。虽然晁错之父的这一行为有为自己家族着想的成分，也透露出了民间对此事的看法和态度。如果晁错之父在乡间听到都是好话，也不会千里迢迢赶到长安，当面训斥晁错，无果后服毒自杀了。

“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主父偃 汉

“吴楚七国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不反”。“濞以壮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宽之数年，濞之墓拱，则首难无人。错不忍数年之缓暇，欲急具攻，而踯躅为之，身陨国危，取天下笑”。——张燧 明

由此可见，汉景帝和晁错的操之过急，轻率行事，是导致“七国之乱”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汉景帝初期，七国之中只有吴国实力最强，也只有吴王刘濞有号召力，在众诸侯王中最具威望。赵王、楚王、齐地四王都是平庸之辈，并且胸无大志。当时刘濞已经是花甲老人，时日无多。完全可以等刘濞死后，再行谋划。

平定“七国之乱”的名将—条候周亚夫

更何况对待吴王刘濞的问题上，还可以遵循汉文帝时的旧例，“削起雄心而待其自敝”，采用以静制动，待机而动，绝不率先发难的策略。汉景帝任用周亚夫、窦婴为将平定“七国之乱”后。最终还是回到了，汉文帝时期执行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旧制上，再无反复。由此也说明当时施行的强制“削藩”之策并非明智之举。

七国并非早有不臣之心，蓄意谋反

强制“削藩”主要是因为吴王刘濞蓄意谋反，后来吴王刘濞率领其余六国反叛，似乎证实了晁错的判断的准确性。当时汉景帝和晁错认定吴王刘濞早有谋反之心主要有三个理由：

“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为造反储备资金“诱天下豪杰”。为谋反进行人才储备“诈称病不朝”。无视朝廷法度和天子威严

在刚爆发“七国之乱”时，汉景帝曾经召见过袁盎。这位做过吴国丞相的老臣，当时就对以上三点做过反驳和解释。吴国确实有煮盐、铸铁之利，但并不足以使天下豪杰归附，跑到吴国的人都是一些，没有产业的流民，到了吴国之后也是干的最辛苦的粗活。

煮盐、铸铁发展地方经济，免除境内百姓赋税，响应朝廷政策，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富强做出贡献。如此利国利民之事扯到蓄意谋反上是不成立的。至于吴王刘濞长期“称病不朝”，原因还是汉景帝做太子时，因为一盘棋把吴王刘濞的太子给杀了。当时汉文帝因不占理，就体谅了刘濞晚年丧子的心情，加上年老，就赐予王杖，免于朝见。既然汉文帝时期就有旧例，当时刘濞的年龄更大长途颠簸，免朝也在情理之中。

再以当时的局势来看，文景之时开创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在此之前因长期战乱，民心思定，这时起兵反叛根本没有群众基础，于中央朝廷对抗更是以卵击石。

同时，通过经过文帝、景帝两代皇帝推行“以亲制疏”的政策，已经培养了一批新的至亲诸侯王拱卫朝廷。而以吴楚为代表的旧封诸侯王势力正在逐步衰弱。

另外，济北、淮南之乱的结果，证明了朝廷平定诸侯王叛乱的军事实力和坚定决心。对于这些因素，吴王刘濞不可能没有考虑过。因此，刘濞纵然有谋反之心，也绝不会在局势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仓促起兵，以致使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更何况此时的刘濞并没有老到昏聩的地步，从《史记》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位二十岁封王，领三郡五十三城，并将其治理到令朝廷忌惮地步的诸侯王，并非资质平庸之辈。刘濞与文景两帝斗智，起兵时号令诸侯王共同举事。也可以从中看到刘濞晚年时仍然神志清晰，极具谋略。所以没有被逼到绝路，刘濞是不会做出如此不智的决定的。

汉景帝和晁错施行“削藩”之策时，要强行剥夺吴国的会稽郡、豫章郡，而这两个郡是吴国的根基，有一就有二，下一步也许最后一个郡也保不住了。在朝廷的釜底抽薪之下，吴王刘濞为求自保，被迫联合其他被剥夺封地的诸侯王，向朝廷起兵宣战。至于朝廷诛杀晁错之后，七国并未罢兵。是因为既然已经背上犯上作乱的罪名，再加上汉景帝的刻薄寡恩。即使罢兵也没有好下场，还不如继续下去拼一拼，也许还有攻入长安的可能。

西汉“七国之乱”时军队作战 剧照

从吴楚七国仓促起兵，因准备不足，仅三个月就被平定中看以看出，在“削藩”之策实实施后，起兵响应的六个诸侯国，都是被朝廷强行“削藩”，剥夺封地，触及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史记》中明确记载，在朝廷“削藩”波及吴国时，刘濞才派人联络共同起兵，并且此时的胶西国内还意见不统一。

值得一说的是，在平定“七国之乱”时，文帝、景帝两代帝王新封的诸侯王，在平叛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梁王刘武出力最多。说明朝廷新封的诸侯王势力足以制衡旧封诸侯王，只要不是朝廷决策出现重大失误，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叛乱。

公子结语

汉朝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只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郡县制的施行是大势所趋。并且汉景帝最终平叛成功，就认定吴王刘濞是蓄意谋反。更不能断定“晁错”削藩之策，越早实施越好。公子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虽然只有三个月就被平定了。却是可以完全可以避免的叛乱的发生的，只因晁错当时权倾朝野，无人敢于反对。汉景帝偏听偏信，君臣二人急于求成，力求快速解决诸侯王问题。才最终导致了这场叛乱的发生。

如果采用“重建诸侯去其力”的稳妥政治手段，分化瓦解。也不至于发生战争，完全可以和平有效的解决诸侯王问题。历史证明汉武帝时期，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上完善的《推恩令》才是解决诸侯王问题的最佳手段。而不是盲目“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