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军共评定了64位准兵团级将领，就55年授衔情况来看，准兵团级的基准军衔为中将，这64位准兵团级将领有54位授中将，仅有1位授上将，4位授少将，5位未参加授衔。

贺炳炎上将是唯一的准兵团级上级，1952年贺炳炎时任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单就所担任的职务而言，为正军级，不过根据52年定级的规定，时任职务满三年者可高评一级。

而在1949年初全军统编时，贺炳炎便已开始担任第一军军长，而到1952年评级时已担任第一军军长三年多了，正军级的上一级便是准兵团级，因而贺炳炎被评定为准兵团级。

全军虽在1955年才正式授衔，但在1953年总干部部就开始着手评衔工作，至1955年9月正式授衔期间，授衔名单曾多次调整，贺炳炎授上将的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

在1953年最早的拟授上将名单是没有贺炳炎的，按照总干部部最早的议定结果为红二军团在上将名单中有2位，分别是正兵团级的许光达、副兵团级的廖汉生。

但到了1955年初，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等的主动辞衔，55年授衔便有了项不成文的规定，转入地方的干部原则上不参加授衔，这一调整使得原拟定的将名单中出现了不少空缺，于是许光达作为红二军团代表改授大将，贺炳炎则递补进入拟授上将名单。

而不久中央又两次对拟授名单进行缩减，贺炳炎、廖汉生先后被从拟授上将名单中拿掉，这使得拟授上将名单中没有红二军团代表，在正式授衔前夕，中央考虑到这一点，并决定在上将名单中增补一位红二军团代表，最终敲定的人选是贺炳炎。

而4位被授予少将的原52年准兵团级将领分别是袁也烈、段苏权、陈沂、解方，其中袁也烈在1955年2月调整为正军级，实际上袁也烈是位老革命，早在1925年就担任了叶挺独立团连长，南昌起义时是起义部队营长，建国后又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员。

按照他的资历是完全符合授中将条件的，但由于在红军时期他有一段在上海被捕的经历一直未调查清楚，他的级别在1955年2月被调整为正军级，因此在1955年9月仅授少将军衔。

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宋裕和、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原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周文龙、原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周骏鸣、原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凯5人在1952年均定级为准兵团级。

但由于宋裕和调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张致祥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文龙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周骏鸣调任水利部副部长、张凯调任卫生部副部长而未参加55年大授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