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字狱由来已久，著名的有乌台诗案、《明史》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胡中藻案等等。即便是在“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杀文官的宋朝尚且出现苏轼的乌台诗案。“苏轼下御史狱，势危甚，无敢教者。安礼从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录录如此，其心不能无触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卿第去，勿漏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者缘以害卿也。’李定、张璪皆擿使勿救，安礼不答，轼以故得轻比。”

后来到了明清，统治者有时候感到一些自卑，或者出于政治需要也会掀起一些文字狱案件。胡中藻案就是其中一个借刀杀人的文字狱。胡中藻案里面载有的很多诗文都被公布天下，那么这部诗集中到底都要哪些悖逆之言呢？作者胡中藻又是不是被冤枉的呢？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号“坚磨生”，官至内阁学士，又兼侍郎衔，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乾隆初期，鄂尔泰和张廷玉有嫌隙，朝臣中便各依门户互相攻击，形成了鄂、张两党。尽管党争没有给乾隆初年的政局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自从鄂尔泰、张廷玉去世后，这种争斗持续发酵，两派人物继续倾轧，逐渐形成了满党与汉党的争斗。这就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觉，为了杀一儆百，清高宗将胡中藻抓了个典型，并以此来整肃朝纲。胡中藻平时以鄂尔泰高足自居，又与鄂尔泰之侄鄂昌密交，对张廷玉派的官僚视若仇敌。他出过一本文辞险怪的《坚磨生诗钞》，这给清高宗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可以从诗集中随意罗织字里行间的“狼子野心”。

乾隆二十年（1755年）年初，高宗借群臣进贡方物、祝贺自己45岁寿辰之机，下谕旨训诫众臣。他说：“徇情曲庇向为党援门户之肇端，过去皇考洞悉此等陋习，曾大力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各案。今竟有人胆敢故态复萌，朕非不能执国法以警奸顽，大小臣工应引以为戒。”高宗的话语中暗含杀机，并将正待追查审讯的胡中藻案定性为与查吕案相同，明示了他此举乃是借机振刷派系门户之陋习。如此大造舆论之后，高宗开始采取行动。

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钞》的诗集。“坚磨”一词出于《论语・阳货》，意思是为坚硬的东西，也可理解为洁白的东西，虽经过污染仍不会变黑。而且胡中藻还以“坚磨生”自号，这让清高宗感到什么不满，上谕问他“是何居心？”所以，单就这个诗集的名字来说，罪名也够胡中藻受的。

首先，派人连夜赶到江西新建逮捕胡中藻；其次，由军机处寄发密谕，命将胡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之诗36首密封，专差驰送京城；再次，密令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寓所，封固其与胡往来应酬的诗文、书信及其他讽刺朝政或嘱托公事的文字，并迅速解京；最后，命军机大臣等提讯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并刊刻的侍郎张泰开。三月十三日，一切准备就绪，高宗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召集到驻跸的韩村行宫聆听面谕。他说，经过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臣民咸之警惕，不意仍有出身科目、厕身清要而鬼蜮为心者，借诗歌吟咏，而肆其悖逆诋讪。最后，他点出此乃胡《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高宗曲解为：“浊”中藻所为，并一一细数其罪状。字加在国号“清”之上，肺腑难测；将“下眼训平夷”句，误解为巧骂皇帝识力卑下；“记出西林第一门”句，又被别解为“攀援门户恬不知耻”，如此等等，纯属望文生义，皆成罪证。最后，高宗声色俱厉地说出了大兴胡案的必要性：“数年以来，并无一人参奏胡中藻，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

再来看看他的诗句，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将“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上，虽然胡中藻的原意，无非是因为“清”字是韵脚，“浊”字是仄声，只好颠倒一下，这在诗词中十分常见。不过，他身为朝廷官员应该是具备政治嗅觉的，如果谨慎一些，这样的造句总是可以避免的。清高宗表示：“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居心？”

还有“斯文欲被蛮”和“与一世争在丑夷”这样的句子，这胆子就太大了。“蛮夷”、“夷狄”、“虏”这样的字眼，清人最为敏感忌讳，却不知胡中藻如何能糊涂到这个地步？

爱新觉罗・弘历

清朝统治阶层对汉人用狄夷等字样，一向深怀戒心，就是“南”、“北”两字，也不能任意并提。如胡诗中“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怒窍生南风。”清高宗在上谕中就责问他“意所何指？”因为胡中藻是南方人，由于南明在清初曾和朝廷对抗，故而引起清高宗的猜忌。

其实，胡中藻诗中不乏颂圣之作，高宗硬说他鸱张狂吠地攻击清朝及当今皇帝。结论已下，谁敢为之辩？高宗欲以此案借题发挥，围歼威胁皇权的朋党势力，这就决定了胡中藻在劫难逃。高宗说得明白：“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合，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可见向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自诩的高宗，这次实际上以“朋党责人”为名惩处胡中藻等人。

在《坚磨生诗钞》中还有许多违碍的诗句，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东西。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等。

胡中藻以翰林提督学政，本是钦命之官，为何所作之诗句如此怪癖？这里面自然有他对当时开科取士的讽刺，对清朝的统治有所不满，但表现出来的意思却极为隐秘，因此也就引起疑忌。清高宗在上谕中指责他奇险怪诞，也是事实，有些诗确含牢骚。

昭梿在《啸亭杂录》中也说：“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朋党论》戒之。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故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其实胡中藻一案，清高宗的本意是要打击党争，而这些违碍的诗文刚好成了治罪的借口。

胡中藻案是当时兴师动众的大狱，牵连极广，仅是记录的档案就多达二万多字。高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滥杀牵连之人，乾隆二十年（1755年）四月十一日从宽斩决胡中藻；其弟胡中藩免缘坐；其母年已八旬也免其缘坐，且留下胡之贵财百金供其养老之用；出资刊刻之人张泰开免予治罪释放，仍在尚书房行走戴罪暂用。而与此案有涉的鄂昌却没有这么幸运了。鄂昌为鄂尔泰之侄，任甘肃巡抚，与胡中藻唱和往来，情趣相投。其罪名皆以种种捕风捉影之事罗织而成，与胡中藻之罪名如出一辙。最后，鄂昌以“纯属满洲败类”，“从宽赐令自尽”。

鄂昌是清代罹文字之祸的满族人中官品最高的一个，他代表着满族的一种倾向：仰慕汉文化，甚至集种种汉人之习于一身，这是高宗重惩鄂昌的深层次文化上的原因，诚如高宗所说：“今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律照鄂昌，严惩不贷！”因胡案而被株连的还有鄂尔泰、史贻直和鄂容安等人，均给予惩处。从表面上看，胡案似乎只打击鄂派势力，实则包括鄂、张两派在内的大小臣工尽皆震怖。高宗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鹰犬，视张廷玉等为寇伍；而张廷玉所用之人，也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从此以后，鄂、张的政治势力得到清除，高宗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