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浩在息烽监狱搞“改革”时，去动员车耀先出来做工作修养人。因为狱中党支部对此事已有明确的态度，车耀先就假装很乐意，但他不等周养浩给他“安排”工作，就抢先说: “我是个军人出身，少年时家境贫寒，读书不多，很想借坐牢的机会多读一点书。请给我安排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周养浩听到这个要求后，一想:图书室是属于“教务所”的一个单位，教务所的职员几乎全是在押人士担任，而绝大多数(总共20多人)非军统分子，为了以防万一，可派一个在押的军统特务作为助手和车一起工作,实际上就是暗中监视车的言行,这个主意打定后，为了拉拢车耀先，当即答应了车耀先的要求。 车耀先当了图书管理员后，做了两步工作。 第一步工作，就是将图书室所有书刊，有几千册之多，全部修补整理; 第二步工作，就是利用周养浩伪装民主说过的话，周养浩说:“增加精神食粮，即使有不同言论也有帮助于辨别能力”。车耀先就利用周的这句话，将入监犯人被查扣的进步书刊，几乎全部编号出借。至此，在军统特务的集中营里，竟然出现了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著作。 车耀先对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投入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图书室里越是进步的书，借的人越多，纸张又很坏，书面很快就破了。车耀先就一页一页地，一本一本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它补好。 车耀先深知，对于一个政治犯，被长年禁闭在黑牢里，最为关心的莫过于了解时局的发展，他决心要利用现有的条件为难友们开辟信息通道。之前，图书室里只订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贵州日报》，这种报纸，难友们都不要看。自从车耀先到图书室后，想方设法增订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如《大公报》、《华西日报》、《观察》杂志、《时代》杂志(苏联杂志的译本)等，这些报刊在当时算是进步的，有时能透露一些《中央日报》封锁的消息。这样，看报和借书的人就多起来，久于坐牢的难友们，通过图书室能知道狱外较真实的情况，能提高修养和理性认识，把握住时局发展的脉搏，增强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面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其中指出姓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四人。当时连《中央日报》也刊登了这条消息。 蒋介石面对毛泽东提具的名单，哼哼哈哈地不知所云，并随口说罗世文，车耀先二人早已处决。戴笠为掩盖真相，立即密电周养洁，指示他将罗、车二人改用张世英、田光祖的化名、隔绝与外界的接触。 1946年7月，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连同其他一些政治犯从息烽转押至渣滓洞监狱，特务们深知罗、车二人在四川的关系极多，害怕他二人的消息传出去，将他二人关押在重禁闭室，连放风的自由都没有。 1946年8月18日刚吃过午饭，一个特务拿了两张飞机票，跑到渣滓洞监狱放风坝高声嚷嚷; “恭喜张先生、田先生!接上峰命令，您二位马上转移到南京、蒋委员长要召见你们，然后就可以自由啦!” 然后转到罗世文、车耀先的牢房: “请二位先生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跟我走!” 罗世文、车耀先听了后，长期地下斗争中培养出的高度敏锐，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罗世文立刻从一本俄文册子上撕下一页，急速地给党写下了最后的留言: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世文 八月十八正午" 特务一个劲儿地催促罗、车二人赶快走。罗世文、车耀先不加理睬: “慌什么?我们还要跟朋友们告别呢!” 关在楼下二室的宋绮云、韩子栋等正在议论特务刚才大声嚷嚷的话的含义，不知是祸是福。看到罗、车二人走到门口，纷纷透过牢门与罗、车二人握手。看到长期共同战斗的难友脸上那复杂的表情、罗、车二人心里也不禁有些凄楚，但他们抑制住了内心那么一点点的“闪念”，跟难友们一一握手道别。在跟韩子栋握手时，罗世文乘机将刚才写的纸条塞进韩的手里:“老韩，你们多保重!来世再见吧!” 1955年，人民政府根据群众检举，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刽子手之一杨进兴捉拿归案，根据杨进兴的口供，才找到了罗、车二人的遗骨。人民政府将二烈士遗骨就地合葬，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