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渣滓洞监狱，难友们非常善于相互团结协作，运用集体的力量与特务作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反抗特务的残害和虐待，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声援人民解放战争。这些斗争活动，曾在渣滓洞关押过的张大昌在1985年4月出版的《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科学版》上，作了较系统的回忆。 1948年5月的一天中午，特务照例让伙房挑出菜饭摆在内院放风坝子上，特务管理员吹哨子叫各室去人打饭菜，各室却毫无动静，任凭特务一再叫喊，也无人出声。原来这是在几个共产党员的组织下,发动难友为抗议特务贪污伙食费而举行的绝食斗争。 渣滓洞监狱有一个由政治犯推选成立的伙食委员会，伙食委员可以查阅伙食账目。由于特务事务员不会写帐，要从政治犯中找一个写帐的人，大家就推举楼下一室的仲秋元去作。仲秋元于1947年6月被捕，特务一直未查出他的共产党身份，因此他在狱中仍以重庆三联书店经理的面目出现。 1948年5月，他从伙食账目中知道上月伙食有节余，而特务事务员却没有按规定拿出来为大家改善伙食，他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伙食委员张怒涛。张怒涛为人耿直，当即以伙食委员身份去质问特务事务员，并要求查账。特务事务员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张怒涛，还出手打他。楼下五室的何雪松在风口望见，便大声喝道:“不准打人!”其他囚室的难友也随声呼应，一起吼起来，顿时，喊声天。本来，特务大肆克扣粮食和菜金，大家早已十分气愤,现在见他不但拒绝查帐，而且还殴打要求查帐的伙食委员，政治犯们的愤怒一下便激发到不能克制的地步。 这时，和何雪松同关楼下五室的有田一平、胡春浦、肖钟鼎、李子白等，他们都是因“小民革”搞地下武装而被捕的。其中，田一平于1947年6月被捕，那时他在办中国民主同盟掌握的报纸《华西晚报》，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其实他是在四川军政界中搞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春浦，1935年入党后曾受过中共中央保卫部门办的“特科”情报工作训练，被捕前在成都开设“大有字号”，经营煤炭生意，为党筹措活动经费，掩护身份是私营商号的老板。 胡、田二人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和肖中鼎、李子白、何雪松等研究了当时狱中斗争形势，认为难友长期对坏伙食的不满情绪已经因为特务事务员贪污行为的暴露和打人行为刺激得异常高昂，正可以借此时机发动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以打击特务的气焰，争取改善伙食和生活环境，还可以提高难友们的团结性和斗争性。几个人商议后，即分头串联各囚室的难友，并约定好了停止绝食的条件。 特务管理员见无人出来吃饭，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去报告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李磊长得体厚肉肥，面色潮红，而那张长了许多猩红斑点的脸型却是两颊下陷、下巴尖削，酷似猩猩面孔，难友们就取了一个外号“猩猩”。李磊平时在难友们面前总是装出一副假模假样，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的监狱所长，他自称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慈善家。李磊把各室室长请到办公室，他假笑着对大家说，他对发生这样的事情很难过，承认事务员不该打人，要求大家回去劝说难友停止绝食。各室室长就把事先约定的条件提出来: 1.尊重伙食委员职权，公开伙食账目,不得克扣粮食和菜金: 2、糙米难吃，要把糙米换成熟米——可由各室的人轮流舂米、风净; 3.不得打骂和侮辱政治犯; 4.撤换打人的特务事务员。 李磊瞪着眼听完条件，沉思半晌，才含糊地回答可以商量,但又推却说用人权在二处，他无权换人，说完就叫大家回牢房去。 各室室长走后，李磊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个圈，他暂时不敢把这事向上报告，犯人闹事，是因为管理人员有贪污行为，这点，李磊作为所长心里很清楚，那个特务事务员平时给他家里“孝敬”过不少不明不白的钱物，而他一贯是睁只眼闭只眼，如果报上去，追查起来脸上实在不好看。当然，实在不行，他也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往那个事务员和老婆身上推得一干二净。想到这里，他立即吩咐手下将饭菜热一下，另外再加炒一个回锅肉抬到内院坝子里。特务们又吹哨子叫各室去打饭，但仍然无人出来应答。李磊只好电话报告二处，并请示行止。 徐远举听了也觉头痛，又气又恨。气的是自己手下这帮混蛋，只知贪污腐败，全然不把党国大事放在心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恨的是这些革命者被关在牢里还不老实，居然聚众滋事。他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以他的德性,真想一炮把渣滓洞轰为平地，但又怕为一点小事把事情弄大了不好收场，只好在电话里把李磊大训一气，讲了一通攻心为上、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指示李磊先答应条件，来个缓兵之计，过后再清查暗中是哪些人在捣鬼。 李磊心中有了数，就又把各室室长请来，表示接受难友们提出的各项条件。这次绝食斗争就这样取得了胜利。虽然事后二处派人提出几人去审讯，追查谁是绝食斗争的发动者，但却毫无收获，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特务事务员被撤换后，难友们开始轮流垒谷子，大家都乐意轮到自己垒谷子，因为拉石滚、绞风车和上斗都能活动筋骨，同时坝上的空气也新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