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的记录:韦德福挖穿地牢/黄显声虎入笼中威不倒/罗世文、车耀先高扬我们的旗帜/许晓轩宁关不屈/韩子栋装疯逃走/宣灏提出最后的请求/周从化仗剑虎山行/罗广斌制作五星红旗/王朴献金从容就义/王振华、黎洁霜四口殉难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屠杀。 1949年11月27日晚，秋风凛冽，雾障暗浓。 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的树丛中，几个特务押着一男一女往林丛深处走去。那男的约有40岁，很瘦弱，有点背驼，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小孩;那女的有30来岁，同样很衰弱，也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他们在特务的驱赶下，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消失在松林坡的夜幕中。 树林深处，随着低沉却有力的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传来四响尖厉的枪声，撕破了歌乐山的静谧······ 在“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1950年登记编制的名册上，有一页简单地记录着这一男一女的情况: “王振华，男，40岁，东北人，托派。1942年在渝被捕，旋因搜出信件，将其爱人黎某亦捕来。狱中生活勤苦，前一时期思想还是托派，后渐转变，最近一年思想已完全接受了真正的共产主义。” 在这张登记表的附页上，除了记录着王振华的简况外，还记录着: “黎洁霜，广西人，托派。王的爱人，狱内表现坚决。带着两个小孩，又有病，生活凄苦，但未屈服过。” 王振华又名王树本。1909年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之手，王振华流亡到关内，有家不能归，对日寇十分仇恨。 1934年，王振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那时，北大学生联合会中有托派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王振华就像曾与他同事的赵芳举所说: “王振华为人刚直，秉性倔强，思想幼稚而偏激。当时，极左思潮对他不断地冲击。在托派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了思想政治生活的起步。就这样，王振华走上了一条艰苦曲折而坎坷的道路。 后来，他串联了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坚决要求抗日，结果被北大开除了学籍。此后，他转到上海，继续宣传抗日救国，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后出狱，在上海从事托派的组织工作。由于他在抗战问题上的主张背离了托派的政治纲领，与托派中央发生了严重分歧，被勒令离开上海，出走香港。 在港期间,王振华与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黎洁霜相识,彼此倾慕，遂为知音。不久，王振华和黎洁霜回广西梧州，1941年初，到重庆《新蜀报》当记者。 在重庆，王振华经原北大几位同学的推荐，参与和领导重庆的托派组织“重庆地委会”的工作，负责编辑油印的内部刊物《工人呼声》。这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托派思想体系，但着重宣传抗日救国。他的文章，文笔流利，富有感召力，很受当时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欢迎。 王振华在“抗日”、“反蒋”、“救中国”的信念支持下，对托派的工作倾注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甚至甘冒任何危险。赵芳举回忆： “王振华的大胆沉着，叫我感到吃惊。《工人呼声》的散发,多半都是他亲自出动。 一次,我们俩一共带了30多份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大去散发，他说‘咱们的刊物出得不易，送出去要本本收效才行。’ 我们以会见学生为名，进入了中央大学学生宿舍区，学生都去上课了。在一长排厕所的半墙上放过几本之后，我们又转身进了宿舍弄道。他从宿舍的后窗翻进房间，把刊物放置在学生的枕头下面，连翻十余个房间。我说:‘危险哪!’他却说:‘怕什么!’ 这次散发的是《工人呼声》第三期，天气已经热了，他穿的是从复兴面粉厂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的一套旧的草绿色中山服，这天是第一次穿上。 回到城里，我们走到陕西街赣江街口，正要右转下坡，对面走来两个武装宪兵，一瞬间，我已想到最坏的结果，我和振华身上都剩有几本《工人呼声》。我走在他的左侧，他用手指抵着我的右腹部向后一顶，在人流中我跟他拉开了约五尺的距离，向左边一闪，宪兵上来了。 一个宪兵指着王振华的胸膛:‘你是军人吗?’ ‘不是。’ ‘为什么穿军服?’ ‘不是军服，是朋友送我穿的，这是中山服。’ ‘胡说!脱下来!’ ‘我里面没穿多的衣服，脱了咋好回去。我回去染了就是。’ ‘好吧，来!我先给你染一下!’ 宪兵把王振华拥进了对面的茶馆，拿了帐房柜台的毛笔，把他满身画的像虎皮一般，走出茶馆，惹得路人一阵大笑:‘缺德!缺德!’我们回到住处，才算松了一口气。当时只要脱下上衣，扎在腰上的刊物就全暴露了。” 王振华参加托派组织，是基于托派的政治纲领符合自己偏激的极左思想，但他的本意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世界，投身到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遇事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判断，虽然大多是站在极左的立场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他因此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而作为托派组织的指导思想却是空泛、机械、教条、不切实际的伪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矛盾愈是深入实际就愈见明显，这就使王振华在组织上与托派中央日趋分裂，更使他在思想上日益苦闷。赵芳举回忆: “国内国际形势不断发展、托派中央前后对形势的分析和估计，逐渐明显地偏离了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被僵化了,被教条化了，死搬硬套、不顾实际，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 《工人呼声》原定原则上每月一期，或根据具体情况略予提前或后延，可在第四期以后，已成无定时地延期出刊了。我曾以试探的口气就教于王振华:‘中央的分析和估计与形势的发展似乎有所偏离，你看?’王振华手里摊着《新华 日 报》，又看了一阵才说，‘是啊，不过也不能只看一事一时······’ 王振华每天搁笔看报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新华 日 报》每天必看，对《工人呼声》的编写，就象很费斟酌一样。······《工人呼声》初期活跃的气氛似乎消失了。······ 王振华思想的潜移默化，我已感觉到了，什么程度，我摸不准。他不是一个回避现实的人。正如他说过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敢于正视现实。’现实是无情的。重庆托派是托派中央所属的一部分，不同的见解允许提出来吗?······在托派思想的制约下,高度的思想升华是困难的，可也不能到此为止啊!” 王振华的思想苦闷，直到他被捕后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