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又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它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老子的《道德经》以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提出了一个关于语言和认知的命题。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哲学家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产生了共鸣，老子认为如果我们尝试用言语描述“道”时，实际上，我们已经远离了“道”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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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概念是有限的，而“道”是无限、无条件的。对“道”的任何描述，只能是一种近似，而非“道”的本身。任何对“道”的命名都只能是一种符号，而非事物本身。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也探讨了语言的局限性。他认为，语言只能表达世界的表面现象，而深层次的本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这与老子的观点不谋而合，但老子还是“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不但讲了，而且后人还是理解了老子的“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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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不能言说的，应当保持沉默”，可是老子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保持沉默。相反，老子认为不要执着于文字的表述，而是要领悟其中的思想，这比表达更重要。语言能够传递信息，可是意义却往往不存在于语言之中，“道”即如此，它是宇宙的终极，是超越，是永恒。我们征服世界是为了更加接近世界的本源，但无法到达终极。老子还是比维特根斯坦聪明、睿智。他利用神话思维，类比推理的方法来阐释表达自己的终极思想。如：用车轮来比喻宇宙运动变化之道。这就避免和克服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可言说”，老子非但没有保持沉默，而是尽情尽意的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洋洋洒洒五千言。我们不得不佩服老子的语言表达天赋，这也正是老子哲学思想在他的语言运用上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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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有的记载时代开始，人们就普遍认为，圆圈是最完美的形象，在《吕氏春秋》中就有《圜道》篇，在发天道“圆”的哲理时， 与道的原型————太阳的运动，然后推广到月亮星辰、生物、云、水等自然现象的运动，再推演到人体、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安危。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一章中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用以说明宇宙运动的道理。轮子可以说是伴随文明一起出现的人工制品，同时也被神话思维类比认同于太阳，当抽象思维从神话思维 中脱胎而出时，车轮和太阳便同时成了“道”概念的象征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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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思维中，太阳早已具有了生命之源的象征意义，被视为是生命的赋予者了。我们今天也常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老子所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初，而维特根斯坦是生活在1889年4月——1951年4月。认知自然有别而且不同，老子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自然不同于维特根斯坦。他俩的认知自然有别且不同。

老子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对立，回归本原的生存智慧，他试图在纷繁现象中去把握永恒不变的“道”的运动规律。为过度理性化的现代思维提供了一种“阴性智慧”的补充，体现了独特的 东方哲学思维。其特点是：①整体性思维②逆向思维③直觉体悟式认知④辩证的动态平衡⑤超越语言的隐喻表达⑥实践指向。

老子对理性逻辑保持警惕，认为过度依赖知识、技巧会遮蔽对“道”的体悟。 “涤除玄览”，洗净杂念以观照本质。强调心灵澄明如镜，直接感知世界本真，而非通过概念推演。而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则是：①系统性思维②语言的逻辑结构与世界的逻辑结构相映射。强调语言的逻辑结构映射着世界的逻辑结构，将语言比作游戏，强调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其规则和用法。受情境，历史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语言的边界就是思维的边界，他的这种认知显然相比于老子是有其局限性，这也直接导致了其哲学体系陷入了“无法言说”的困境，更使理论在指导生活时显得无力。这也反映了他的理论与现实脱节，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与老子相比。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465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