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宝藏，这个有着千年传奇故事传说，在清王朝的日益衰弱时代里，不知引来了多少列强的魔爪。他们纷纷派出“探险队”，在敦煌等地进行考古，掠夺敦煌大量的国宝级文物。

   1907年，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斯坦因再次进入中国境内，到达敦煌县城考察了敦煌附近的故长城烽燧遗址，获大量汉简。5月21日，斯坦因将营帐扎在莫高窟下。

    斯坦因刚到敦煌时，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萨希伯克处首次听说了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3月16日他曾匆匆忙忙地访问了一次莫高窟，当时执掌藏经洞门锁钥匙的王道士圆篆外出不在，斯坦因从另一年轻和尚处看到了一件写本佛经，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决定对这里的写本进行系统调查，于是在考察完敦煌周围史迹后，再次来莫高窟。

   斯坦因从敦煌带走了数千件写经、绢画、丝织品，这些文物分别入藏印度国家博物馆、匈牙利科学院、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那个年代英国报纸上的英雄，不是足球明星，也不是电影明星，而是荒漠中行进的探险者。

   1913年，斯坦因再次从王道士那里购入敦煌570卷珍贵文物。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吸收斯坦因成为会员，并授予爵士勋章。

中国西北地区文物藏品的博物馆信息分布图

   大英图书馆出了这份中国西北地区文物在国外的存放记录：其中原本来自敦煌的文物绝大部分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印度国家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吉美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远东所、日本龙谷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准确数量至今仍是未知数。除敦煌之外，地图中统计的文物（特别是德国和瑞典藏品）主要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库车、和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黑水城等地。

  吉川小一郎是日本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的门生，1911年5月，他受大谷的派遣来到中国西北，联络另一名日本“探险家”桔瑞超到敦煌掠夺文物。

    吉川于1911年到达敦煌，走进千佛洞“参观”，吉川听说当初把文物出卖给英法“探险家”的那个王道士还在，便去找他，和他约定几天后再来“考察”。吉川在千佛洞住了8夜，进行了疯狂的盗宝活动。他在两三天的时间里，用特制的化学胶布粘走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获取了藏经洞洞窟及碑文的部分拓片，并且拍了照片，将洞窟中“两尊做工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装入行李”。临走时，他给了王道士11两银子，骗购了一批唐代经卷。

   在吉川滞留敦煌期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吉川找到了桔瑞超，桔瑞超告诉吉川，他是奉大谷光瑞之命来执行“军事勘察任务”的。2月6日，吉川离开了敦煌，他雇妥了100多头骆驼为他驮运“行李物品”，“行李”共86件，总重量6000多斤。

   1914年，吉川再次路过敦煌时，又去“拜会”王道士，并再次对当地进行“考察”，骗购了一批文物。敦煌的文物珍品大量流失海外，使得我们只能去海外的博物馆一睹它们的“芳容”了。

     20世纪30年代之前，斯坦因是中国古代文物的最大掠夺者。 在2004年牛津大学《斯坦因考古日》会议、2007年大英图书馆《敦煌学百年》会议、2011年伦敦《联合国纸本遗产》会议、2014年圣彼得堡《粟特与丝路》会议上，英国学者都曾一本正经地向中国同行说：“你们应该感谢大英为中国保存并研究了敦煌藏品一百年，让它们躲过了战争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特殊年代

  这话并非调侃，而是认真而苦涩的。在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丝路大盗中，在与伯希和、斯文·赫定的探险发掘竞赛中，斯坦因劫掠量最多，体积最大，藏品最丰富，记录和著作也最翔实。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说过，敦煌宝藏流散欧洲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