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底，我刚刚24岁。我是唐山人，我的父亲终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教师。但我的小叔董相却非常聪明，他在唐山工业学校毕业后，就进入了被称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开创者“南张(南通的张赛)北周(天津的周学熙)”的天津周氏家族创办的“新华纱厂”就业。他从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很快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高级职员。
宋棐卿
此后，他又先后在天津的“北洋纱厂”、青岛的“华新纱厂”担任高层职务。他不只在企业中有了自己的丰厚股份，还在香港办起了自己的进出口贸易“东海公司”。因此，他和华北的工商界人士打得火热，联系非常广泛。当东北全境和山东解放以后他不愿意再给别人前途未卜的企业做嫁衣，索性辞去了所有职务，跑到香港去经营自己的公司。
小叔离开大陆前，我还在燕京大学读书，我当时已经秘密加入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并积极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游行示威，撒传单，做演讲，贴标语，热血沸腾。我的直接领导是当时的北师大青年教师刘丹，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我向他多次表达了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的迫切愿望，自己有什么思想动态也愿意向他汇报。因此，小叔在东北解放军进军华北，大军压境之际远去香港的事，我也向刘丹作了汇报。
岂料,在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天津和北京，我们已经听到了即将胜利的隆隆炮声时，刘丹却单独找我郑重谈话，他说组织上希望我能利用小叔的关系到香港去，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设法保护聚集在香港的大批爱国人士的安全，一到时机，护送他们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我当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小叔接到我想去他香港公司做事的信，非常高兴。于是，我于1948年12月中旬离开北平，转道上海到了香港，就住在小叔坐落于太子道的公司后面小巷里的员工宿舍。
我很快和在某报馆做新闻记者的陈仲和先生接上了头，从此开始了我在香港那段短暂而又难忘的地下工作经历。
1949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收音机里听到从天安门广场传来的庄严宣告，我欣喜异常，保护和护送各界爱国人士回大陆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想，我马上就该从“地下”堂堂正正走到“地上”，也会回到祖国大陆去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了。
当天晚上，陈仲和召集几位好友(大多不是党的工作人员)，举办了一场庆贺酒会。酒会结束后，他开车送我回去，路上，他告诉我，我已经被正式批准入党。他说，大陆的云、贵、川、广西等西南地区还没有解放，大陆和香港的政治形势还非常复杂。他要我安心在香港等待新的工作任务。他说，下一步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和争取还滞留在香港的一批既对国民党不满，又对共产党抱有怀疑的中间人士。这天，我第一次知道，我们的直接最高领导人是李克农。
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几乎是香港历史上政治局面最为复杂的时期。这里聚集着数万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政权更迭后的新中国，到香港来寻求出路的形形色色的大陆人。他们中有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因为手里的军队已经彻底覆没，就是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也不会得到老蒋的赏识，甚至因对老蒋不满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原国民党政权的军政界人士；他们中也有仇视人民政权，不理解共产党，害怕被“清算”的文化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而人数最多的，还是怀着同样的恐慌跑到香港来的实业界、金融界的资本家。他们大多随身携带着全部细软，包括他们在外国银行里难以数计的存款。他们的到来，使得香港的房租暴涨，就是租用一间20平方米的用房，也需要预交20两黄金做为“顶租”。许多的酒店旅馆的房费根本就不收港币，只收黄金和美元、英镑。
可是，此时香港的各项投资事业，却发生了空前的急遽萎缩。英国政府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没有过于坚持反共立场，正式承认新中国的政府。这一来，包括香港的有钱人，都以为英国要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新政权，势必要对私有财产进行“共产”。一时，香港的那些工商业者也纷纷抽逃资金寄往国外，卖房产，卖公司，卖一切可以卖掉的不动产，准备离开香港。一时，地价暴跌，手里有点钱的香港市民也怕港币贬值，大肆抢购他们认为可以保值的商品，连什么毛线、铝锅都成了抢手货。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虽然喘息未定，他看到这是一个为孤悬海峡另一边的台湾岛争夺资金的好机会，一时，有国民党的各个特务组织系统向香港派出了几千人，死死盯住了聚集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惶惶不可终日的这些有影响的人和有钱的人。当时，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控制了香港的几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大陆对资本家进行“无情清算”的文章。他们列出了要去进行游说和胁迫的对象的名单，特务每天把这些报纸往这些人的邮箱、汽车里面塞，并千方百计打上门去，面对面地游说和胁迫，想把他们的对象连人带钱都搞到台湾去。
不久，在云南的卢汉将军率部队起义的前夜，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一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主张实行民主建国的杨虎将军在香港的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个消息震动了全香港，引起了滞留香港的大批对自己出路犹豫不决的人士的恐慌。
紧接着，滞留在香港的上海大实业家叶某在香港各大报纸焦急地刊出“寻人启事”，寻找他那突然失踪的太太和儿子。几天后，他的太太和儿子却从台湾给他来信，说他们在台湾受到了什么样的“礼遇”，要他携带家私尽快到台湾发展云云。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是国民党特务玩弄的拙劣胁迫把戏。
几乎在同时，香港的报纸刊出，滞留香港的一位原大陆宗教界上层人士遭遇车祸，因救治费用没有着落，已被台湾的“某友人”接到台湾进行治疗。报纸还刊出他到台湾以后，宋美龄为他捐助医疗费，党政要员前往医院慰问的消息和图片。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前香港的政治局面只是空前混乱，现在国民党方面有目标有组织有预谋的争夺大陆滞留香港的各界人士已经在明刀明枪的进行，形势异常严峻。
在这空前的恐慌中，小叔也收束了香港的公司，举家前往美国加州定居，而让我和他的两个心腹留在香港帮他打理生意。陈仲和先生对我说，小叔的离港对我的工作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我取得了相对的自由；不利之处是给通过他去接触和他熟悉的一些人士造成了困难。
东亚毛纺厂合影，第二排右起第六位为宋棐卿
二
转眼，时间到了1950年的下半年。
一天，陈仲和突然打电话要我马上去他在鉴湾的寓所。从他急迫的语气中，我猜想一定有了新的重要的任务。
他的脸色异常严肃。他告诉了我两件事。第一件，根据可靠情报，以美国为首纠集的“联合国军”马上要在朝鲜半岛登陆，一场直接威胁新中国的严酷战争已经无法避免。第二件事，根据可靠情报，天津毛纺业巨头宋棐卿已经从天津来到香港，他的妻子、女儿也到了香港，今后的去向不明。
陈仲和给我介绍了有关宋棐卿的资料，这使我更了解到这个人物的特殊。宋棐卿先生自青年时期就怀有“实业救国”的宏伟志向，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天津创办起了“东亚”毛纺企业。历经二十多年的艰难曲折，尤其经历了日本侵华的血腥岁月，不但“东亚”公司成为了华北屈指可数的大型生产企业，而且创出了中外驰名的国货品牌“抵羊”商标。
1946年，他又在香港创办了“东亚”公司，生产毛线。几年间，在商业和金融业非常繁荣，而有规模的工业生产企业却寥若晨星的香港，香港的“东亚”公司在当时也堪称工业企业的巨头之一。他从年轻时就写文章，演讲，呼吁爱国强国。他创办“东亚”，倡导为社会服务，为民众谋福利，在企业内部提倡“劳方就是资方”，员工的各方面福利待遇和文明办厂的情况不只在天津、就是在旧中国也独树一帜，名声在外。早在天津解放前夕，他就和中共地下党有接触，并积极组织护厂，迎接解放。
天津解放不久，1949年5月，党中央委托副主席刘少奇进行了他那在后来横遭诬陷的天津之行。刘少奇为了稳定工商界，使工商界人士了解党的政策，特意视察了东亚公司，并和宋棐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支持他扩充企业，发展生产。不久，宋棐卿被聘请为首届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政协财经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担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以后，宋棐卿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国家财经委员会委员。
宋棐卿父子两代都因政界势力的倾轧遭受过惨重的打击，他不愿意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甚至，他多年来都把“东亚”公司的董事长位子让给有能力与政界打交道的人士来做，自己只担任经营管理企业的总经理。他对得到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本来就心有余悸，而这时又因他向国家借外汇买机器出现了许多的猜疑和议论。另外，因他和原燕京大学校长、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原天主教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原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要员私交很好，对他在中共新政权中担任这么高的“官职”也有许多不利于他的议论，终于在极度恐惧的心情中于1950年5月上旬来到香港。
已经和共产党新政权合作，并担任了如此“显赫”职务的宋棐卿从大陆出走，成了香港社会的一条爆炸性新闻，尤其是国民党势力控制的报纸，对这一事件更是大肆渲染。但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三缄其口，闭门谢客。
陈仲和向我交待说，上级分析，宋棐卿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不至于像有的人那样用胡乱攻击共产党来讨好国民党或者是美国政府。但是，各方面的反共势力肯定要把他作为争夺目标，竭力说服甚至胁迫他站出来“反共”。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一是设法接近他，了解他的处境和今后的打算；二是要保护他，小心国民党特务在他拒绝公开“反共”对他下毒手后，再造谣说是共产党方面惩治了背叛合作的“叛徒”。尤其是第二个任务，至关重要。
当时，我很为难。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接近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陈仲和说，有一个小组在做这事，他希望我能通过小叔设法去接近他，或者接近他身边的人士。
我回到公司，意外发现小叔的公司和宋棐卿的香港“东亚”公司有着业务往来。我从公司职员的嘴里也打听出，宋棐卿在香港“东亚”公司里隐姓埋名，公司是由他的多年代理商、潮帮商人杜之绅、他的弟弟宋字涵、他的一个堂弟和一个多年的信任职员石先生共同主持。但是，那个杜之绅和宋字涵好大喜功，对中小商户几乎不理不睬，小叔的公司和香港“东亚”早就没有生意上的往来了。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人心恐慌，在香港、台湾以及日本、东南亚抢购风起，毛线也是被市民抢购的商品。我灵机一动，忙给美国的小叔发电报，问他和香港“东亚”公司的重要人物有没有私人的交情。
小叔很快发回了电报，还夸奖我在做生意上开窍了。他果然和宋棐卿认识，但无深交。他要我去找香港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王昌林。这位王总经理和香港“东亚”的所有高层人物都能说上话。他还特意给王总经理发了电报，拜托他对我多加关照。
我竭力说服公司的职员去努力组织向日本、泰国各出口3000磅毛线的生意，然后小心翼翼地去拜访了王昌林。
抵羊牌商标
三
经过王昌林的中介，我以谈生意为名，和追随宋棐卿多年的心腹高层职员石先生见了面。我很加小心，因为谈一笔订购6000磅毛线的生意，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谈的。而我的任务，是要通过他了解宋棐卿目前的真实情况。
于是，见到他以后，我便婉转地打出了小叔这张牌，谈起小叔曾向我介绍过的宋棐卿和“东亚”公司，谈起我对宋棐卿的钦佩。
石先生的情绪本来很低沉，谈到了宋棐卿，他就来了兴致。他说起了宋棐卿创办“东亚”的理念，讲了宋棐卿的许多故事。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用天主教的教义解释宋裴卿做的事，还以此来鼓励我像宋棐卿那样发展在香港的事业。他和我谈话有着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态度，就像是在向我布道。
我听得心里很烦，但还假做诚恳地奉承他，使他有兴趣和我谈下去。谈话中间，他接了一个电话。打完电话，他炫耀地说是宋棐卿打给他的，他们之间从来是亲切的直呼其名。
我暗中很兴奋，趁机问他宋棐卿目前的身体状况。
他说，宋棐卿目前的血压很高，心脏也不好。他谈得很含糊，但从他的嘴里知道，宋棐卿的身边和寓所附近经常有身份不明的人在盯梢，有人往他家的门缝、他的汽车，甚至是他去应酬时挂在衣帽间的大衣衣袋里塞“恐吓信”，要他马上回大陆去向共产党政权自首认罪，否则就对他不客气。甚至，还有人不断往他家打恐吓电话，吓得他不敢亲自接电话……
我赶紧把听到的情况向陈仲和作了汇报。
很快，老陈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上级”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绝对不会去做进行恐吓那种无聊的事。经分析，那是国民党方面在对宋棐卿施加压力，使他更加惧怕共产党，以便到了一定的关头会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救援”，倒向国民党一边。
老陈更明确地告诉我，“上级”对宋棐卿的态度非常明朗，不会强求他返回大陆，只要国民党方面想利用他来做“反共活动教材”的阴谋不会得逞，只要他不会投奔台湾，他愿留在香港或哪里，我们都不会加以干涉。当然，我们还要继续保护他的安全，严防国民党特务谋害他或他的家人，然后嫁祸于人，兴风作浪。
我对如何去保护他感到为难。
老陈说：“我们已经和香港警方有所联系，也对他身边的人做了工作。你的任务，就是努力去了解他的新情况，尤其是他对自己下一步的安排……”
抵羊牌商标和毛线样品
四
我借着做生意和那位石先生频频接触，点点滴滴搜集着有关宋棐卿的情况。大约是在当年的7月份，他透露说，处于恐吓胁迫沉重压力下的宋棐卿有意重回天津的“东亚”，但天津“东亚”的董事会在他离开以后已经改组，新的董事长给宋棐卿来信，只要他在香港安心“疗养”，公司对他另有倚重，根本没有请他回去重新主持公司经营的意思。宋棐卿曾对石先生伤心的说：“这就叫人走茶凉，见死不救。”
从石先生那里，我还听到，由于宋棐卿出于“避祸”的目的在香港“东亚”公司的所有合法文件中隐去了自己的存在，他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十分微妙。公司的那几个高层决策人，尤其是董事长杜之绅已经对他处处掣肘，他的弟弟宋宇涵也是惊恐不安，恨不能早一天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他们兄弟二人很少在公司露面。好像杜之绅发现了主管公司财务的他的堂弟宋显民的什么把柄，这个宋显民也开始向杜之绅靠拢。而且，国民党特务把恐吓的范围也扩大到宋棐卿的弟弟宋宇涵那里，他也接到了恐吓信和电话。他比宋棐卿更胆小，几乎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
从石先生的介绍中，我听出他们认为这种卑劣的做法都是共产党为了报复宋棐卿干出来的。我不能做透彻的解释，只是反问他说：“如果是国民党用这个手段逼他投靠台湾呢？或者，公司内部有人用这种手段吓唬他这个‘太上皇’离开香港呢？”
他故作神秘地笑着说：“大先生(指宋棐卿)也有这样的猜测，那边(指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有动作……”
他还透露说，宋棐卿想自己到日本去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他现在手里没有钱，就是想走，也不行，他想自己先赚一笔钱，然后远走高飞。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陈仲和进行了汇报。
时间过得很快。抗美援朝的反侵略战争打响了，中国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过鸭绿江以后开始时在战场上进展比较顺利，此时又在釜山一线形成了对峙状态，朝鲜战场上每一发炮弹的炸响，都会引起香港社会的震动。在这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使得香港人(包括滞留香港的大陆人士)，尤其是有点财产的人也形成了一种非常态的心理。香港的媒体上突然多了大批的政治局势“算命先生”。志愿军在战场上取胜，他们就说战争很快会结束，共产党马上就会掉转枪口轻取香港，对香港实行“共产”。志愿军在战场上不顺利，他们又说苏联马上会参战支援志愿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在眉睫。而各方面的政治势力对香港形形色色有钱人的争夺，尤其是台湾方面对这些人的争夺，愈演愈烈。
一个原上海的银行家马某举家移民南美，在那里遭到抢劫，一家四口被杀身亡。这本来是一起一般的刑事罪案。但台湾国民党方面控制的报纸不惜工本地刊登出血淋淋的大幅照片，大字横幅标题就是“南美黑社会准备对每个华人富翁下手”。他们还刊出一篇又一篇真真假假的采访记，披露南美、东南亚以及国外许多地区的黑社会势力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对流亡到那里的中国大陆富翁进行洗劫。一时闹得人心惶惶。
他们的报纸又刊出，一个刚刚从济南经由香港投靠台湾的棉纺资本家马某在台湾受到了怎样的优待，还刊登出他写的文章现身说法。他说他怎样被共产党抓进了监狱(实际是因他资助了一个国民党的中校特务潜逃被审查)，如何被剥夺得身无分文，到了台湾如何得到了当局和各界的捐助，住上了洋房，还被委任为一家企业的厂长。
对于国民党方面对宋棐卿的争取和争夺，陈仲和告诉我，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和尖锐。据可靠情报，台湾方面已派出原天津三青团的总干事、中统特务王任远对宋棐卿进行正面接触。这个王任远在天津时就以学生界、宗教界为重点组织特务活动。而宋棐卿和他的太太都很热衷于基督教会的活动，他治理“东亚”公司就非常注意用基督教的教义作为企业建设的理念。现在，他身边出现了这个国民党特务王任远还不算很重要，以宋棐卿的身份和头脑不会太理会这样的特务。但是，他身边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重量级的重要人物，那就是和宋棐卿有着多年私交，和西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上层尤其和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宋子文都有着十分亲近的密切联系，在政治上坚持反共立场的天主教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
这个于斌本来在南京和上海解放之前就离开了大陆，在香港逗留一段时间以后，先后去过台湾和日本。他在香港既没有可以留恋的产业，又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教务，此刻突然又回到了香港，而且和宋棐卿以及宋夫人频繁接触，非常值得怀疑。但是，对他是不是受命来为国民党利诱和胁迫宋棐卿，我们掌握的情况还不确切。
陈仲和再次对我明确的说，我们对宋棐卿，不是为了争取他的资产，而是看重他的政治影响，在从大陆出走的各界人士中，和我党的高级领导人有过工作接触，而且在新中国担任了高级职务的，几乎只有他一个。“上级”对宋棐卿的政策始终如一，只要他不去投蒋反共对他绝对不会有所干涉。他对我透露说，对于保护宋棐卿的安全，他们已经通过各种关系进行了安排。宋棐卿本人深居简出，但他的太太却使人头疼，她好像什么教会的活动、亲友的应酬都愿意去参加，而且是坐计程车，很难加以保护。他让我用适当的办法给宋夫人一个提醒。
在这次谈话中，陈仲和告诉我，香港“东亚”这个石先生的弟弟，原来也是天津“东亚”的职员，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天津解放前夕，曾受上级指派秘密会见宋棐卿，向他交待我党对待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说服宋棐卿不要外逃，迎接解放。虽然他们兄弟两个的政治态度相去甚远，但他们的感情很深厚。他要我利用这个石先生当“传话筒”，把我们的提醒传达给宋家人。
结束谈话，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国民党特务吓唬人们投靠台弯的法宝只有两个，一个是黑社会，一个是共产党，而具有特殊政治身份和意义的宋棐卿在安全上发生一点纰漏，都会在香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激起一阵反共的黑潮翻滚。
我怎么办呢？真正能起提醒作用的办法，一是我直接打匿名电话;二是我必须暴露一点“真面目”。而后者，才能显示出我们的诚意和光明正大。我想了一路，刚回到公司，我就给陈仲和打电话谈了我的想法。他说，他会及时请示“上级”，然后给我明确的指示。
大约只过了两个小时，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可以去进行第二个办法。他还说，“上级”明确说，今日香港不是国民党特务的天下，我们采取隐蔽工作的方式只是不想让没有理解我们的香港市民看到共产党力量的咄咄逼人，引起香港社会的更大恐慌。另外，也是出于对我们的同志人身安全的考虑。他说，“上级”要我注意谈话的分寸，并且，要我争取和宋棐卿直接接触的机会。
我记得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我赶紧给石先生打电话，约他一起吃晚饭，他却说吃过了,不想出来。我只得告诉他：“我不是和你谈生意上的事，我有关于宋先生的很重要的事情要向你转达。”
我和他在荃湾的一家僻静的茶坊里见了面。他疑惑地问我有什么事。我认真地告诉他：“我希望你亲自转达给宋棐卿先生，他目前的处境很危险，他也要堤防他的太太和孩子遭遇危险，最好提醒他的太太少出门，少参加交际活动。
他立刻惊讶又敌视地问：“你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严肃地反问他：“你有一个弟弟吧？”
他似乎恍然大悟，却更加敌意十足地问：“你们要把宋先生怎么样？”
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绝对不会加害宋先生，相反，我们在千方百计保护他的安全，只有国民党特务才急于利用他来做‘反共’文章，包括他们狗急跳墙，加害宋先生，再嫁祸于人。”
他沉吟了许久，放缓语气问：“你们要宋先生做什么？”
我说：“一是要保护好自己，二是不要跳出来‘反共’!”
他有些茫然地问：“还有吗？”
我说：“没有了，希望适当的时候宋先生可以和我面谈。”
他答应说：“我马上就去找宋先生。”他告诉我，宋棐卿马上启程去日本，好像是有一笔可以赚大钱的生意。而和他一起去的，又是那个于斌。
我把这个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向陈仲和作了汇报。他说，宋棐卿去日本是和什么人接头也说不定。不过，我们已经对他发出了直接提醒，又有于斌“保驾”，估计他不会出意外。
五
已经过了1951年的元旦，那个石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宋棐卿已从日本回到香港，愿意在家里和我见见面。他说，宋棐卿在日本的生意赔进了几十万港币。他感叹说：“大先生亲自出马谈生意，第一次如此损失惨重，大先生在香港东亚说话更会不灵了……”
事情来得突然，我只得打电话给陈仲和，问他有什么指示。陈仲和高兴的说：“这是好事，你只需要对他讲清我们的原则，不强求他回大陆，不强求他公开表态，不要对他附加我们的任何条件，尤其不要胁迫他。”他还说，宋棐卿在日本赔得如此一塌糊涂，谁能保证不是台湾方面给他设下的圈套。
次日下午，石先生带我去了宋棐卿在香港的寓所。他住的是一幢租用的三层小楼，他住在二楼，三楼是一个银行界人士曹先生。他把太太和孩子都打发出来了，家里只有一个女仆。他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我。他的个子高大，那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厚毛衣，更衬托出他的面色苍白而憔悴。石先生把我介绍给他，就退出去了。
一时，我们长时间地陷于沉默。
突然，他开口对我低沉缓慢地说：“我不可能再回天津。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已经用我在天津‘东亚’的股份抵偿了原来总公司给香港‘东亚’的投资，应该还剩下一些我的孩子名下的股份，我也不想要了。刘少奇曾答应由国家借给我一些外汇，我后来正式写信给他说不要了，我没拿国家的一文钱。香港的‘东亚’和天津的‘东亚’两个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我在天津的‘东亚'既没有股份也没有我的位置，我把一生赚的钱都投入办工厂了，我在大陆没有房地产，我在天津的住宅始终是租来的，我就是回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押在香港的‘东亚’了，我现在哪里也去不得，没有钱，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恐怕我要在香港老死田园了……”
我接口说：“我们的‘上级’对我们有明确的指示，不会强求您回天津，或是回大陆的什么地方。只是，您目前在香港的处境非常危险？”
他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问：“你听说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吗？你们究竟是想让我得到‘好死'还是’赖活着’？”
看他如此偏激，我也不客气地反驳他：“我想，您自己也清楚，共产党从来不想要您的命，而且还给了您充分的信任。中国不再是蒋介石的天下了，蒋介石再捣乱也是自取灭亡，我们认为，站到人民政权一边和反动派作斗争，我们的力量很强大，无所畏惧。不过，我今天来不是和您讨论这些问题的，恐怕，石先生早就向您转达了我们给您的建议，一是要注意安全，二是不要站出来充当‘反共’的小丑。”
他不信任地盯着我，好半天才严肃地问：“我相信你没有做恐吓我的事情，但你能保证你们的人也没有做这种事吗？”
我问他：“据我耳闻，宋先生在治理您的工厂时非常强调纪律的重要。您不觉得共产党所以胜利，国民党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共产党里的每一个人都更服从组织，听从组织的吗？据我所知，我们在关于您的工作上，上级的指示是一致的，明确的。如果您把我提醒您警惕国民党特务玩弄阴谋也当成对您的恐吓，那我们还是愿意一厢情愿地保护您的安全……”
他听得有了兴趣，问我：“为什么？”
我肯定地说：“我们不允许他们利用您制造诬蔑共产党的政治事端，您的生命宝贵，我们党的信誉更宝贵!”
他点起一支烟，还让给我一支烟，慢慢吸着，沉思着。当他手里的烟快吸完了，才开口问我：“你们认为我会去投靠老蒋吗？”
我笑了，说：“您和老蒋打过交道，比我对老蒋的认识还会透彻。”
他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他谈起蒋介石如何腐败，他还讲起自己如何两次拒绝了和蒋介石的合作。一次是在1932年，由冯玉祥推荐，并派出秘书当面告诉他，蒋介石同意拨款50万大洋，请他去主持开办一家生产航空设备的工厂，并准备委以他少将军衔，他拒绝了。一次是在1947年初，他应蒋夫人宋美龄之邀去重庆参加“工业座谈会”。会后，宋美龄邀请司徒雷登和他到蒋介石的官邸作客，宋美龄当着蒋介石的面请他去主持抗战胜利后接收的十几家棉毛纺织工厂组建的集团公司，他又一次拒绝了。
谈话中，他透露，前些日子到日本，确实有一个姓李的泰国华人富商说服他到台湾去办厂，并答应为他办厂保证足够的投资。他说，他宁肯不做生意，也没有答应。他最后对我说：“我不去台湾，我只会办工厂，不懂政治，我害怕、讨厌政治，这就是我的态度。”
见这次谈话达到了初步的预期效果，我边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边起身告辞。
他送我到书房门外时，当着那位等在那里的石先生的面，对我说：“我不会给任何人去充当政治的工具，这就是我的态度。”
当我把谈话的详细内容作汇报后，陈仲和很快告诉我：“上级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后来又和宋棐卿见过四次面。我从后来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中看到，他的家人还记得有个“姓姜”的年轻人曾和宋棐卿有所接触，并知道是共产党方面的人。他们却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内容，甚至认为我也是在向宋棐卿施加压力。可见历史造成的政治偏见该有多么深，在我和宋棐卿后来的接触中他逐渐明朗地告诉我，他决定到美国去，他的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美国读书，他的妹妹和妹夫在美国教书。但是，他的赴美签证却迟迟得不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批准。
大约是1951年6月的一天，那位石先生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宋棐卿已经先行一步，经由日本去了美国，同行的有那个于斌。他当时还很有信心的说，宋棐卿拿到的移居阿根廷的签证，但他会先到美国，那里有司徒雷登等多年友好的美国朋友，争取得到移居美国的签证不会有问题。”
没等我向陈仲和作汇报，他就先通知我，我对宋棐卿的工作已圆满完成。
可是，我后来却得知，他到了美国以后，尽管像于斌、司徒雷登、傅泾波这些和美国政界上层打得火热的人士为他百般游说，当时顽固坚持反共反华政策的美国政府仍然以他曾担任新中国人民政权的“要职”为理由，拒绝他移居美国。
他在美国和那里的子女们只团聚了一个多星期，美国移民局就要以非法滞留逮捕他，结果，他不得不黯然地匆匆赶往完全陌生的阿根廷。后来，他的太太和女儿，他的弟弟一家也移居到阿根廷。据有关的回忆文章说，他离开香港后，他在香港“东亚”的股份被人侵吞，他在完全中断了经济供给以后，曾以贩卖台布、小工艺品过活。
1956年7月的一天，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东亚”事业的一代民族毛纺工业的巨头宋棐卿，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于南美，逝世时只有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