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只知道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破冰之旅，将其视为西方与中国重新建交的开端，却不知法国的破冰之旅比美国早了近十年。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也许是中国外交史上措辞最为简洁的建交公报，但却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引发了“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而这一切都起始于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一次不寻常的访问。

法国前总统埃德加·富尔

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位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虽然从未见面，可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反霸和推动中法关系等问题上却常常不谋而合。冷战时期，当时的世界是由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美苏两国对自己的同盟国控制很严。但毛泽东与戴高乐都非常珍惜本国的主权与独立，不愿意中国与法国再屈服于任何国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法国政府出于巩固其在东南亚主要是越南统治和影响的目的，开始考虑承认新中国政府，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处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法国试图改变对华政策不能不顾忌美国人的意见。正如1958年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在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铉时所说的那样，“法对华政策同对美政策有联系，很多前法政府都感到没有理由不承认中国，不过都因牵扯到法美关系而没有做。”

1958年5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将军再度执政，他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1960年，法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法对美独立倾向进一步发展。在对华关系上，法国政府多次暗示准备承认中国。法国驻瑞士、瑞典、丹麦使馆人员不断放风，称法国不久将承认中国。法国驻匈牙利公使甚至声称：法国政府已内定由他出任驻华大使。同时，法方开始逐渐疏远同台湾的关系，冷淡台湾派往巴黎的官员。台蒋“大使”段茂调离后，法国政府不再接受新“大使”，法台关系事实上保留在“代办”级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美苏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除了更致力于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外，也期望进一步开展同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国家的交往。1963年，中法两国人员往来明显增多，贸易额亦从1961年的4885万美元增至9300万美元。

中法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

在此背景下，1963年10月22日至11月5日，受戴高乐将军的指派，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访华，与中方探讨建交问题，拉开了中法建交的序幕。

195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首次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和他的妻子露西·富尔。

埃德加·富尔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知名的戴高乐派，1908年8月18日出生于一个军医家庭。曾在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俄文和斯拉夫语，后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律师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沦陷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曾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1946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曾先后担任过内阁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1952年和1955年两度出任总理。夫人为法兰西银行经理之女，任职于一家杂志社。不过，这次中国之行，对富尔来说不是第一次。1957年5月，他曾经来过一次中国，虽然那次是以旅游者身份，但中国政府还是给予他热情接待。他受到了国家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的接见。这在当时的西方人士中是极为少见的。

那一次富尔及夫人于1957年5月18日到达深圳，6月22日离开中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在北京并赴广州、沈阳、鞍山、西安、重庆、上海、杭州等地参观访问，了解新中国建设情况。富尔夫妇在各地期间，均由外交学会理事和副市长迎送。沪、沈、穗由市长或副市长出面举行宴会。住特等房一问，吉姆车或上等轿车一辆供其使用，并尽量满足其参观访问要求。

1957年6月11日，他们由重庆前往上海，路过武汉时，富尔主动提出要去参观长江大桥并看看龟、蛇二山。回国后富尔写了《蛇山与龟山》一书，集中叙述了他对中国的观感和论点，该书据说是1957年法国有关中国的十部著作中最受关注的一部。富尔借用毛主席诗词里的诗句作为他的书名，是希望在东西方之间也能架起这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认为法国应起到这样的桥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找一条出路，采取所谓的“中间道路”。

　　在第一次访问中，通过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交谈，富尔对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台湾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事后，他是这样回忆与两位伟人的会谈的：

　　晚上十点钟（5月30日，笔者注）。朱红的新华门前只有两个哨兵守卫着。汽车沿着“南海”岸边的柳荫夹道驶去。一座小小的中国庭院，门口有两株洋苏木，还有若干株盛开鲜花的山楂。主席前来迎接我们，走下了台阶，倏忽间，我同他只有咫尺之距了。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的时候克制着激情，表情是又沉重而又有信心的。“您已经看见我国的情况了，看见我们是多么落后。任务是巨大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最近的事态发展提供了毛泽东他所喜爱的比喻中的一个论点：“我们中国有个故事：鹬蚌相争的故事。鹬在沙滩上找到了蚌，但是蚌夹住了鹬的嘴。于是它们开始了长时间的争吵。蚌向鹬说：‘三天之内你就死。’鹬向蚌说：‘你也一样，三天之内就要把你干死。’谁也不让谁，可是来一个渔翁，把它们一齐捉去了。”问：这是个俄国渔夫呢，还是个美国渔夫呢？他笑嘻嘻地作了不出预料的回答：“我看这倒是个美国渔夫。”……我沿着“南海”驱车离去，寻思着这个难以置信的矛盾：许多国家竟然不承认这样的一位国家元首。不承认这样明显、这样重大的现实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请我吃饭。周恩来先生身着浅灰色制服，样子显得比他的年龄年轻。他现年六十岁。我们从像片上是熟悉他的相貌特征的。周恩来先生笑得很自然；他的注意力经常是很集中的；往往可以看到调皮的神情。他在他的“外表”之中保持着外交家的风度，而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是十分优厚的。……既然问题涉及法国，除非法国同台湾断绝关系，从而彻底改变现状，否则，周恩来先生认为，承认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人民中国不能设想同台湾并列。即不能让人既承认它又承认台湾。即不能同意参加同台湾分享全权使节，分携全权证书的平行体系。

1963年10月，周恩来接见富尔夫妇

1963年10月22日至11月5日，埃德加·富尔在中国秘密和周恩来、陈毅六次会谈,并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

10月22日上午,深秋的首都机场天高云淡。一架大型专用客机徐徐降落,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去,同客人热情握手,对富尔的来访给予高规格的礼遇。

虽然担负重要使命，但这一次富尔访华，和第一次一样，对外称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之邀访华，系私人性质。原本法方为富尔安排了一位外交部官员作为助手，为避免外界猜疑，富尔临出发前取消了带助手计划，还是偕夫人访华。对中方，富尔则强调他此访是正式的，具有官方性质，他向周恩来总理出示了戴高乐10月9日有关授权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亲笔信。

信中写道：主席先生（富尔曾两度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即内阁总理。）：

　　我愿再次向您强调，我重视您下次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我在彼此最近几次交谈中，清楚地告诉您，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为什么及如何的至关重要。请您放心，我完全信任您将要表达的一切和将会听到的一切。

戴高乐用心良苦，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富尔的，其实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的。

此次富尔访华，中方给予了更高规格接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分别接见，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他的住处也由先前安排的北京饭店改到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

1963年10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富尔和夫人，双方开始了中法建交的首轮谈判。10月24日下午，陈毅副总理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与富尔进行第二轮谈判。10月25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西花厅与富尔进行第三轮谈判。10月30日下午，陈毅副总理在钓鱼台与富尔进行第四轮谈判。10月3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钓鱼台与富尔进行第五轮谈判。

在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中法之间的共同点，都认为两国建交的时机已成熟。富尔表示：戴高乐将军认为像中法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法国一开始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因而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如果中国愿意同法国谈判建交，法国将不管别的国家的意见，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周总理表示：这几年来，戴高乐将军当政，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而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另一方面，法国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根据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的意志得到解决，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这是件好事。

周总理指出：法国没有在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上签字，中国也反对这个条约；双方事先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却是一样的，因为中法两国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

对于建交的具体做法，富尔提出：希望中方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丢脸的条件”。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系。

对此，周恩来总理严正指出：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周恩来总理耐心分析了当时世界各国同中国关系的三种类型：一是不仅在国家关系上承认中国，而且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如社会主义国家、不少亚非国家和拉美的古巴以及瑞士和北欧诸国。二是像英国、荷兰那样，建立半外交关系。三是像法国现在这样，先设立民间或半官方的贸易机构等。

富尔明确表示法国将排除英国式的解决方法，如果法国采取行动，那就是交换大使，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向中方提交了法方关于中法建交的三个方案：方案一，无条件承认。法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表示同意。方案二，有条件承认。法国表示愿意承认中国，而中国方面提出接受的条件。方案三，延期承认。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的局面。在此后的会谈中，富尔坚持要求中方不以法国首先宣布同台湾完全断绝关系为中法建交的先决条件。他提出，中方可以答复法国的通知：接受承认，同时附上自己对承认的解释，而让法国自己处理其同台湾的关系。他反复强调这仅是个“程序问题”，法国政府决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很明显，法国当时既想同中国建交，又不愿公开宣布同台湾断交。

1963年11月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富尔夫妇前往上海，拜见毛泽东主席，并继续中法建交谈判，争取最终达成协议。

11月1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出席。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富尔关于中法建交提出的三种方案，以及在京常委对三种方案的意见。周总理说：法国的第一方案我们难以考虑；第二方案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法国有困难。如果别无选择，就考虑第三方案。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现在双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可不提第三方案，而是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较适宜。会议委托周恩来、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同富尔进一步磋商。

晚上9点，周恩来、陈毅在上海和平饭店与富尔会谈，即中法建交第六轮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向富尔提出了“直接建交”的口头方案，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然后法国按照同中国建交后形成的“国际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其同台湾的关系。方案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下，在驱蒋的具体方式上，适当照顾了法方的困难。对此方案，富尔表示同意。双方商定把这次会谈内容记录下来形成一份书面文件。

11月2日凌晨一点，毛主席在书面方案上批示：“很好，照此办理。”

2日晨，中方将书面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交给富尔并征求意见。当天中午，周恩来总理与富尔继续会谈，几经磋商，双方最终敲定了该方案的书面稿：

一、富尔先生代表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表示了关于恢复中法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中国政府欣赏法国政府的这种积极态度，并且确认，中国政府对建立和发展中法关系抱有同样积极的愿望。

二、中国政府根据中法两国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出发，提出中法直接建交的方案。

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三、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所传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了默契：

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分别在方案上签了字。中法关于建交的实质性谈判至此告一段落。富尔表示他没有被授权签署正式文件，这份文件他将带回巴黎，由法国政府研究决定并做出最后答复。其实，富尔来华之前，戴高乐并未授权他签订任何文件，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与周恩来总理签字一事，在写给戴高乐的报告中，他只字未提，直至戴高乐去世两年后，他发表回忆文章才提及此事，并表示虽然他签了字，但他向中方明确强调最后要由戴高乐将军定夺。

1963年11月2日下午5时，毛泽东主席接见富尔夫妇。富尔中国之行获得圆满成功。11月5日中午，富尔夫妇离开中国前往缅甸仰光。7日，他在印度新德里完成并给巴黎发回了《富尔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有关中国使命的报告》。

周总理与法国前总理富尔

1963年11月28日，戴高乐接见富尔，同意富尔关于中国之行报告的结论。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德博马歇授权前往瑞士伯尔尼与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举行建交谈判，着手落实有关具体事宜。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北京时间19点，也就是巴黎时间12点，中法两国政府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不能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是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迫于法方压力，2月10日，台湾当局不得不主动宣布与法国断交。

1964年2月15日，中法两国使馆临时代办分别抵达巴黎和北京。4月10日，中国政府通知法国政府，决定任命黄镇为首任驻法大使，并对法国政府任命吕西安·佩耶为首任驻华大使表示欢迎。至此，中法关系完全正常化。

中法建交被西方舆论称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在西方阵营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国务院表示“遗憾”，美国舆论惊呼“戴高乐在美国背后捅了一刀”，英国担心“整个西方世界将因此而削弱”。

中法建交对双方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改善了两国的国际处境。中法建交使法国成为能同中、美、苏直接对话的唯一西方大国，提高了法国的战略地位。中法建交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它首开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先河，对于中国加强同西欧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是一个重大突破，对美国孤立和反对中国的政策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此后不久，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中国讨论建交问题，英国也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而众多亚非国家则先后同中国建交，中国迎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世界各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