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短短4年多时间，中共武装不但完成强弱转化，而且将800余万国民党军消灭殆尽——这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双方统帅指挥艺术的影响力。经历多年抗日战争，蒋介石的指挥风格仍未脱离专制、呆板的窠臼，而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愈发成熟并不断完善。解放战争期间蒋、毛的指挥各有诸多特点，其中干预、放权可谓较为突出者，本文仅就此做简要比较。

蒋介石干涉前线将领指挥是其败于毛泽东之手的重要原因，这是他落后的治军思想及犹疑不决、刚愎自用复杂心态的反映。一方面，他信奉领袖至上的寡头理论，认为领袖个人决定军队乃至国家命运，军人的职责就是对其个人效忠，因此将领必须绝对听候差遣；另一方面，他自视军事素养高深，可控战局于股掌，做出枉顾客观的举动便不足为奇。抗战时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的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和李宗仁方言交流不便，以致蒋对李指挥干预有限——实乃世界战争史上的笑谈。

（一）以集中控权、主观臆断的方式介入指挥

老蒋惯于脱离实际实施想当然的指挥，如果遭到将领质疑就严令执行。这固然与其低下的指挥水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其思维受到不利战局的严重干扰。主观臆断必然导致作战失利，失利后再次激发急迫心理并做出错误判断，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其一，决心变更，指示反复

解放战争期间不乏见蒋介石对前线将领的指示变化无常，导致将领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最后不要说绝地反击，连逃跑的机会都失去。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其后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认为长春距沈阳、锦州的主力较远，应主动放弃长春，把长春驻军集中至沈阳和锦州之间。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也同意郑的意见。但蒋介石拒不听从郑洞国等人意见，坚决反对放弃长春，致使长春10万守军失去最后一次安全撤离机会。长春驻军被解放军围困数月后，蒋介石又改变坚守决心，于10月连续3次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3次命令一次比一次严厉，第三次甚至以“军法制裁”相威逼。

但此时的长春守军已是严重营养不良，既无力坚守，亦无力突围，遑论突围后的长途奔袭，最终下场只能是郑洞国率部投降。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变更决心愈显频繁。他先是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战斗力强，于是决心放弃徐州，增兵南京；待徐州驻军撤出后，又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次改变决心，令从徐州撤出的国民党军回师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蒋的朝令夕改令部属情绪摇摆不定，坚守、转移、增援的决心都不坚定，以致遭遇丢弃军事重镇、被围的被歼灭、解围的损兵折将等一系列败绩。

其二，背离实际，威权压人

蒋与高级将领意见相左时，往往不是经过冷静分析做出符合客观情况的决策，而是凭借领袖权威推行个人意志。辽沈战役期间的1948年10月16日，锦州解放，此时卫立煌、杜聿明都反对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夺回锦州，但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颓势，执意要廖兵团继续西进。廖耀湘夹在蒋、卫之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直至20日晚，卫、杜终于说服蒋放弃重占锦州的计划，但廖兵团已在争执中贻误战机，于黑山、大虎山一带遭重创。廖兵团西进无望，退回沈阳和逃往营口的通道均被斩断，最终被全歼。

淮海战役期间，蒋命令从徐州撤出的杜聿明集团停止西撤，转向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原本决定撤而不打，以当时的战场态势，他及其部众能全身而退已属不易，执行蒋的命令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但杜不愿承担抗命风险，经与邱清泉、孙元良等人商议，决定执行命令。结果非但未能解救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也陷入重重包围。

其三，暗中盘算，幕后操纵

不管下野还是在前台，国民党与中共谈判、作战都是由蒋操控大局，而且在某些关键事务上，蒋的真实意图除少数几个亲信外并不为别人所知，导致将领们在处置和部署时相互扯皮，无法形成合力。蒋于1949年1月被迫下野，名义上归隐乡间，实际上早在其老家溪口装置了大功率电台7部及完备的通讯网络，继续像在南京时一样遥控各方。蒋对代总统李宗仁的和谈表现不满，令何应钦等人多加牵制，而且认为李宗仁确定的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是“十足投降之代表”。当蒋于4月17日看到和谈代表呈送的《国内和平协定》后，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并在日记中写道“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

在蒋的干预、操控下，和谈走向破裂是必然。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极少有人知道蒋介石“长江防御战”的真正底牌是牺牲南京，暂守上海。当代总统李宗仁策划南京防卫计划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已根据蒋的密令将南京周围沿江要塞的大口径江防炮拆运到了上海。1949年4月初在南京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因防御重点意见不一与汤恩伯发生冲突，但汤恩伯又不便明说蒋介石的计划，只能拍桌子耍官威。直到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后，汤恩伯在上海被迫向其他将领展示蒋介石手令，众人这才知晓蒋的意图是在把上海的真金白银运往台湾之前死守上海，运完之后便弃守。蒋介石的作战意图遮遮掩掩，其麾下将领们知情度有别，连防御重点这样的问题都需要猜度，防线迅速崩溃也是情理之中。

（二）转移指挥权制造矛盾却拒绝担责

善于玩弄权谋是蒋介石的“特长”，这就决定了他在用人方面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导致他和将领之间、将领相互之间矛盾重重。而且，蒋在遭遇重大挫折后极少反省自身，通常抓替罪羊了事。

其一，猜忌掣肘，制造矛盾

蒋为推行其意志往往随意转移指挥权，而且对中央系和非嫡系厚此薄彼，造成将领间内斗不断，相互拆台。辽沈战役打响前，蒋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物色能执行其命令的将领。由于卫立煌拒不执行撤退锦州的计划，蒋有意把东北指挥权交给廖耀湘，廖急于成立机动兵团以扩大个人权力，便改变原来支持卫的态度。如此则不但蒋、卫之间矛盾进一步加深，卫、廖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在卫立煌坚决反对下，机动兵团未能成立，蒋又准备将东北军权交给范汉杰，由他承担打通沈锦线，把沈阳主力接到锦州的任务。

卫主张把范的指挥所设在葫芦岛，蒋却主张设在锦州，范唯蒋命是从，不理睬卫的命令，这样又造成卫和范之间的矛盾。平津战役之前，蒋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名义上傅的权力扩大，实际上“剿总”权力由蒋的嫡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北平警备总司令、军统特务陈继承暗中操控。没有陈的命令，傅作义就无法调动中央军。战役还未打响，国民党军内部的勾心斗角已致战斗力严重损耗。

其二，拒不自省，抓人抵过

蒋善于在作战失利后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将领身上，似乎决策失误、战法失当统统与最高统帅无关，完全是属下无能所致。辽沈战役结束前夕的1948年11月10日，蒋介石面对东北大势已去的局面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命令说：“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蒋在下这道命令时，完全忘记了在请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时，自己曾向其保证：“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淮海战役结束后，损失60万军队的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跑回南京。蒋怒气冲冲地对其“大内总管”俞济时说：“刘经扶专为个人打主意，无耻至极。这次徐蚌会战，刘无德无能，贻误大局，实在可恨。”蒋下令撤销徐州“剿总”，刘峙听候审查处理。

与蒋的干预指挥不同，毛泽东在作战指挥权的控制上可谓“统之有度，放之有方”。毛在战略层面坚持高度的集中统一指挥，但在战役、战术层面提倡指挥员灵活机断行事，这样就把贯彻战略意图和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既保证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又确保作战指挥及时、准确、连续。

（一）赋予下级充分自主权

在下级指挥员决心符合总的作战意图前提下，毛泽东给予指挥员充分信任，不以严令方式束缚其手脚。

其一，授权指挥员灵活处置

战场情况复杂多变，为及时抓住战机，毛泽东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的权力，强调在总的作战意图下可以而且必须“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在由他起草以中央名义发给中原局的电报中批准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并指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

辽沈战役攻克锦州后，下一步可攻击的目标较多，中央军委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复电时指出：“望按情况决定。”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第二阶段怎么打，华东和中原野战军首长分别提出意见。鉴于战况变化急速，中央军委复电：“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平津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关于华北军区第8、14纵队是用于包围张家口还是向东追歼敌第35军的问题，毛泽东指示：“如果你们认为回头向东时间来得及，并认为杨李八个旅包围张家口有绝对防止敌人逃跑之把握，则可令八纵队一个旅即回头向东，此事由你们自己决定。”渡江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只做原则性指示，必须打过长江去，但如何过江等具体问题由总前委解决。

其二，以“训令”方式指挥

早在1938年5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即指出：“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指导性的训令指挥方式在解放战争期间仍被毛泽东采用。在他发给战役指挥员的文电中，常见“一切望按情况决定”“是否可行”“为宜”“由你们当机决策”“请以你们意见电告”等词句，体现出尊重、商量、启发的态度。莱芜战役期间的1947年2月3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主要领导提出5点建议，文电末尾指出：“以上各点，当作建议，究应如何办理最为妥善，请按实情决定。”完全不是勒令严办的口气，给予战役指挥员充分思考余地。

（二）谦虚、合理对待不同意见

当下级意见与自己想法相左时，毛泽东能够做到接受正确意见，或随战局发展逐渐沟通，说服下级指挥员接受自己意见，而不是像蒋介石那样大骂“娘希屁”，强迫将领服从命令。

其一，虚心听取正确意见

毛泽东善于虚心听取战役指挥员的意见，及时做出正确决策，并随时修正已经做出的决策。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毛泽东曾提出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3支野战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实行外线出击方针，并指示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粟裕对当时敌我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及时向军委和陈毅提出依托解放区先在苏中打几仗，然后再考虑外线作战的建议。

1948年初，毛泽东和军委一些负责同志同陈毅研究派粟裕率部去江南，直捣浙赣，实行第二个战略跃进，并将商定的方案于1月底以军委名义电告粟裕，要他“熟筹见复”。粟裕根据敌我双方战略企图，认真研究了军委电报，经过2天缜密思考，向军委提出3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的建议。上述2个建议均被军委采纳，并取得重要战果。

其二，耐心说服沟通

在战役指挥上，毛泽东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因为他们对战场有实际感受，如果自己的正确意见一时不被接受，他可以做到耐心说服与等待，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关于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分歧。

1948年4月18日，毛泽东接到林彪等东北野战军将领的报告，拟采取攻城打援的方式发起长春战役，这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南下北宁路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的构想。在东北国民党军撤逃态势尚不明显，且林彪认为先打长春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毛于22日致电林彪等人同意先打长春，但对他们强调南下作战困难的态度提出批评。在林彪攻取长春失利后，毛泽东再次试图把林彪的注意力引向南下作战，他提醒林彪在攻打长春的同时必须做好南下作战准备。7月，林彪等东北局常委讨论新作战方针，认为“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至此南下作战方针基本确定。其后，毛泽东对林彪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行为进行了多次批评。在毛的严厉督导下，最终林彪率部南下攻歼锦州之敌，毛的战略筹划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