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的“旋转门”，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政府机构并担任要职。
在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这就可能为他们曾经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好处。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以前的政府官员充当游说者后，利用自己与政府的联系来为所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利益。
政商“旋转门”是指领导干部在职期间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力，即便离开岗位，其原有职权在一定范围、一段时间内依然会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
事实上，领导干部在职期间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力，即便离开岗位，其原有职权在一定范围、一段时间内依然会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因此，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违规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收受报酬，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新型腐败行为。
如何斩断政商之间暗通款曲的灰色联系，有效防范利益输送，防止政商“旋转门”成为“腐败门”，已经成为摆在积重难返的中国股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亟需证监会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2024年1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精神。会议强调，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自我革命，严肃整治影子股东、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进一步削减离职人员“身份价值”。
3月26日，证监会召开了2024年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聚焦铲除资本市场腐败的土壤和条件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证券发行审核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
重拳整治政商“旋转门”和“逃逸式”辞职腐败案件，加大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快速处置力度，推动全方位从严惩戒资本市场行贿行为，加快构建廉荣贪耻的行业文化。
近些年来，“影子公司”、“影子股东”、政商“旋转门”等等，这些经常成为网络热点的词语，是政商勾连、利益输送的新表现，也是当前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
目前的中国股市已经成了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重灾区，广大投资者至今仍对去年A股发生的股灾记忆犹新，而导致此次股灾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A股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影子公司”、“影子股东”，政商勾连、利益输送行为破坏了股市正常的生态环境，其直接后果使得中国股票市场竟然形成了”造假生态链“。
上市公司实控人、大股东与券商、保荐、中介机构为了从IPO中获取非法利益，它们暗中勾结、沆瀣一气，合谋造假，虚增利润，高价发行，最终达到欺诈上市的目的。这些垃圾公司成功上市后，利益各方各取所得，皆大欢喜，而最终的受害者则是广大普通股民和基民。
政府部门中的贪腐官员以“影子股东”方式，从战略投资者身份中赚得盆满钵满，而券商、中介机构和基金则从虚高发行的股价中获利不菲。而对于基金公司来说，IPO更是一笔一本万利包赚不赔的买卖，只要有企业上市它们就有利可图。
因为它们不仅能够从上市公司获得各种服务收入，而且公司上市后，不论它们购入上市公司股票是否赚钱，都要按比例向基民收取1.5%管理费。这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可以说是旱涝保收，即使A股长期跌跌不休一直处于熊市，它们照样能够获得固定的管理费收入。
一些政府官员在职期间“大搞政商勾连、权钱交易”，不仅如此，一些身处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借助自身职权，为自己谋划出路，离职或退休后在关联企业担任所谓的“高级顾问”，“高官”变“高管”，利用自身影响力继续谋取私利，这样的政商“旋转门”式腐败也是政商勾连的典型表现。
例如2023年1月被开除党籍的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就被指出，在职时积极谋划“出路”，离职后持续利用原职务身份价值大肆敛财，就是政商“旋转门”腐败的典型。
而一些企业热衷于请离任的官员担任高管，看中的就是其人脉资源、政策熟悉度等影响力。表面上看，是一些官员 “发挥余热”，多拿点高薪。但实质上，这些行为背后往往存在利益交换和利益输送问题。
这些官员基于对未来离职后的预期，在任时就会为未来“铺路”，比如在日常监管中“通风报信”，甚至给企业量身定做市场准入门槛等等。而那些企业也依托这种非正常的、隐秘的政商关系，能够更方便地获取重要政策、未公开信息等资源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营商环境。
近年来，腐败官员也在不断变换手法、与时俱进。出现了一些新型腐败行为，即妄图通过辞职逃避党纪国法惩处的“逃逸式辞职”，”在位不收退休收、在岗不收离岗收“的“期权式腐败”。
如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陈枫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是“逃逸式辞职”的典型；中信正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柳明通过“逃逸式辞职”逃避组织监管，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
2023年，国资央企纪检监察机构共对党组（党委）管理干部立案审查调查411起，给予党纪处分375人次，移送司法机关109人。
办案人员分析指出，有的人并非真想辞职，而是变“提前退休”为“提前筑巢”，以延续“权力余温”。有的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还有的是带病转岗，担心东窗事发，寄希望于“一辞了之”。
由此可见，逃逸式辞职能够入选反腐热词，说明这是我国当前反腐工作的一个重点。
一些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利用政商“旋转门”捞好处。如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妄图逃避监督监管，继续恣意敛财”，最后被开除党籍。
曾长虹退休之前曾在证监系统任职超过20年，从1998年12月开始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历任稽查局干部、发行监管部处长、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投资者保护局巡视员等职务，直到2019年8月调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报称，曾长虹丧失理想信念，以贪心取代初心，长期在证券发行审核关键岗位工作，靠发审、吃发审，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妄图逃避监督监管，继续肆意敛财。
笔者认为，3月26日证监会会议定调了当前监管新方向，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证监会将重拳整治政商“旋转门”和“逃逸门”辞职腐败案件，加大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的快速处置力度。
二是监管将进一步推动从严从快严查处市场反映强烈、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案件。
由此看来，在证监会新任主席吴清的领导下，中国股市的生态环境将会得到很大转变，期盼中国股市能够早日走上正轨，甩掉常年戴在头上那顶跌跌不休的绿帽子。我想，这也是全国2亿股民、7亿基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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