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的庞大架构之中，有些特殊的编制称作“独立营”或“独立团”。

这些部队能够独立承担战斗任务，如同孤军奋战，时而冲锋在前，时而稳守后方。

独立营不仅能支援团部作战，还能在必要时，独断独行，如脱离主力，在敌人腹地展开游击，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独立营”是什么“营”，有多少人，战斗力如何，怎么才叫独立营

军序灵动，营制独立

在庞大的军队体系中，编制严整，层级分明，由基础的班、排，逐级上升至连、营、团、师乃至军的层级。

然而，在这严格的序列之外，却有那样一些特殊的部队，它们以“独立营”或“独立团”的名号标榜自己的特殊性。

这些部队拥有在一定区域内自主行动的能力，能够独立完成战斗任务，灵活多变，不受常规部队束缚。

独立营的战斗职能多样，既能在战场前沿打头阵，又能在后方支撑整个团的运作。

其独到之处还能在战略需要时，脱离主力部队，自成一股“偏师”，在敌人的侧翼或背后发起突袭，与远在数里之外的主力部队遥相呼应，形成战术上的钳制之势。

平时一个独立营通常由两个连组成，每个连拥有一百余人。

但在战时，随着战斗的需要和队伍的扩充，一个加强营可能会增至四个连。

随着战局的不断向好，这些独立营有时还会扩编为独立团或整编升格。

独立营之所以名副其实，不仅仅因为它们的战斗力强大，更因为它们在特殊环境下展示出的高度自主性和强大的适应性，能够在敌占区开辟根据地，自主开展游击战，真正做到了“独立”二字。

“营”这一军事概念究竟源于何时？

历史的烟云之中，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这是一个帝王将相更替频繁、国家分裂与合一不断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适应频繁的战争需求，一种精细而有序的军事编制应运而生，标志着军队组织方式的一大进步。

这便是厢、军、营、都的编组形式，其中“营”作为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基础但至关重要的环节，承担着战术单位的核心角色。

五代时期的军队结构极具特色。军队被一分为二，形成左、右两厢，每个厢如同一支庞大的战役集团，兵力可达二万五千人。

这种编制的出现，迅速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也极大地增强了指挥的统一性和效率。

厢的领导称为都指挥，或俗称“厢主”，他们的职责重大，需要具备过人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以确保所辖之军能迅速准确地执行上级的命令。

厢之下，细分为若干“军”，每一军的规模并无固定，时大时小，视具体的战争需要而定，但其组织架构却是严格规定的。

军的领导同样由都指挥使担任，人们习惯称他为“军主”。军主的职责不仅仅是战术指挥，更多的是协调各营的行动，确保战术配合的无缝对接。

在“军”的结构中，更细致的单位是“营”。

每个营配置有五百名战士，由一位指挥使掌管。

指挥使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需要在战场上迅速做出决策，指挥士兵们完成各种复杂的战斗任务。

营作为战术单位的最小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能够灵活机动，迅速响应战场上的变化，执行精确的局部战斗行动。

这样的编制，使得军队能够在保持大规模作战能力的同时，也具备了处理小规模冲突的灵活性。

朱元璋一统江山后，面对当时军队编制混乱、规模不一的局面，深知必须整顿军制以巩固新生的明朝政权。

于是，他在南京府望江楼上，仔细审视了起义军沿袭的元朝旧制，决定从根本上革新军队结构，以适应广阔而复杂的治国需要。

1364年，朱元璋着手实行一系列军制改革，以期达到高效率和严密的军事管理。

随后，朱元璋称帝，他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各省设立都指挥使，负责统辖当地驻军，下设卫和所，以实现层层分治的管理效果。

然而，随着明中期以后的政治变迁与社会动荡，原本严密的卫所制开始显现衰败迹象，编制往往员额不足，管理也日益松弛。

反观朝廷直接指挥的京城“三大营”，却以“营”作为主要编制单位。

其中包括战兵营、车兵营、城守营等，各营均以营为基本战术单位，延续小旗、总旗、百户的传统编制模式，但更为精练和适应性强。

各地镇戍军也采用营作为编制单位，不过具体的员额则因地制宜，多有变化。

例如，一些地区的营制细分为：五十人一队，设队长两名；五百人一司，由把总一名领导；一千人一哨，设千总一名；三千人一营，由中军一名统帅。

另有地方则规定：“五人为伍，伍长一名；十人为什，设什长一名；三十人为队，立队长一名；九十人为哨，设哨官一名；四百五十人为总，把总一名领导；两千二百五十人为营，归主将一名指挥。”

独立之兵，动态之策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军队组织方式与国民党部队有着根本的不同。

每个部队每一位领导干部都有能力独立带领部分兵力，去开辟新的战场，培养并壮大新的部队。

正是依靠这种灵活而富有远见的组织策略，我党军队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从微弱到强大的跨越。

不少初生的种子部队迅速发展，其规模和战斗力甚至赶超了原有的主力部队。

为了更有效地适应这种快速扩展的军事需要，我军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的组织改革。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军区和军分区制度的深入实施。

这一新的制度安排，旨在通过创建一个包含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地方民兵的闭环式部队系统，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战斗力的持续生成与提升。

在这个系统中，主力部队中的精英分子会定期拆分出去，组建新的地方部队。

由于这些新部队中有着来自主力部队的骨干成员，它们能够迅速地成长和扩大。

随着地方部队的增强，这些部队又能为主力部队提供支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反馈循环。

此外，民兵自卫队虽然在级别上略低于地方部队，但它们在整个战略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作为主力部队的重要兵源地，它们不仅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持，也在很多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

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循环往复，确保了部队战斗力的持续生长和强化。

在这样一套充满活力的体制下，八路军中的各个旅团不断孵化出众多的种子部队，这些部队被冠以“独立”之名，标志着它们具备了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和独立作战的潜力。

独立营的概念脱胎于主力与地方及民兵三位一体的制度，其存在不仅是战略需要的产物，也是地方防御力量的重要补充。

据历史记载，我党的野战军在战时经常采取流动作战策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敌人的要害。

然而，当主力部队撤出某一战区后，难免会留下一定的防御空缺。

为了有效守护这些地区，许多乡村和县城便根据主力部队留下的装备和骨干力量，自发组织起独立营，以堵塞战略上的缺口。

这些独立营虽规模较小，实力不如独立团，但它们的战斗作用不可小觑。

独立营通常深植于民间，密切联系地方群众，常以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扰乱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有效地执行反扫荡任务，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独立营在我党军队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它们不属于任何独立团的下辖单位，而是直接隶属于军区或军分区，甚至有些是由高级司令部根据战时需要临时组建的。

这种组织形式使得独立营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独立性，能够迅速响应战场变化，执行特定的战斗任务。

在正规的营级作战单位中，通常采用三连制、四连制或五连制，根据战斗任务的需要，配备步兵连和机枪（炮）连。

而一个满编的营，兵力一般在500至800人之间，这使得营级单位拥有较为完善的战斗力和自持能力。

在我党的独立营中，尤为知名的有两个：左权独立营和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

左权独立营

1941年，辽县的一支青年连地方武装，经过精心筹备与组织，逐渐成型为一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独立营——辽县独立营。

辽县独立营的建立，初始阶段架构简明而有效。

营部的成立初期仅辖有两个连队，即第1连和第2连，每个连队组成六个战斗班，它们是营里的基本作战单位。

这支部队的营部最初驻扎在粟城、柏峪等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员逐渐增加到250余人，成立了通信班，以及扩充的两个连队，后来又迁移到原庄、苏亭等村。

尽管装备简陋——只有一挺机枪和六十余支步枪，而且约四分之三的战士缺乏正规武器，但这支队伍依然展现出不可小觑的战斗力。

辽县的青年民兵，年龄普遍在30岁以下，实行轮换制度，每年一次的轮换保持了队伍的活力和高昂的战斗意志。

辽县独立营的主要任务不仅是监视敌人沿辽公路的动向，更包括打击和警戒侵扰辽县的敌人。

他们深入敌占区进行抗日宣传，瓦解伪军的士气，同时，与主力部队密切协作，保护地方政府机关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更重要的是，辽县独立营还致力于帮助训练民兵，发展地方的自卫武装力量，以应对日军的频繁“扫荡”。

1942年5月，日军集结三万余兵力，企图彻底“扫荡”太行根据地，瓦解八路军的指挥中枢。

面对强敌，辽县独立营机智分散为小股力量，避免全线压制。

他们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于高儿梁设下伏击圈，得到民兵的密切配合，成功伏击了试图返回的敌军。

此役，短短十余分钟内，敌军三四十人伤亡，骡马二十余匹阵亡，大批军用物资落入我方之手。

不久后的夏日，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为保护人民与总部机关英勇牺牲。

辽县沉浸在深深的哀痛中，悲愤与怒火交织。

为了纪念左权将军的不朽功绩，全县决定将县名更改为“左权县”，同时，辽县独立营荣耀更名为“左权独立营”。

7月17日，在西黄漳村，全县民兵举行了盛大的武装检阅，并在此地竖立了纪念左权的碑。

9月18日，一场隆重的命名典礼在此举行，500余名青年在此慷慨应征，誓加入左权独立营。

此后，以左权独立营之名，该营在文峰塔和县城解放战斗中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决断，确立了“左权”的英名，以无畏的战斗精神续写抗战的传奇。

1945年春，“左权独立营”扩建了第三连和第四连，全营500余人。

同年5月，奉命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四营。

“左权独立营”正式升格为野战军。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

1933年，四川通江县，红四方面军在深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后，见证了当地妇女摆脱传统枷锁的迫切愿望。

这里的妇女曾经像是被困在无形的牢笼中，俗语道：“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

但红军的到来象征着解放，他们提出妇女应与男同志在各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引发了妇女解放的新篇章。

红军的政治工作也不遗余力，通过唱歌、演戏等方式教育和动员，一首《丫环走出鬼门关》的歌声在乡间广为传唱，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

妇女们的觉醒如火如荼，渴望投身于抗争之中，每天报名者数以百计。

1933年春，应广大妇女的热切呼声，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和川陕省委的指导下，筛选了400名优秀妇女，在通江县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

由陶万荣担任营长，曾广澜担任政委，张琴秋亲自督导。

这支队伍专注于基础军事训练，包括跑步爬山、射击瞄准和手榴弹投掷等，尽管训练艰苦，连曾经缠足的女战士也坚持不懈，血染战靴。

到1934年，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1935年进一步发展为妇女独立师，张琴秋任师长。

1936年调整为团规模，随红军北上，次年编入西路军妇女先锋团。

在西征途中，这支队伍面对困境，奋不顾身，虽大多数在祁连山前线壮烈牺牲，少数存活者达到陕北延安，继续在全国战场上抗战。

随着抗战的爆发，中央决定不再单独组建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遂成为中国军史上一段传奇。

参考资料：

红军有个妇女独立营

红广角

战斗在抗日烽火中的左权独立营 ——谨以此文纪念辽县独立营易名左权独立营80周年

张俊平

中国古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窥

王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