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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随着解放军的胜利推进，李光远的匪帮被逐步剿灭，他自己也在逃亡中不断更换身份和藏匿地点，几年间音讯全无。直到1956年，一个看似普通的举动将他重新拉回到了公众的视线——在大理地区的一支运输队里，化名为罗绍荣的他，写了一封家书。这封信最终成为他身份暴露的关键，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遵义的解放与地方政权的建立

1949年11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持续推进，遵义这座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城市迎来了变革的风潮。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向成都进军的过程中路过遵义，并顺势解放了这座城市。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压力下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城市的政权很快就实现了和平过渡。

解放后的三天，即11月24日，西进支队二大队二中队到达遵义，这支队伍负责具体执行接管城市的任务。进城当日，天空放晴，解放军士兵们整齐的队伍和铿锵有力的步伐在遵义市民中引起了轰动。市民们或好奇或欢迎地站在街道两旁，观看这支曾经只在传说中听说过的队伍。

解放军的指挥官与当地的要员在市政府大楼前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仪式上，解放军代表宣读了接管城市的公告，并强调了新政权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决心。随后，市政府的旧有标志被缓缓降下，新的标志随风飘扬，标志着遵义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

紧接着，于当日下午，在一个临时搭建的会场内，迅速成立了遵义县委和县政府。会场内挤满了来自城市各个阶层的人们，包括原有的官员、商人以及普通市民。新成立的遵义县委首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呼吁所有市民支持新政权，共同建设新遵义。

随后几天内，遵义县政府迅速展开工作，新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秩序、清算过去的遗留问题以及确保基本民生的正常运转。市政府组织人员对城市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包括恢复被破坏的公共设施，确保供电供水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新政权还举办了多场公开会议，向市民解释新政策，特别是关于土地改革和行政管理的新规划。

土匪的残暴与地方稳定的挑战

在遵义新政权建立后不久，尽管整体局势朝向稳定发展，但某些地区仍旧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特别是在偏远的乡村地区，一些未彻底剿灭的土匪势力依旧活跃，他们或出于对旧势力的忠诚，或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存和掠夺，继续进行着抵抗。

1949年腊月二十五日晚，即农历年底，王克宽带领一小队人员前往八里乡，目的是为了在当地部署新的行政工作，确保地方政策的落实和新年的和平。这一行动是新政府推广其政策、加强地方管理的一部分。王克宽等人乘坐的是几辆卡车，车队缓缓行进在崎岖的乡间道路上，车灯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明亮。

然而，这支小队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进入了李光远及其手下土匪的监视范围。李光远是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匪首，手下有一支由逃避国民党和解放军征兵的流氓和农民组成的武装团伙。当王克宽的车队经过一个偏僻的山谷时，李光远已经事先埋伏好了他的手下。土匪们手持猎枪和自制的土炮，藏匿在两旁的灌木丛和岩石后面。

夜幕中，当王克宽的车队刚刚驶入土匪的射程内时，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山谷的寂静。第一波攻击即使车队陷入混乱，几辆车被迫停下，士兵和随行人员迅速下车，寻找掩护并还击。但由于土匪的位置隐蔽，加之夜色和不熟悉地形的劣势，王克宽的队伍处于明显的下风。

交火持续了约半个小时，由于缺乏足够的火力支持，王克宽的队伍损失惨重。最终，在土匪的持续火力压制下，王克宽等人不得不撤退，留下了部分物资和武器。这次伏击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给了当地其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一个坏的示范，显示出新政权在某些地区仍然难以完全控制局势。

事后，李光远召集了他的手下，他们在一个偏远的山洞内开会。在农历除夕的夜晚，李光远告诉他的匪众，不能让王克宽等人在新年之际活着离开，这是对他们抵抗新政权的一种声明。当天深夜，李光远亲自带领几名得力的手下，将王克宽和他的几名副手从藏身之处抓出，带到预先挖好的坑中一一处决。

苦战剿匪与恢复秩序

在王克宽和他的同伴们被杀害后，遵义新政权对于土匪的剿灭行动加倍严厉。这场剿匪战斗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政权稳定性的一种展示。地方政府与解放军紧密合作，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残余土匪势力的清剿活动，这些活动覆盖了遵义的广大乡村及偏远地区。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剿匪行动以军事和警察联合行动的形式进行。解放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民兵，进入了土匪活动频繁的山区和林地。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多山且林木茂密，是土匪们的理想藏身之地。军队和民兵们常常需要长时间在山林中搜寻土匪的踪迹，并设置伏击，夜以继日地进行清剿。

在这些行动中，解放军采用了地毯式的搜查策略。他们分组行动，每一组都配备了通讯设备和足够的武器弹药。通过连续不断的搜索和小规模的战斗，遵义县逐渐摧毁了土匪的物资供应线，捣毁了多个土匪的藏身窝点。

在遵义县，据官方统计，这一系列的剿匪行动共击毙了百余名匪首，这些被击毙的匪首大多是小股土匪的头目，他们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此外，近千人被俘，他们中的多数在被捕后接受了审讯，并提供了有关其他匪首和匪群的情报，帮助政府进一步清理残余势力。更为重要的是，有万余名匪众在政府的悬赏和招安政策影响下选择了自首，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重新安置并接受了教育和再教育，以便更好地融入新社会。

尽管剿匪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李光远这一最为狡猾的匪首却始终未能落网。他的逃亡引起了政府极大的关注。据报告，李光远深谙地形，且经常变换藏身之处，使得追捕行动倍加困难。

李光远的归案与审判

在历经几年的逃亡后，李光远在1956年初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那就是给他在家乡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这时候他已经使用了化名罗绍荣，并在大理地区的部队运输队中谋得一份工作，表面上看是一个普通的民工，他的真实身份并未为人所知。然而，这封家书成为了他隐藏身份多年后的破绽。

由于李光远家中的家人不识字，他们找到了一位识字的邻居帮忙阅读信件。这位邻居在无意中了解到了信中的一些细节，感觉到其中有些内容与过去那位恶名昭彰的土匪头目李光远相关。出于对这种潜在危险人物的担忧，邻居决定向当地政府报告这一发现。

遵义公安局和兵役局接到这一线索后，迅速行动起来。他们调查了罗绍荣的身份和背景，发现他实际上就是长期在逃的李光远。政府部门随即协调大理地区的军事和警务单位，制定了一个详尽的逮捕计划。在一个清晨，当李光远如往常一样前往运输队的工作地点时，被埋伏好的公安人员和兵役局工作人员成功抓获。

1957年，李光远被带回遵义县，面对的是一系列严肃的指控，包括他作为土匪头目期间的多起暴力犯罪。遵义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处李光远有期徒刑8年。法院考虑到他在逮捕后的合作态度和部分犯罪事实，未对他执行更为严厉的刑罚。

然而，李光远对这一判决感到不满，坚持自己在某些指控上的清白，尤其是关于他未直接参与杀害王克宽和另一名同伴的行动。他提出上诉至遵义地区中级法院，希望能够推翻初审的判决或获得减轻刑罚。在他的上诉书中，李光远详细陈述了自己在被捕后的配合情况，包括如何主动交待过去的一些罪行，以此证明自己有悔改之意，并请求法院从宽处理。

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李光远上诉后，重新审视了案件文件和相关证据。法院组织了多次听证会，邀请了当初案件的调查官员和目击者重新出庭作证，同时审查了李光远在逃亡期间及其作为匪首时的行为记录。在详细的复审过程中，法院发现李光远在担任土匪首领期间，其实际参与和指挥了多起严重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多人死亡和财产损失，对当地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上诉后改判死刑

经过审慎的讨论和法律程序，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作出裁定，认为李光远的罪行性质恶劣，影响深远，原先的8年有期徒刑确实过于轻微，无法实现法律的公正和威慑效果。因此，法院撤销了初审判决，重新定罪，并将案件提交给遵义市人民法院进一步审理。

1958年2月7日，遵义市人民法院在接手案件后，迅速组织了审判庭，审理了来自地区中级法院的裁决和相关证据。法院在公开审理中详细列出了李光远的罪行，包括其直接指挥和参与的多起暴力袭击事件，以及其在土匪团伙中的领导角色。在审理过程中，法院特别强调了李光远的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以及对当地平民的影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遵义市人民法院最终判处李光远死刑，并将判决报送至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复核。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李光远的案件进行了最终审核。考虑到李光远的罪行确实严重，且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死刑判决。此决定标志着对李光远多年犯罪行为的终结，也象征着法律对于重大犯罪的严厉打击。

1959年10月12日，为了彻底根除当地对李光远及其匪帮的恐惧，并恢复民众的信心，遵义市政府在鸭溪公社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群众大会。这次大会集结了3000多名当地居民，包括曾经受到李光远匪帮影响的受害者、普通市民以及政府官员。在大会上，政府官员向群众宣读了法院的判决书，详细说明了李光远的罪行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来自 政协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编. 遵义县文史资料 第7辑 遵义县解放专辑 上[M].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