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日本国‬宪法作为日本‬的最高法，其修改必然带来政治体制的巨变，并将对亚洲地区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涉及军事力量扩张和集体自卫权行使等问题，直接关乎东亚安全格局。日本修宪源于其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追求，以及战后体制的约束。自民党长期执政，伺机推动修宪，安倍政府及岸田政府更是明确将修宪提上日程。然而，修宪同样‬也‬面临反对力量，自民党政府的修宪政策并未获得广泛认可。在日本社会右倾化趋势下，修宪势力增强，护宪势力减弱，修宪变得极有可能。我们需关注日本修宪的正当化手段及其与右翼民族主义结合，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后果。 日本现行宪法自1947年实施以来，已近80年未曾修改，在世界宪法史上绝无仅有。该宪法诞生于战后，由麦克阿瑟主导制定，因此具有“诞生的特异性”。宪法中人权规定明确，但制度规定模糊，边界不清，可多重解释，又兼具“结构与历程的特异性”。日本政府在讨论修宪时，执政党、在野党及民众间因认识理念或解释角度不同而极易产生分歧。日本修宪问题根源复杂，涉及战后宪法制定背景、国内政治环境分歧、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及社会和‬历史等多重因素。修宪不仅关乎法律和政治层面，更触及日本的国家认同、历史记忆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深层次议题，是日本政治社会中长期争议的‬焦点。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均承担起战后重建和民主化的重任。在宪法制定和修改方面，两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德国于1949年颁布《基本法》，虽为临时宪法，却设计周全，深得战后主要政治力量和公众拥护，盟军干预温和，多以指导为主。相比之下，日本现行宪法则是在盟军总部指令下，最初由日方人员制定却未能体现盟军意图，最终盟军提出新宪法草案，日本作为投降国，迫于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被迫接受并施行至今。新宪法秉承主权在民、尊重人权、和平主义三原则，颠覆了战前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但自民党等保守势力认为其缺乏民族自豪感，执意通过修宪恢复日本的自主性。 战后德国采用联邦制结构，各州在宪法制定中享有较大参与权和自治权，权力分散增强了宪法在‬‬德国‬民众中‬的‬接受度。相比之下，日本实行地方自治，但各地方在宪法制定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参与权，影响了权力分散及宪法的接受度。战后初期，德国主要政治力量在民主、法治和彻底否定纳粹主义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使《基本法》获得广泛支持。而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继承战前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对外扩张政策的历史观未实质改变。保守派支持修宪以扩大军事能力，而‬进步派和市民团体则强烈反对，日本修宪属于高度敏感话题，任何涉及改动第9条都会引起中韩‬两国‬的警惕。 进入本世纪，美国在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期望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并对日本修宪表示支持。同时，其他价值观相似的欧洲、大洋洲、东南亚伙伴国家也对日本修宪表示理解。由于‬日本修宪无太大‬的‬国际压力，安倍晋三和岸田文雄政府因此将重心放在国内，先后提出一系列解释和政策措施推进修宪。安倍政府强调需重新解释宪法第9条，明确自卫队合法性并扩大行动范围，认为修宪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必要步骤。岸田政府延续这一政策，认为在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下，需赋予自卫队明确的宪法地位，以增强日本防卫和国际应对能力。随着‬日本加入奥库斯（AUKUS）计划，进一步巩固了与西方国家的联系。 日本政府通过一般性立法的方式，事实上推进着宪法的修改，尤其在自卫队和国家安全政策领域。尽管宪法文本未变，但政府已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来适应新安全环境，并试图通过公开讨论和国民投票争取民意支持。自民党从1955年立党之初起，就在党纲中明确写入修宪主张。一旦修宪成功，日本自卫队将获得明确宪法地位，不再只是“自卫”名义下的准军事力量，其合法性及‬行动自由度将增强，防卫能力可不受约束地提升。同时，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将大幅提升。内政方面，保守派势力增强，政治地位巩固，修宪还将赋予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上更大灵活性。 “和平宪法”为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也为亚太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然而，70多年来，日本保守势力一直蓄谋修改乃至废除这部宪法。从最初的“芦田修正”埋下隐患，到后续几‬次汹涌的‬“修宪”浪潮，和平宪法已岌岌可危。日本保守势力兜售的“强加论”“过时论”“阻碍贡献论”等说辞，难掩其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图谋。日本保守派“修宪”逆流与日本政治右倾化、右翼势力抬头紧密相关，也与美国的放任乃至纵容态度密不可分。要遏制乃至粉碎这一图谋，关键在于推动日本国民觉醒，壮大护宪政治力量，并促成亚太各国结成维护和平宪法的国际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