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沈醉入狱时，身上有十两黄金，银元藏在鞋底，周养浩和徐远举身无分文，被看守记下：“口袋比脸还干净。”
三人一个单位、一个级别、同时被俘，命运却像被劈成了三段，问题不在制度，在人心。
战犯经济差异从被俘那天就注定了沈醉是军统的“老牌人物”，抗战时就在昆明站干事，起义前他已经猜到了会出事。
他不是突然觉悟，他只是识时务。
在昆明投诚那几天，他反常得很，不抽烟，不喝酒，天天一个人蹲在办公室翻抽屉。
后来才知道，他在“处理”自己的黄金和银元，他手头有钱，很多，长沙火灾他挣了不少，建砖厂、倒卖汽油、洗黑钱，数不清的账本。
这些钱不是用来逃命的，他知道自己跑不了，准备的是“进监狱的生活费”。
他随身带了十两黄金，装在烟盒里，藏在内衣里，连夜让人缝进鞋底，他还提前通知昆明的老商人孙子顺，把银楼留货的银元运出来备用。
沈醉是赌命赌赢的人，他赌的是共产党不会搜战俘。
事实正是如此，战犯管理所不搜身，只登记姓名、级别、是否服从改造，沈醉过了第一关，他的“本钱”进了牢房。
周养浩输在第一步。
他也有钱，甚至比沈醉更“敢捞”，他在息烽集中营做事，开设茶馆、杂货铺、包饭生意，每年收入“天文数字”，看守贪污、狱警勒索，都和他分账。
但他赌错了，他相信妻子。
他让妻子把黄金、白银、名表藏好，一旦风向不对，立即送来，可当他被捕，妻子跑了，带走所有财物，改嫁成都一个副团长，再没来看过一眼。
他进来的时候，裤兜里空空如也，甚至连被子都要向人借。
徐远举的情况更糟，他是北平军统的头，靠吃空饷、收贿维持生活，别人给他送黄金手表，他转手就送给上级。
他一身行头不差，住洋房，吃进口罐头，可一旦脱离位置，他连下人都不如。
他进来时身上只有一根铅笔。
看守李志正记得清楚，因为他当时跟另一个人说：“这个人是真穷，口袋比脸还干净。”
沈醉有黄金、有外援、有关系，周养浩、徐远举，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
会做人和不会做人，差的不是一点钱沈醉的最大本事，不是藏黄金，是留人情。
他在军统有个规矩：“栽花不种刺”，什么意思？能帮的就帮，别得罪人。
有人欠他人情，一到关键时刻，这些人就成了他的“提款机”。
昆明起义前，他跟资本家黄子华打了一次麻将，沈醉输了三百块，临走说：“以后要是我有难，麻烦你记得今天这顿饭。”
几个月后，黄子华果然送来了第一笔钱，之后每个月两次，送衣送物，看守都知道：“沈先生有人送。”
周养浩做不到，他在息烽集中营，是出了名的“敲骨吸髓”。
卖水要钱，买菜收税，甚至连死人身上的衣服也要倒卖，别人怕他，不是敬他。
他进战犯所后，没有一个老部下来看他，甚至还有人举报他，说他在狱中威胁同囚。
管理所对他，警惕得很，徐远举同样四面楚歌，他太强势。话难听，脾气暴。
他跟看守吵架，一次看守没及时送饭，他抡起板凳砸过去，被关禁闭三天，饭都断了。
后来他跟沈醉住一屋，还试图打他，说沈醉“出卖同志”“装孙子混饭吃”。
沈醉没吭声，等看守回来，徐远举被调走，再没回来。
战犯管理所不是一般的监狱，它像一个灰色封闭的社会，有交易，有规则，沈醉懂规则。
他不声张，却让人天天来“送东西”，烟、酒、点心、药品，甚至毛巾袜子。
有一次看守问他：“你是不是搞地下交易？”沈醉反问：“你搜吗？”看守没搜，只提醒他少张扬。
他懂限度，懂人性，他甚至故意在牌桌上输钱给看守。
“你今天赢我三块，明天是不是该让我多买两包烟？”
看守笑着说：“你说得对。”
沈醉靠这套手腕，在管理所内“发家”，后来还通过看守转银元，帮《红岩》原型丁中江安排逃跑，事败后只被轻罚。
而周养浩只能吃国家配给，一天两顿粥，冬天冻得发抖。
他去找看守抱怨，看守翻账本：“你没钱，没人探视，我们不欠你。”他没办法，只能拿着瓷碗，在院子里晒太阳，等饭点。
徐远举更惨，没人给他送衣服，他穿别人的旧衣，鞋底烂了也没人管，他一度想上吊，被发现后送去观察室。
没人为他们说话，但沈醉，总有人为他说话，看守、战犯、老商人，甚至是文化教员。
他说自己不是特务，是“被逼的”，他写检讨，写到凌晨三点，写了二十多本。
他明白，这不是为了赎罪，是为了出路。
“黄金十两”和“板凳一把”之间：管理所里的规矩和博弈战犯管理所不动你财物，但也不白养你。
政策是“优待俘虏”，但现实是“靠山吃山”，有钱的活得像人，没钱的活得像狗。
沈醉很快明白了这点，他不和人抢饭，也不和人讲道理。
他在打“内部规则”的算盘。
第一天入所，他问看守：“可以写信吗？”
看守点头，他立刻写信，三封，分别寄给昆明老商人、在重庆的舅舅、和一个从前被他“救过命”的军需官。
信中只有四个字：“人到、钱到。”两周后，钱到了。
银元四块，布料一捆，金戒指一枚，沈醉笑着说：“我可以活三个月。”
而其他人呢？
周养浩蹲在床角，用梳子给自己剃头，剃到一半，断了。
他跟看守说：“我得一把新梳子。”
看守翻记录：“你账户上没钱，不给。”
徐远举尝试闹，翻床、砸盆、咆哮，说“共产党不讲人道”。
结果三天禁闭，饭减半，回来时他瘦了一圈，眼睛发红，像疯了一样。
而沈醉在干什么？
他请文化教员喝茶，一边下象棋一边说：我年轻时也反对国民党，后来被抓去军统，是被逼的。
教员没说话。回头却在评语本上写了一句：“沈醉有悔改表现。”
这是一场制度与人心的博弈，表面上公平，实则处处是漏洞，战犯管理所允许自购物品，问题是，谁能买？
要有人送钱，要看守愿意帮你带，要有人替你“转账”，要有人在外头替你洗钱。
周养浩没人信，他出名冷血，他曾在息烽，硬让病号跑步，不跑就饿饭，一个老兵吐血死了，没人敢说话。
这些事，传进了战犯管理所，看守听过，不敢对他客气，他也想写信求助，写了七封，全退回来了。
寄信人地址早就变成别人家了，他妻子改了姓，孩子被送去东北，从不提“周养浩”三个字。
他成了“断线的风筝”，浮在空中，无依无靠。
徐远举更直接，他不写信，他骂人，他砸人，他说：“共产党迟早要倒。”别人离他远远的，怕被连坐。
有一次他和看守吵架，说“老子当年杀共匪，杀到你们祖宗。”
那天晚上，没人和他说话，第二天，院子里有人贴标语：“死不悔改，不如一死。”
没人查是谁写的，也没人替他说话，而沈醉呢？
他又赢了一局牌，看守输钱，气得摔牌，他笑笑说：“算我请你抽烟。”看守叹气，点了一根香烟，说：“你是最会过日子的战犯。”
谁是真正的“赢家”：从牢房走出来的，不只是人1960年，沈醉出狱，不是被赦免，是“特赦”，第二批。
特赦名单出来那天，很多人红了眼圈，有人哭，有人笑，更多人沉默。
沈醉整理被褥，给每个舍友都分了一点烟和糖，他说：我出去，也是为了你们能早点出去。
没人笑他，他确实帮过人，分过吃的，递过信，转过银元，甚至有人说，丁中江逃跑，他可能插了一手。
但他没被查，他只是“思想有波动”，改造态度积极，被认定“基本脱离反动立场”。
他走出牢房，穿着别人送的呢子大衣，外面风很大，但他走得很稳。
三年后，他任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员，写书、讲课、参加会议，还接受了几次采访。
有人说他变了，他笑了笑，说：“活着才有机会变。”
周养浩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是最后一批，他出狱时，牙全掉光了，耳朵聋，眼也花了，走出门口，没人接他。
老友死的死，散的散，亲戚不认他，他流落成都，靠捡废品和写回忆录维生。
他写的东西没人要，太多骂人，太多怨气，像是要把这几十年都喷出去。
他说沈醉是“叛徒”“投机分子”，但没人听，因为他输了，他输得彻底，连解释的资格都没了。
徐远举没等到特赦。
1971年，他死在看守所，死前三个月，精神混乱，怀疑自己被下毒，天天把饭扔出去。
有人说他是气死的，也有人说他活该，没人为他收尸，棺材都是从仓库借的。
他死后，名字在官方记录中是一句：“因病亡故，未获特赦。”而沈醉，还在出席政协会议。
他的回忆录出版了，有人骂他，有人夸他，但没人能否认，他活着，他出来了，他成了历史的“活证据”。
三人，曾同穿制服，同持枪同杀人，后来，同进牢房，同吃窝头，同受审查，最终，命运分道扬镳，不再交集。
不是谁更坏，也不是谁更正义，是沈醉看得早、赌得稳、活得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