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她不叫王营，她原名陈映民。
她不是大人物，但她见过大人物怎么死，她也见过小人物怎么活。
她的儿子，在她怀里消失，她没哭，也不敢哭，这年，她19岁，孩子刚出生六天。
儿子丢了，不能停不是她不找，是她再找就活不了，“孩子被一个老头抱走了。”
她听懂了这句话，她没说话，她也没回头。
“别回头了。”是林月琴说的，那天风大，林月琴用两条破棉布缠着腰，小腿绑着稻草，枪也没背，走得快。
“你如果回头，活不到晚上。”她盯着她，“你要活着，回部队。”
部队在哪？她不知道，她知道身后是国民党，是缴枪，是活埋，是抓回家做“女兵”的命。
前面是跑反队，那是女人、老人、孩子组成的队伍，每天掉几个人，就像山上塌几块石头，没人问，没人回头。
她走了三天，孩子没有了，乳房涨得硬，她把奶挤进泥里。
“她没哭。”林月琴一直记得，“她只是低头，咬了一口干粮，咬不动，就嚼棉花。”
她在湖北走散，在河南合队，在陕西看见旗帜。
那时她连名字都换了，叫王营，部队里没人知道她是谁，没人知道她丢了儿子，她也从不提。
吕绍文没了，信没来得及寄他叫吕绍文，是她名义上的丈夫，不是媒妁之言，是“童养媳”的安排。
她7天大，亲爹就把她送走了，收她的人家姓吕，穷，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吕绍文。
穷到什么地步？吃饭靠地瓜藤、草根粥，晚上睡稻草，穿一件衣服夏冬不换。
但吕绍文不打她，从不骂，也不说话，整天脸黑黑的，挑水、砍柴、劈木头。
她14岁，已经做饭、洗衣、生火，成了小妇人。
15岁那年，吕绍文参加红军了，她没哭，只是把他那双打满补丁的布鞋洗了三遍。
“部队来了。”吕绍文是这样说的，“我要去。”
部队一来，村子变了，开会、贴标语、夜里抓人，她第一次听说“土地分给穷人”。
那年秋天，她也去了，不是战斗员，是送饭的，是缝补的，是夜里传口信的“女兵”。
“皮队长要你去一趟。”这是她第一次执行任务，皮定均当时还叫“皮大个儿”，只有十七八岁，她从山沟子跑过去，带回的是敌军情报。
她不知道那叫“侦察”，她只知道自己是红军的人了。
孩子、丈夫、亲人，一个个走1934年冬，她在甘肃重遇吕绍文，“他的脸变了，黑得认不出。”
“你还活着？”他摸了摸她的手。
“嗯。”她点头，“你呢？”
他说：“我今晚可能要走。”她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没有抱，没有吻，他只是脱下自己的棉衣，裹在她身上：“你瘦了。”
晚上他走了，第二天传来消息：吕绍文牺牲，同一天牺牲的，还有他的弟弟。
她没有棺材，没有照片，只拿到了一个缝着红布的包袱，里面是血衣一件。
她咬着牙，把包袱埋了，她在心里说了一句话：“我还活着。”
但这不是结束，几天后，她被俘了。
被俘、受辱、逃亡她是女人，红军女兵，国民党是怎么对待的，她早就听说。
“她被马家军抓住，拖进了被服厂。”
“那是集中营，白天做军衣，晚上‘审问’。”
她没说一句话，她也没哭，她咬破舌头，往地上一吐，血和口水混在一起。
三天后，她逃了，趁着运粮车进来的一瞬，她翻墙跑了出去。
她浑身是血，裹着麻袋，沿黄河走了三天三夜。
饿了吃草根，渴了舔雪，后来她发烧、晕倒，被一个老乡捡回家。
那家老乡姓史，是个摆渡人，他救了她，等她能说话时，她说：“我姓王。”
从那以后，她不再叫陈映民，她是王营，一个逃出来的红军女人。
延安，最安静的地方1936年，她到了延安，“你来干嘛？”干部问。
“做饭、缝衣、背物资。”她一口气答了五个活计。
“你有文化？”干部问。
“没。”她低头，“我会认几十个字。”
她不是干部，不写材料，不站台，她做事，埋头做，一做就是十年。
她缝过彭老总的棉衣，炖过贺龙的羊汤，也帮林月琴剃过头发。
没人知道她曾丢过儿子，也没人知道她叫陈映民。
有一天，她在墙角坐着，把线头理顺，一个女兵问：“你老公呢？”
“牺牲了。”她答。
“孩子呢？”
她愣了一下，“丢了。”
女兵不说话了，她把线收好，低头继续缝补。
45年后，她说：我还记得那个味道1983年，王营退休。
不是领导，也没勋章，她是后勤工人，一辈子没离开炊事班。
她一共填了五张表，写了四封信。
信的开头是一样的：“我是一名红军老战士，1932年湖北随队丢失一子，现请求协助寻找。”
她没报希望，45年过去了，她记得孩子出生那天，山上刚下过雨，空气是湿的，“我还记得他身上的奶腥味。”她跟身边的人说。
没人笑她，她是炊事班最能干的老人，包的馍没人舍得咬第一口。
“中央要查这个事。”一个月后，通知来了。
档案一页页翻，1932年、湖北、随队、孩童走失，没有名字，没有登记，几乎不可能。
但河南息县，有人提供了线索，当地一个老乡，死前交代：“你不是我亲生的，是1932年我在路边捡的一个娃。”
村支书写了证明，当地派出所做了血型比对。
1984年，春天，她接到电话：“找到了，你儿子叫刘德荣。”
她看到儿子第一眼，说：你像你爸河南，息县，她坐在火车上，穿着发白的干部呢子大衣，手里提着一袋煮鸡蛋。
到站的时候，她没说话，她不相信，她怕是个错。
车站人多，一个男人举着一张纸，纸上是三个字：王映民。
她走过去，他叫她：“妈？”
她点头：“你是……刘德荣？”
“我叫吕美成。”他说。
“你像你爸。”
她看着他，额头高，鼻梁直，不太笑，就像吕绍文，她没流泪，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布。
“我一直留着这个。”
是那年她给孩子包脚的布，洗得发硬，发黄。
“你小时候就喜欢咬这块布。”她说，“你咬一口，我就知道你饿了。”
刘德荣低头咬了一口，没说话。
历史，从来没忘记她他们团聚后，她写了一封信，不是给儿子，是给中央：
“我这个昔日童养媳，现在过上了好日子。”
之后，地方给她分了房，单位帮她调了儿子的工作，有人提议给她立传，她说：“不用写我，我不是英雄。”
但她的事，党史馆记下了，档案里只有几句话
“王营，原名陈映民，安徽六安人，红四方面军后勤工作人员，长征期间丧子丧夫，后被俘脱险，长期在延安从事炊事及被服工作。”
有人问她：“你后悔吗？”
她说：“我后悔过，那天我想过，孩子丢了，要不要回头找，但我知道回头就没命。
活下来，才能找他。”
“现在找到了，我不后悔了。”
她不是烈士，也不是将军她活得比烈士久，比将军苦，她没有受奖，没有题词，没有追授。
但她有儿子，儿子有孙子，孙子说：“我奶奶是红军。”
她听见这句话，笑了。
她晚年喜欢坐门口晒太阳，左手捧一本书，右手捧一个鸡蛋，她说：“我不识多少字，但我记得很多事。”
她不怕死，她怕忘了那条山路最后几年，她记忆开始混乱，有时候会说：“锅呢？锅我要背上。”没人明白。
她在梦里走那条山路，孩子还在怀里，她走丢了、又走回来，队伍还在前面。
她睡得很沉，晚上嘴里偶尔呢喃：“别回头，别回头。”
1995年，她去世。
骨灰分了一半，送去延安边上的小山坡，另一半，她儿子带回家，埋在祖坟旁。
她没留下遗言，只在日记里写了两句话：
“我做过红军，丢过儿子，45年后，我把他找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