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一个解放军将领,能让国民党王牌兵团司令发出“要是在我们这边早当军长”的感慨,这种人,不多。
徐其孝,是其中一个,打仗不多说话,真拼命,他不出名,但出手就震撼。

1954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黄维,审判长念到“南坪集阻击战”时,黄维面无表情,但听到“徐其孝”三个字时,他的眼神变了。
“这个人打仗太狠了,太准了,要是在我们这边,他能干到兵团司令。”黄维坐在被告席上,一字一句地说。
他在说什么?说的是1948年淮海战役。
解放军11旅,装备破旧、缺弹少粮,却挡住了他第12兵团几万人、几十门重炮、十几辆坦克,不是一天,是整整三天。
徐其孝当时是11旅旅长。他没躲在后方指挥部。他人,就在阵地前沿。

南坪集,是一条狭长村落,东西高,中间低,易守难攻,也易被围,黄维想穿过去,直插解放军后腰,他算准了解放军没重炮。
徐其孝怎么接?他没有死守正面,反而故意撤掉一侧阵地,装作溃退。
黄维中计了,他让三个团一口气冲了进去,结果,掉进了徐其孝布好的包围圈。

徐其孝不等命令,直接下达反包围命令,三面合围、夜间反突袭。
他亲自跑到中线高地指挥反击,被迫击炮弹片掀掉半边头盔,没退,照样调动预备队侧击。
第三天拂晓,第12兵团的前锋几乎全灭,黄维痛失突围机会。
淮海战役这一仗,南线封口封得死,跟徐其孝拼命有直接关系。

他不讲勋章,全身三十多处枪伤,背上和大腿的枪眼,像是硬生生钉进去又拔出来的。
1944年洛阳战役,他带28团夜袭西门。
敌军有机枪阵地,他没下命令撤退,而是跳进护城壕沟,带着突击队从城门底下摸进去,贴身肉搏。
“洛阳英雄连”的称号,是这么打下来的,不是靠标语,是靠尸体堆出来的。

他出身不高,麻城人,家里穷到吃草根,14岁参军,16岁就打仗带兵。
没人教他兵法,他的教科书就是战场。
1934年红军长征,过草地那段,很多人饿死、冻死。
徐其孝腿部溃烂,走不动,他绑上破布,用刺刀撑着继续走,陈赓说过:“他是打出来的老革命。”

百团大战,他是386旅决一团的团长,打日本鬼子,是近距离拼刺刀,他不信“远程火力”,他信近身肉搏。
一次突袭日军小队,他带头冲锋,日军机枪火力点架在桥上,他爬过去扔手榴弹。
手没放稳,炸药擦着他耳边炸了,他昏过去三分钟,再醒来第一句话是:“打没打下来?”
打仗不是演习,他信一个原则:敌人不给机会,就创造机会。

陈赓一直带他,从太岳到华东,从山西到广西,为什么?因为他打仗稳。
两广战役,敌人是桂系老油条第七军,前线打不过,陈赓要找个硬骨头牵制主力,选谁?不是干部里资格最老的,是徐其孝。
他带旅正面缠住第七军四天,明知不能全胜,却死死钉住对方,不让其增援侧翼。

没几个人知道,他那时候高烧39度,打完仗人直接昏倒,醒了第一句是:“敌人动了吗?”
这不是忠诚,这是职业。
别人搞指挥员讲评,他搞全员复盘,炸弹扔歪了?拉出来重练,冲锋慢了?带上背包夜跑,他一句话让人服气:
“战争不是排练,谁慢半拍,谁死。”

你可以不喜欢徐其孝,但你不能不服他。
他的兵有个说法:“他身上的伤,不是勋章,是军规。”
1945年太岳战役,一场夜袭打到一半,前排哨兵被冷枪击倒,突击队有些慌,后排有人喊:“旅长上没上?”

话刚出口,身后传来一声闷响,是徐其孝,他从侧翼壕沟里钻出来,一脚把喊话的兵踹倒:“打仗靠嘴?冲!”
他拿走那名士兵的枪,自己顶着机枪点射线冲过去,头盔被打掉,他没回头。
五分钟后,敌人阵地哑火,那名士兵在战后被提升为班长,说了一句:“他不是吼我,是救我。”
他不信“激将法”,也不信“兄弟情”,他只信纪律和判断。

徐其孝不喜欢讲“兄弟”“战友情”,他说:“我是你们的旅长,不是你们的亲戚。”
一次南线清剿战,他下令一个班迂回插入敌后,中途接到无线电报告,前线已突击成功,是否取消迂回?
他只回一句:“不取消,后方的活也必须有人干。”
两个小时后,那支小队遇伏,三人阵亡,战后有人质疑这命令是否冷酷。
徐其孝沉默很久,说:“他们替主攻部队断了后援,这仗赢得干净,他们是全连的命。”
不是没人敢反驳,但没人能反驳。

他战前总爱讲笑话,没人知道他图什么。
淮海战役前,他站在地堡口,手里拿着地图,说:“这地方叫南坪集,地形像只牛鼻子,我们现在要扯着这牛鼻子遛狗。”
全团都笑,但他收起笑脸时说的那句,没人敢忘:“如果牛鼻子断了,狗咬的就是我们自己。”

1950年,部队整编,有人提议调他去军区搞战训工作,他人没吭声,等命令一到,他连夜从西北军区跑回部队。
“我不教别人怎么打仗,我自己会打。”
组织找他谈话,他说:“我会听命令,但你别拿我当文人,讲课我不会。”
他就这样把自己“调”回来了。

不是谁都能坚持十几年打仗,还能清楚记得家人长什么样,徐其孝能。
1949年,渡江战役前,他短暂回到湖北老家,全村死得只剩几家人,他的母亲,已失明,摸着他的脸,说了一句:
“你活着啊?”
他没回话,只是把手按在母亲的手上,她顺着摸到他的后背,一处旧伤还没结痂。

“你背上这道是子弹?”她问。
“是。”
“你爹也是背上挨的那一枪。”
那天,他只停了一个小时,临走,母亲站在门口说:
“你去吧,别回来,你要是回来了,国家就完了。”
他在路口站了一会儿,没回头。

麻城,1931年红军围剿失败,国民党血洗老区,他父母、两个哥哥全被杀,他没报仇,没回家。
他只做一件事,继续打,他说:
“我记得他们怎么死的,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活得爽。”
战后,他一再婉拒安排家属优待,他只要一句话:“给乡亲们留地,我的家人在我心里。”

1955年,授衔仪式,他是全场最安静的一个,别人找他庆祝,他笑着说了一句:
“我上面多一颗星,弟兄们少一个脾气。”
他成了少将,但没有住专房,他住旧营房,早上还和战士一起跑操,他亲自给新兵讲怎么架掩体、如何识别炮声。
1980年对越反击战,他虽不再一线,却每天守着电台,亲自调兵图上标线,他不信“退役”。

晚年,有年轻人问他:“将军,您怕过吗?”
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
“怕。怕弟兄死得不值,别的,没什么好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