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一块手表，五头毛驴，赵树理讲出这句话时，没有笑，也没人笑，他说的是事实。
但这事实，在当时，却成了“问题”。
这不是比喻，这是证据，他为此付出代价，也留下震撼一代人的作品。
“五头毛驴”：真相被砸在地上，响声很脆赵树理不是坐在书房里写农村，他下地，他回村，他跟人掰扯，他写出来的农村，不是“土得掉渣”，是苦得发麻。
1950年代，他回老家调研，一块苏联产手表戴在手上，村干部盯了半天，咽了口唾沫，说了句：“你这块表，在我们村能换五头毛驴。”
不是比喻，是实价。
一头毛驴值七万块（旧币），五头就是三十五万，那时候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种地下来，挣不了五万块。
一块手表，顶七年汗水。
赵树理没笑，他开始琢磨文艺界一个普遍现象：歌颂多，揭丑少。
从文艺座谈会到《人民日报》副刊，农村“丰收画”铺天盖地，没有饥荒，没有贪腐，没有死亡。
可他刚从山西回来，见了三个馍馍分四家，见了老汉借钱娶儿媳，见了地主刚翻身又掉回去。
现实像一把生锈的镰刀，划破那些“乌托邦式”的图画。
他不服，他要写。但问题来了。
他写《小二黑结婚》，人家说：“你侮辱了老干部。”
他写《李有才板话》，人家说：“你有反动倾向。”
写了就挨批，越真越危险，可他不收笔，他说：“你可以不同意，但你不能让我说谎。”
假农村真宣传：他拿故事，对着脸打当年农村文艺作品里，村民开大会、扭秧歌、打腰鼓、分田地、笑开花。
赵树理冷笑，他直接写了一个“神婆三仙姑”，专治这种“精气神太好”的文风。
三仙姑嘴上念咒，背地里收钱，村干部信她，群众怕她，旧社会的糟粕，被当成“民间智慧”继续供着。
在《小二黑结婚》里，三仙姑反对二黑和英子的婚事，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理由老旧，但现实。
赵树理没写英雄，而是写“窝囊”，没写改革，而是写阻力，他把农村最难看的那部分拿出来晒。
这不是艺术上的“挖掘”，是政治上的“碰瓷”，很多人觉得他“不合时宜”，但老赵知道，合时宜的东西，写不出真话。
更可笑的是，某地宣传队把他剧本改了，把三仙姑变成“误会中的热心人”，最后还帮小二黑牵红线。
赵树理看完，没骂人，就冷笑一句：“那你们演你们的，不用写我名字。”
他不是写作，他是顶着风写抗议书。
他不是“人民代言人”，他就是人民很多知识分子写农民，像医生写病人，站得远，说得轻。
赵树理不，他是农民的儿子，会种地、会吵架、会熬粥，他知道“七分地三分坡”，知道“人情账比高利贷还难还”。
他不替农民说话，他就是农民说话。
他的语言不是官话，是顺口溜，是骂街话，是戏台子上砸挂的狠词，他写的人物，个个带着烟火。
比如“二诸葛”，一个爱出主意但主意都不中的混子；比如“狗剩娘”，骂完人就后悔的苦命妇人。
这些人，你在县城吃个面、在集市拎个菜，就能碰见原型。
文艺圈有人说他“太土”，他说：“你们写的‘新农村’，我走一圈，连猪圈都不见得有。”
他的土，是实土，不是样板房贴的“仿古红砖”。
他不信“典型人物”，他信烂泥里的命赵树理不喜欢“树典型”，他不写雷锋，不写董存瑞，他写“有才”，一个嘴硬、爱贪小便宜、对老婆吆五喝六但对村干部不服气的男人。
他写《李有才板话》，连形式都不正经，上来就是“我说你听”，不设章法。
但故事扎心，李有才家穷，老婆病了，村里分地，他分到一块烂田，有才不服，吵，告，最后一个人拿锄头跟村长干上了。
不是因为革命觉悟，而是因为“我家没吃的”。
赵树理写出底层农民的愤怒、苦、倔强，不美化，不拔高，他不怕“人物不正面”，他怕“故事不真实”。
他说：“我写的是人，不是宣传口号。”
他不信“高大全”，他信“偷油灯的人，也可能是最先反抗的那个人”。
“不合时宜的人”：赵树理的代价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文联发言，他照例没说“成绩”，只说问题：“现在农村很多人吃不上饭。”
会场安静了三秒，掌声没响，他没改口。
那年，全国都在讲“亩产万斤”，都在发“丰收图”，赵树理讲“饥荒”，等于在喜宴上说灵堂事。
不久，他被停职检查，原因写得很模糊：“文学方向偏差，思想不积极。”
但所有人都明白，他讲了不该讲的实话。
从此之后，他的作品越来越少，能发的，不痛不痒，想写的，被扣在抽屉里。
1963年，他写了一篇小说，叫《锄头记》，里面写了一个农民，为了换锄头，欠下三年债，出版方说：“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赵树理说：“但这确实是村里的主旋律。”
这篇小说被压了整整20年，直到他死后才发表。
更黑色的还在后面，文革期间，他被抄家，被拉去“斗争”，罪名很新鲜：“攻击现实”“丑化干部”“混淆敌我关系”。
他不解释，他也不认错，他说：“要我编，我不会。”
1970年，他死了，死在一间破屋，窗户糊的是旧报纸。
报上没登消息，没有悼词，没有追悼会，那个曾经写出《小二黑结婚》的男人，就这样，被风吹进了尘土里。
很多年后，有人问：“赵树理晚年为什么不写了？”
老舍一句话顶了天：“他不是不写，是不愿撒谎。”
留下山药蛋，炸穿文艺墙赵树理死后，“山药蛋派”活了。
这是茅盾取的名字，意思简单粗暴“土得掉渣，但能填饱肚子”。
“山药蛋派”不写大人物，不搞高格调，他们写吃饭，写借债，写一个农民怎么在田里摔断了腰，没人管。
赵树理是源头，他不信华丽辞藻，他只信生活，他教写作者：“别抬头看标语，低头看黄泥。”
1979年，《三里湾》再版，书摊上排起队，一个农村读者写信给编辑：“这书写得像我爸。”
《三里湾》没主角，没英雄，全是矛盾，合作化运动搞起来，村干部、贫农、富农、小商贩全拧在一起。
不是哪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是每个人都在试图活下去。
里面有句台词：“你说新政策好，我信你，可为啥我家还是吃咸菜？”
赵树理从来没写“革命胜利”的宏大场面，他写的是：“胜利之后谁来种地，谁来埋人，谁来还账。”
他留下一种写作方式：不信典型，不搞拔高，不装感动，只写苦、写脏、写愤怒、写不服。
他的文学，是脱了皮的现实。
五头毛驴，换不来一块谎言赵树理的故事，不需要拔高，也拔不高。
他用一块手表，对比出城乡差距的荒唐；用一篇短篇，写出干部和农民之间的裂缝；用一口土话，把整套宣传语法拆得七零八落。
他的文学不是“文艺志愿服务”，是“现场记录员”。
他的写作不是“为人民服务”，是“替人民喊疼”。
他一生都在干一件事：让真话，进文学。
今天还有多少“五头毛驴”的比喻？还在，换个方式而已，房价、教育、户籍、医保，哪个不是城乡鸿沟的投影？
赵树理的意义，是让我们知道：文艺不能总在演好日子。
好日子要演，烂日子更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