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西柏坡前往北平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毛泽东：“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哦！”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该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毫无疑问，在我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最担心的问题是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到在进京路上与周恩来等的上述对话，他一直处于一种“进京赶考”的临考状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300多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几乎未经恶战就进入北京。从和平入城这一点说，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与当年李自成进京多少有些相似。

当然，傅作义将军受正义的感召，看到了光明前途，为保护人民而起义的进步行动，与穷途末路的明王朝的官员作鸟兽散，茕茕孑立的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李自成当年所遇到的考验是一样的。

对此，毛泽东曾经指示党的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李自成当年就是不懂得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甚至这一步还没有走完就忘乎所以了。

一进北京，他就在明朝太监的引导下住进了皇宫，就急急忙忙地宣布建立大顺王朝，过了一把当皇帝的瘾，一下子过上了锦衣玉食、嫔妃成群的腐朽生活。

李自成集团胜利后的骄傲，不仅有生活腐化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头脑膨胀，变得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

且不说看不到关外有强大的清军对北京虎视眈眈，看不到吴三桂这支明朝最强大的军队正脚踩两只船。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给他自己和在他领导下的党和军队提出两个最重要的警告，一个是“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个问题在渡江战役后已经基本解决了；

一个是不可学闯王，“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决不当李自成”，说穿了就是一个力戒骄傲的问题。

骄必盲，盲必骄，互为因果。要不骄傲，首先眼里要看到敌人，看到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敌人很多，其中一个威胁最大的敌人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匪特武装。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改朝换代必有严重的匪患，这是一条规律。乱世英雄起四方，旧的统治者大权旁落，而新政权的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权力的空白期，土匪就岀来称王了。

历史上中国的改朝换代，虽然皇帝变了、国号变了，但经济基础没有变，很少甚至一点也不触动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

即使如此，仍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平息动乱特别是消灭割据政权更要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而新中国代替旧中国是正儿八经的翻天覆地，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绝不会甘心在正面战场上的失败，会换一种方式来与我作殊死搏斗。

蒋介石在大陆王冠落地后，便把“宝”押在了土匪上，企图利用匪特武装在我后方开辟所谓的“第二战场”。

蒋介石早年是靠黑社会起家的。他参加青帮，在上海滩通过虞洽卿结识大流氓头子黄金荣，并拜在其门下。

他与胡汉民、张静江、黄孚、陈英士等人结党，靠的是金兰结拜，后面又靠换帖拜把子的办法把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摆平了。

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用以打头阵的就是黄金荣、杜月笙的黑道流氓武装。

蒋介石的帮会背景，使他的行事风格明显带有黑道痕迹，习惯于借助黑道的力量。用军统、中统搞特务统治，就是沿袭帮会习惯。

这些且不去说，只说抗战胜利后为消灭共产党，他收编的土匪、汉奸的武装不下百万，仅仅东北就有20万之巨。

为方便收买土匪游杂武装为其所用，蒋介石还特别重视提拔有土匪经历的将领。

以河南为例，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南阳第13绥靖区司令长官王凌云、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等都有土匪背景。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各方面都比共产党占优势，并且是绝对优势，他尚且要借重黑道，在大势已去、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他便更寄希望于黑道了。

刘茂恩

在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制定的所谓《应变计划》中，把全国划分为五大“戡乱区”：

西南戡乱区，负责人何应钦；西北戡乱区，负责人马步芳；华北戡乱区，负责人李玉宝（后以通共罪名被枪杀）；东南戡乱区，负责人郑介民；华南戡乱区，负责人薛岳。

从后来执行的情况看，上述所谓戡乱区的负责人其实不过是挂名而已，真正在台湾指挥的主要是蒋帮保密局。

《应变计划》决定在全国建立15个重点“敌后游击根据地”，分别是。

西南：黔东北、湘鄂川黔边、川南、滇北昭通；西北：甘青川边；中南：广西瑶山、广西十万大山、大别山、武当山、井冈山、湘鄂川边龙山、湘西、豫西；东南：浙皖边、太湖。

从上述15个地方来看，历史上大多是土匪窝子。

所以，毛人凤后来又有《关于扩展游击工作纲要》等补充计划。《关于扩展游击工作纲要》明确要求特务：

联络地方团体及警察，尤以本局同志掌握之团队与警察与下层社团、绿林土匪等予以秘密组织，以为陷匪后之游击力量。

一面称解放区为“匪区”，一面又要特务与绿林土匪合流，尽管其概念混乱，逻辑错乱，但意思还是明白的，就是要用土匪来打“共匪”，其“敌后”游击武装其实就是土匪武装。

这是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毛人凤在《应变计划》中还特地规定：

如果行政首长弃职逃跑，人民可以自行推荐、介绍他人取而代之，能控制多大的地盘就当多大的官，从区长一直到省长。

且不说这里所说的人民不是指老百姓，只说谁能控制地盘呢？在共产党尚未建立政权的地方，能控制地盘的只能是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绿林土匪。

能控制多大地盘就当多大的官，对这些人的吸引力比地球的引力还大。

土匪、恶霸往往有一种修成正果的心理，希望头上能有顶官帽，占到地盘就有官当，岂能不争先恐后，趋之若鹜？

这就是新中国建立前后国民党所封的司令遍地是，将军多如毛的原因。

除了毛人凤的保密局之外，同为特务系统的中统，还有三青团系统的蒋经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等等也不甘落后，纷纷发布指示，加紧部署。

毛人凤的“敌后”游击武装名曰“人民反共自卫军”（后正式改番号为“反共救国军”），而何应钦的“敌后”武装名曰“人民自治救国军”。

正是蒋介石这个《应变计划》，点燃了新解放区匪患的野火。

此时的新解放区，一方面，城市里到处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响彻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歌声；

另一方面，潜伏下来的特务在暗中活动，打着诸如“反共救国军”“反共自卫军”之类旗号的匪特武装纷纷冒了出来，且有星火燎原之势。

在城市，抢劫、暗杀、投毒、纵火、破坏工厂和公共设施的案件层出不穷；在乡村，匪特更是无恶不作，杀害我干部、军队零星人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很多地方陷入了白色恐怖。

在一些地方，县城里飘着五星红旗，县城外却飘着青天白日旗。

在地方各大区中，压力最大的是中南局的林彪，《应变计划》中提出的15个重点“敌后游击根据地”，有8个在中南，占了一半，基本在历史上都是老土匪窝。

据粗略估计：河南有土匪20万人，湖南有土匪30万人，湖北有土匪10万人，广西土匪人数竟高达50万人以上。

仅中南一个大区的豫湘鄂桂四省，就至少有土匪110万人，甚至比四野大军的总兵力还要多。

据统计，自1949年6月—1950年6月，在发给中央的剿匪报告中，中南局数量最多。

为应对日益猖獗的匪患，林彪还数次单独给毛泽东发电报请示解决之策，这对一向喜欢独断专行、老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林彪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可以说，在开国元帅中，贺龙对土匪摸得最透，林彪对土匪最警惕。

毛泽东对林彪的电报高度重视，在亲自部署中南军事剿匪的同时，也多次提醒林彪：重点是挖掉匪根，彻底根除土匪滋生的土壤。

如何挖掉匪根呢？毛泽东提出了两条：挖穷根、消灭会道门。

匪患是诸多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贫穷、灾荒、战乱、鸦片、腐败乃至自然环境等等，然而其原始动因是人在极端贫穷下的求生本能。

当一个人在因饥寒而活不下去的时候，或不顾尊严，乞讨为生，或无视法律，为盗为匪。

在说到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剿灭土匪260余万这个数字时，现在很多人都感到惊讶甚至怀疑是否有“水分”。这是因为不了解旧中国的国情。

有外国人说，“民国不像民国，而是匪国”。英国有个叫贝思飞的学者写了一本《民国时期的土匪》，认为最保守的估计，1930年中国有土匪2000万。

该书综合地方志的记载及媒体报道说，1928年，河北的土匪人数最多达500万，占总人口的20%。到1930年，山东境内的土匪人数超过20万。

1931年，四川土匪总数至少有150万。1937年，河南土匪达40万。

这个数字固然不可能完全准确，但大抵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实况。当然，这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惯匪，即职业土匪，而大多数是“业余土匪”，即临时为匪者。

旧中国的土匪所以这样多，首先是因为绝对贫穷的人口多。数以亿万计的贫民是取之不尽的“匪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国民生活水平划分为5个档次：

恩格尔系数（食物费占总收入之比例）为59%以上者属绝对贫困型消费，50%-59%属勉强度日型消费，40%~50%为小康型消费，20%~40%为富裕型消费，20%以下属最富裕型消费。

按照这个标准，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应归于绝对贫困型。

据卜凯《中国农家经济》所引调査资料，20世纪20年代，河北平乡、盐山，河南新郑、开封，山西武乡5个县的农家，食物费平均占总生活费用的63.3%。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中国最富裕的苏州地区吴江县的江村调查后得出结论：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

苏州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著名散文家和红学家俞平伯在河北定县几个条件好的村庄调査，问农民小米是否够吃，村民的回答是，除来客和办事情时吃点小米外，平日只以红薯、白菜为食。

北方是小麦主产区，但绝大多数农家包括一些富农和小地主都是吃不起白面的。

如果以农民年入150元法币为农村生活最低贫困线，据华洋义赈会的调査结果，河北农民150元以下者占82.5%，151-500元占12.4%，500员以上的占5.1%。”

贫穷线以下的农民正常年景尚不得温饱，遇到灾荒更是惨不忍睹。

英国学者贝思飞说：“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

在饥饿威胁到生命时，人的尊严和任何法律、伦理都会荡然无存。饥民面对死亡，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

解放前，豫西是全国有名的土匪窝。历数民国以来豫西巨匪头目，十个九个出身贫寒。

所谓“中原大侠”王天纵家贫如洗，大字不识；“巾帼趟将”张寡妇（贺贞）原本是一个好媳妇，因没有活路了，当了“老架杆”；

著名兵匪张巨娃出身赤贫，兄弟二人靠寡母乞讨养活，长大后先当兵后为匪；后来成为“东陵大盗”的孙殿英是个流浪汉，从豫东流浪到豫西当了土匪；

被土匪誉为“趟将楷模”悍匪“老洋人”张庆，出生于贫农，10岁时父母双亡，辛亥年豫西旱灾，兄弟俩活不下去，便参加白朗起义队伍，后拉出队伍当了匪首，最盛时达两万人；

十个匪区十个穷，这是一条铁律。

旧中国的人民贫穷的原因，除了生产力低下和自然灾害频仍外，最主要的是残酷的阶级压迫，严重的贫富不均，全国占农村人口不到7%的地主、富农占有50%以上的土地.

个别地方甚至达到80%以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了命根子，唯有死里求生。前述豫西张寡妇就是典型一例。

她本是一个贤妻良母，丈夫死了后带着3个儿子艰难度日，怎么也没有想去当土匪。

起因在租种土地上，其丈夫的兄长就是本村最大的地主，不接济弟媳和侄子不说，还宁可把土地租给别人也不租给侄子，怕他们孤儿寡母到时候交不上租子。

张寡妇的大儿子气不过，找他论理，遭到痛打。亲伯父都不租地给他，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法活了，她让大儿子去当了土匪，大儿子在火拼中死后，她成了匪首。

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把实现“耕者有其田”写在了建国纲领上，可民国时期的土匪比清朝还要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真正进行土改。

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试图实行“国父”遗训，通过“耕者有其田”来减少并消灭匪患。

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法》，1932年又颁布了《保障佃农办法原则》，规定了按正产千分之三百七五交租的法令，可大多数省份没有响应。

湘、鄂、粤、桂、苏、浙等省虽下了减租命令，但还没实行，就以业主权益受侵害和影响税收为借口，不了了之。

陈诚于1938年任湖北省主席后，在1941年4月公布了《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推行了三年多，但收效甚微，“地主势力之大，竟可迫使无知乡农自动地放弃其应得的利益”。

唯一收到一点成效的是蒋经国在赣南6个示范区搞的试点，通过“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用债券支付地价”，两年扶植了991户自耕农。

但因该办法无法推广和蒋经国调离赣南，该计划寿终正寝，此法后来蒋介石在台湾运用。

国民党在大陆的土改之所以必然失败，原因很多，这里只说一点，“农村行政，为地主的广大的势力所渗透，税收、警务、司法、教育，统统建筑在地主权力之上”。

对江苏无锡104个村长出身成分的调查表明，91.3%为地主，7.7%为富农，1%为小商人。

据1933年对陕西省22个区长的调查，有田亩100亩以下7人；100亩至500亩有13人；500亩以上2人，拥有1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约占68%。

另据对河南44个区的区长的调查，有田产100亩以下12人；100亩至300亩有26人；300亩以上6人，拥有1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约占72%。

陈诚在回忆录中把土改失败归咎为“在‘做’字上太差劲”，其实只看到了表面，殊不知从村到区的当权者都是地主，让他们来搞土改，可能吗？

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剿匪始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所处之赣南和闽西，自古就是“盗匪岀没”之地，闽西各县的土匪约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

1930年，毛泽东指出，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应对土匪成员主动实行“容纳训练”的政策，促成其思想向革命转化。这就把匪首与匪众区别开来了。

按照当时划分阶级的标准，土匪是归于“流氓”一类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给“流氓”以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时，也分给他们一份。

一般的“业余土匪”分到了土地便安分守己了，那些游手好闲之辈经过强制性劳动和工作，逐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央苏区的土匪问题在毛泽东的治理下得到较好解决，做到了盗匪绝迹，野无游民。

中央苏区肃清土匪的初步经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到比较完善。

从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到1943年，边区内土匪基本被肃清（少数逃到国统区）。

陕甘宁三省交界处土匪最多达10余万人，“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

边区政府成立时，境内土匪尚有4000余人。其中在宜川、甘泉一带活动的李青伍股匪，于1937年4月25日在劳山伏击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车队，除周恩来、张云逸等5人脱险外，其余18人全部伤亡。

土匪成为边区心腹之患，非剿不可。

李青伍股匪是通过军事进剿解决的，到1938年底，边区共剿灭40多股大小土匪，毙伤800余名，俘虏400余名，缴枪1000多支。

但由于土匪多在边区与国统区的交界处活动，如越界进剿，就会引起国共纠纷。因此，边区剿匪在注重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同时更注重治本挖根。

土匪是畸形社会的产物，治本就是改造旧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挖穷根就是挖掉土匪来源之根。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明确土地所有权、减租减息、改造二流子、拥军优抗等，随着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营造出来，土匪在边区绝迹了。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吃饭问题，温饱是一条保持社会稳定的红线，人民不得温饱，匪患没完没了。

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在解放之初，曾指示解放新区任务较重的林彪：

一是新区暂缓土改，最大限度减少解放军南下时的敌对力量；

二是大规模推行“二五减租”，即“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二五”，“民国三十八年（1939）底以前欠租一律免交”。

这就是著名的“二五减租、三八交租”，解放后土改前的减租基本沿用此法。

通过明确土地所有权和减租减息，基本解决了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在家种地就有饭吃，谁还去当土匪？

一种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地主，一种是好逸恶劳的二流子。一开始搞土改时，有些地方对地主釆取了“扫地出门”的政策，因而使不少地主参加了土匪。

1950年后，我党在土地条例中纠正了这一不给出路的做法，规定地主返乡即给其分配与其他农民一样的土地，享受同等公民权利，相当部分中小地主纷纷返乡种地。

在根据地，二流子是对那些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盗窃、赌博、阴阳、巫神、土娼等为谋生手段的人的统称。

二流子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极易为匪或通匪，只要能给他钱，有的让他当汉奸、特务也干。

据调查，1949年，湖南长沙42万人口中，失业人员和各类二流子达8万人。

对二流子，中南大区党委规定：“给社会游民分子以土地耕种，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员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

在给他们分田的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对他们进行改造。如制定二流子公约、设立戒烟所、将不生产的二流子编成生产队，等等。

到1951年初，长沙绝大部分二流子已“自觉地变成了好的劳动者”，未改造的只有3554人，到1952年，全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挖穷根是断了土匪兵源，消灭会道门则是禁绝了领导土匪暴乱的祸根。

土匪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匪众是底层百姓，匪首是草根枭雄。

匪患起于青萍之末，而后铺天盖地。清末民初以来，发展到万人以上的土匪武装屡见不鲜。

匪首不过是一介草民，住在乡下，大多目不识丁，何来这般本事？虽然广大饥民是他取之不尽的“兵源”，但也不是谁都能一呼百应的。

其实，匪首起杆绝非揭竿而起那么简单，大多是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密组织、非法会党聚众起事。

土匪和会党密不可分，往往会首即为匪首，故有会匪之称。特别是建国初，可以说是十会九匪

1949年5月3日，四野南下到达河南，林彪、肖克等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河南地区封建迷信会门之多，恐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会门已发现之番号有四十九种之多”。

四野刚来，只见河南会门的冰山一角。当年11月17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深入清匪中对反动会门斗争的指示》说：

“据社会部调查，全省会门共有二百七十余种……开封县参加各种会门的人口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二十四强，有会门的村庄占全县村庄百分之八十一。”“有全家在会，全村在会的。”

其他各省的情况与河南相差无几。解放初四川剿匪，其中一个大头就是剿袍哥土匪。

据有关部门1949年的统计，全川人口中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1700万人。成都有袍哥公口、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500多个。

不能说袍哥是土匪，但四川的土匪大多是袍哥组织成员。袍哥分清水和混水两种，清水是来文的，浑水来武的。浑水袍哥几乎无一不是土匪。

解放初期的各种会道门多得数不胜数，大的有全国性的，如青洪帮、哥老会、一贯道等，小的有地区性的，其范围或数省一省，或数县数乡，甚至有数村一村的。

会门活动有秘密的，也有半公开的，从表面上看不过是搞点哥们义气，迷信活动，没啥，殊不知“于无声处听惊雷”，会门一旦起事，就会闹得个昏天黑地，人头落地。

西安郊区草滩镇的池底村有个人叫孙守身，本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小军官，1945年从部队开小差跑到这里开了个小药铺，后来挂起“福民慈善会”的牌子。

给人看病他不收钱，但要劝人参加他的“九宫道”。入道有什么好处呢？免祸消灾，刀枪不入。

他会点幻术，拿着宝剑朝自己的脖子砍去，皮毛不损。乡民们被他这一套骗得一愣一愣的。不多久，他就发展道徒千余名，而且入道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入道也是有代价的，必须拿钱拿物敬奉神灵。而道首是神灵的化身，敬神的钱物，他代收了。

当时，我地下党把他看成是一个江湖混混，没当回事。却不料西安解放前夕，孙守身从“九宫道”道徒中挑选出100多名精壮人员，成立了“九宫道自卫白枪会”。

会员一律白衣白裤，头缠白毛巾，腰扎白腰带，整日在他的指挥下念咒语，舞刀枪，还把西安市警察局头目肖焰文找来检阅。

肖焰文检阅后大喜，收编其队伍为“西安市警察局别动队”，用以对付解放军。

在我小分队进入草滩乡后，孙守身集合起1000余道徒杀人祭刀，然后由“白枪会”打头，分九路纵队向我进攻。

这些道徒因为喝了“佛水”（朱砂汤），一个个口念咒语，凶神恶煞。

孙守身在围攻我部队时，为显示他的法力，把我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来举过头顶，准备反扔，因动作慢了而被炸死，道徒作鸟兽散。

这个结局有点滑稽，但给人的教训是深沉的。孙守身当他的道首，骗点钱财不就得了吗？干嘛要投靠伪警察局为匪？

要知道，但凡会道门首领，特别是像“九宫道”这样的邪教头目，其实是披着善良外衣的剥削阶级，所以他非与旧政权绑在一起不可。

河南信阳地区的“红学”“黄学”会门，诞生于清末民初，初创时以“劫富济贫”“护家保民”为宗旨，但逐渐为地主豪绅所掌握。

信阳解放后，白崇禧派信阳籍少校区长吴少华和大恶霸董金轩从武汉潜回，找到“红学”“黄学”会首，拟定了“反扩军，反征粮，保家乡”等口号，诱骗、强迫农民“入学”。

若有不从，会首便带着会徒到他家里“吃大户”（被吃者未必是大户），直到把他的家产吃光为止。

到2月底，会徒发展到近7000人，于是猖狂叫嚣：“解放军过（长）江，红、黄学过（淮）河，打到桐柏，占领南阳”。

从3月6日开始，暴乱在信阳全面爆发，我好几个区公所被捣毁，干部被杀害，县里派来调査的干部和小部队有来无回，全部被杀。

桐柏分区派两个连来平暴，除一名连长脱险外，全部遇害。

最后在四野南下部队40军的打击下，暴乱才告平息，400余名红、黄学骨干逃到湖北，被应山县大队歼灭。

“红学”“黄学”本以“劫富济贫”为旗帜，却终被恶霸豪绅所掌握，这在旧社会是一个跳不出的“怪圈”。这个会，那个道，最后都往权势上靠。

在建国初，十个会门九个为匪。剿匪斗争不仅与取缔反动会道门相始终，而且消灭一个反动会道门，比剿灭一股土匪要难得多。

因为在解放前，从严格意义上说，统治农村的不是国民党，控制经济的是“土皇帝”，土豪劣绅和土匪首领；控制精神的是“精神皇帝”，各种会道门的首领。

有的人集地主、匪首、会首于一身，如湘西的杨永清既是大地主，又是“楚汉宫”的龙头大爷，还是国大代表，匪“反共救国军”司令。

我们知道，国民党是没有基层组织的，到县党部就触底了。个中缘由，一是只顾在上层争权夺利，顾不上乡村；

二是国民党鲜有“光杆”党员，头上多戴着或大或小的“乌纱帽”，当官以后，瞧不起农民；

三是嫌贫爱富，觉得农村没多大油水。

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支柱是江浙财团。据1928年至1935年的统计，其财政收入42.23%来自关税，17.13%来自盐税，9.16%来自商业税，三者可支付约80%的开销。

农业税所占比例很小，中央政府干脆懒得去管，交给地方办理。

除此以外，国民党不组织农民还因为害怕农民运动。这一点看一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可明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织农民协会支援北伐军。

1926年的10月至1927年1月，湖南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会员达200万，能够直接掌握的群众达1000万，帮助北伐军搞宣传，送给养，抬担架，使北伐节节胜利。

但乡下的地主豪绅吓得躲到城里去了，大地主往上海、汉口、长沙跑，中小地主往县城跑。

于是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简直是赤化”，蒋介石等人“颇不以农民的举动为然”。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希望民众帮助打倒军阀，但不愿打倒地主，因为他们大多出生于地主家庭。

国民党既然不愿接近农民，害怕农民组织起来，便假手于地主豪绅控制农村政权，放手让各种会道门控制农民精神。

这一点，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尝到了甜头的。辛亥革命各省易帜，哥老会功不可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青洪帮帮了大忙。

蒋介石未必不知道各种会道门组织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一种负能量，但为了对付共产党，他不仅允许其存在，而且设法为我所用，借之以剿共。

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或收买其首领，或打进其内部。

像哥老会、青洪帮这样的地下组织，是只讲义气而不讲阶级的，里面既有高官巨贾、又有乞丐流氓，只要把其首领搞掂了，会众就会盲从，因为其精神是被会首控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在大陆只剩下西南一隅，但他飞到重庆部署西南决战时，重庆袍哥组织20多万成员隆重欢迎。

这些成员难道真心欢迎他吗？非也，只因重庆袍哥的几个大舵把子拥蒋而已。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反共外，唯一被取缔的会道门组织是民间枪会，其余几乎均任其发展，被利用来对付共产党。

但是，国民党不要基层组织又无意中帮了共产党，共产党恰恰是靠基层发展起来，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的。

你不去组织群众，别人就会去组织共产党是靠基层发展起来的。要在基层发展，与各种会道门打交道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而且都与剿匪密不可分。

红军时期，中央苏区有三点会（洪帮分支）土匪，湘鄂西苏区有白极会、楚汉宫土匪，陕北苏区有哥老会土匪。

消灭这些会道门，光靠军事打击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给林彪开出的“药房”是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大力发展各种群众组织。

正是在我党领导的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完善之后，包括哥老会在内的各种会道门组织自动消亡了。

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的讲话（收入毛选第三卷题为《组织起来》）总结了边区组织民众的经验，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

要“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1950年后，我党开始尝试在匪乱最为严重的湘西组建各类群团组织，领导或指导的各类群众团体达25个。

一类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扎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等；

一类是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板报组、秧歌队、卫生小组等；

一类是群众性的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等。

三类组织功能各异，互补互促，但经济性组织是最基础的，是维护农民利益、经济互助、发展生产的组织，参加就能得到实惠。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初，湘西行政公署管辖的3个专区、350万人口中，参加工会的有5.5万人；参加妇女协会的有17.3万人；参加农民协会的有62.1万人。

到1952年初各类组织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成员。湘西各业工人95%加入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协会。

有些组织是群众的发明，如变工（换工）队和扎工（包工）队，就是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

通过这些组织，群众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还会去参加哥老会、红枪会、一贯道吗？

旧社会的农村中，妇女是最没有地位的。没有地位是因为经济上依附于男人。

湘西行政公署通过组织妇女纺线组，帮她们架起纺车纺开了线，纺的线卖了钱，说话就有底气了。

再通过办妇女识字班，能识字会算账了，自然就有了参政议政的诉求，踊跃参加妇女协会。

1952年8月7日，湘西苗族自治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成立时，44名政协委员中有4名女性，县级女政协委员达34人，乡级女参议员115人。

许多妇女还被选为村长、乡长、区长。

在新区大规模地改造二流子运动，妇女的建议起了很大作用。

过去，农民依附地主，是因为要租种其土地，害怕他退租或加租，经过土地革命或减租，农民不怕地主了；

有的人所以自愿或被迫参加会道门组织，是因为要寻求会门庇护和精神安慰。

现在，连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都成了主人，物质上精神上都获得了解放，包括哥老会在内的边区会道门组织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