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西匪窟里,曾有过一个赫赫有名的匪首,他叫瞿波平。
开初不是土匪,而是一个憨厚善良的农民,是旧社会逼他走进匪窟,成为一个“风高放火,天黑杀人”的土匪,成为霸占湘西一方的土匪师长。
新社会,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改造下,通过悠悠四十年“灵”与“肉”的磨练,终于由一个匪首“皈依向善”,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型劳动者。
在60年代后,他长期担任武汉市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18年7月,瞿波平出生在湘西龙山县老兴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龙山地处湘、鄂、川三省交界之处,海拔1000多米,有一座90华里长、20华里宽的八面山横贯全县。这里洞多、林密、田少,加上匪患危害,当地农民生活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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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谣为证:八面山高苦难多,麻雀无食飞下坡。草根当饭苦难熬,十栋茅屋九栋破。
瞿波平的家靠父亲给别人打长工做短工维持生活。母亲生下他不久,因病去世,后来父亲娶了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
为了养活这个家,瞿波平年幼便和父亲一道给财主当佃农。每年秋收交租谷时,他们把最好的谷子送给财主,可财主还是吹毛求疵,不是说成色不好,就是讲瘪谷太多。
有一次,瞿波平找财主评理,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
1935年初,青黄不接,瞿父向财主借50公斤桐油,用来换粮糊口,秋收后,财主要还桐油75公斤。
限期到了,揭不开锅的瞿家哪里还得起?父亲向财主讲尽了好话,磕破了头皮,请求宽限。结果,财主没有答应,将瞿的父亲狠狠毒打了一顿,并没收了租田。
父亲被毒打,重病在身,全家生活重担全落在小波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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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平,家里没有租田,全家还要吃饭,你去学做裁缝,弄点钱养家糊口吧!”继母含泪对瞿平说。儿子理解娘的处境,点了点头,答应了。
两年后,瞿波平在山里已是小有名气的裁缝了。
一次,他正在一家姓向的家里做衣服,龙山县大财主瞿列成的老婆找来,仗着丈夫的权势,横蛮不讲理地吩咐说:“瞿裁缝,你明天一定要上我家做。”
“伯娘,我做完了这里的活就马上到您家去。”瞿波平答应着。瞿财主的老婆一听,右脚根在地上狠狠蹬了一下说:“这里我不管,我定的日子你一定得来!”说完屁股一扭便走了
第二天下午他没有去,财主老婆带着几个狗腿子气冲冲地跑来,指着瞿波平的鼻子破口大骂,并把他的剪刀、尺子、线袋等工具拿到屋外用石头砸烂了。
砸烂了剪刀、尺子,等于砸烂了瞿波平家活命的饭碗。瞿波平哪里吞得下这口气。深夜,他潜入财主家的四合院,把仗势欺人的财主老婆狠狠地毒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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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湖南财主宅院
瞿波平毒打了瞿财主的老婆,惹下了杀身之祸。第二大,瞿列成带着一帮打手到瞿波平家抓人,在走投无路时,瞿波平投奔族弟瞿伯阶,在龙山县八面山落草为寇。
八面山是湘西有名的大山,与川东酉阳县接壤,是两省交界的天然屏障。它地势十分险恶,八面陡壁如削,故称“八面山”。瞿波平的族兄瞿伯阶的部队就活跃在这一带。
瞿伯阶少年时代爱好玩枪弄刀,喜欢交朋结友。祖父曾在前清中过举人,家中薄有田产,由于经营不善,晚年逐渐衰落。
父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赌钱、抽鸦片烟,家产全部耗尽。到瞿伯阶手里,只剩破屋数间,光棍一条。
1923年,为了寻找出路,他投奔了当地军阀师新吾部。1927年,又脱离师部,独树旗帜,拉起100多人的队伍,上了八面山,打出"抗粮抗税,打富济贫”的旗号。
瞿波平初上八面山,是为了躲避瞿财主的追捕,谋求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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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他很愿意跟瞿伯阶干,可上山时间一长,他发现瞿伯阶鬼计多端,为了争夺地盘,先唆使手下打家劫舍,然后自己又带队伍“保境安民”。
瞿波平还发现山上一百来号人中,虽然多数是逼上梁山的贫苦人,但也有一些人在“榨油”,在百姓身上削皮,不顾穷人死活,拚命的抽丁加税,搞得民不聊生。
如瞿伯阶的警卫营长为报私仇,血洗古道溪,就杀掉34人。他还发现瞿伯阶部的枪支、弹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大多数是靠“吊羊”、抢劫、抽税、派捐而来。
他不愿再这样跟着干下去了。1938年秋天,他偷偷地溜下了山,决心重操裁缝这一旧业,洗手不干土匪了。
他回到家里,又碰上国民党政府拉夫抽丁,向保长和瞿甲长合谋,要抽瞿波平当壮丁。
有人为他说情,说“瞿波平的母亲死得早,他继母生了两个弟弟,都很小,就不要抽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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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保长和崔甲长说“瞿波平跟土匪瞿伯阶抱过枪,当过抢犯不抽他抽谁。”听了这话,瞿波平火冒三丈,但还是强压火气,躲藏起来。
向保长的叔父是被翟伯阶杀的,他抓不到瞿伯阶就找瞿波平出气,带领国民党的士兵将瞿波平的家团团围住,开枪打死瞿波平的两个弟弟和卧病在床的父亲。
瞿波平回来,看到惨死在血泊中父兄,悲痛万分,嚎啕大、哭。家破人亡使他失出活在世上的信心,热血沸腾的星波平决心向保长讨还血债。
那天夜里,狂风卷着密雨,天地一片漆黑,报仇心切的瞿波平操起一把光亮的杀猪刀,乘着风雨,爬进向保长的四合院,摸到向保长的卧室,将熟睡的向保长及老婆一同杀死在床上。
瞿波平杀了向保长夫妇,受到了国民党龙山县警察局的通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再次上八面山,死心踏地跟瞿伯阶干了。
瞿伯阶对瞿波平前次私逃下山没有多追究,相反对其聪明伶俐、智慧过人、敢报家仇的精神十分赏识,把他留在身边当了一个勤务兵。不久,又提升他为排长、特务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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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伯阶重用瞿波平,瞿波平也敢于为瞿伯阶两肋插刀。上山不久,先后为瞿伯阶除了两个仇敌。
二所保长向万炳,过去和瞿伯阶来往甚密,向家的小孩还认瞿伯阶做干爹。瞿伯阶的弟弟瞿兴瑾在向家曾寄过不少金银、鸦片等珍贵物品。
1937年,瞿兴瑾被国民党枪杀,向见财起意,独想吞瞿兴瑾的财产,便带领国民党军队到八面山一带抓瞿伯阶。
后来,瞿伯阶东山再起,指令瞿波平除掉向万炳。下山后,瞿波平遵照哥哥的指令,一气之下杀掉了向万炳及其亲信4人。
1942年2月,瞿伯阶在二所界上活动。当地土豪田友衡密报了当地保安团,使瞿遭到了袭击,寡不敌众,躲进了云霄洞。
田友衡没有抓到瞿伯阶,就把瞿的老岳母抓去,要她交出瞿伯阶,并把老太婆活活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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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波平接受杀田的手令后,去田家附近守了一个通晚,第二天早晨田没有防备,被瞿波平打死在床上。
瞿伯阶的部队开始只有100多条人枪,后来,逐步发展到一万多人枪,活动在湘鄂川三省边区10多个县内。
这一万多人,要过“今日有酒今日醉,死了做个饱死鬼”的好日子,必须靠打家劫舍和抽税。
上山不久,机灵的瞿波平很快学会了“吊羊”、“捉码子”、“水路回”等一套抢劫的手法。
“吊羊”是土匪的黑话,就是点名道姓要人家按指定数量送钱送物到山上,如果别人反对,就派兵前去一扫而光。
“捉码子”也是土匪的黑话,就是通知家人拿指定数量的钱物到指定地点赋取人质。如果不能按期送来赎金,就将人质割掉一只耳朵或一个手指。
“水路回”就是将不送钱的“码子”杀死,将尸体从洞口抛到酉水河里,用激浪将尸体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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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咱果坪大恶霸贾福立,是土霸师兴周的姐夫,家有万贯家财。
一天,瞿波平带人捉住了这个“码子”,关在飞虎洞,要他家人拿4万块大洋,折合8万两鸦片来赎,不成,他们就把贾的耳朵斟掉了。
后来,师兴周出面,请当地的龙山保安团长刘紫梁出兵,把“码子”抢回去了。
西水上游有一个水码头叫百福司,是湘鄂川黔桐油的集散地。1940年2月,瞿波平带领土匪部队到这里“吊羊”,要肖、欧、陈、冯四大“油王”捐助五百桶共7.5万公斤桐油,作为军饷。
当时,一桶桐油折合6块光洋。四“油王”没有办法,只好筹办。后来,瞿波平又以每桶3块光洋的价格出卖,半天功夫筹集军款1500块光洋。
瞿波平不但学会了打家劫舍,还学会了攻城打援。1942年春,瞿波平带领一支队伍攻打防守严密、兵哨林立的湖北来凤乡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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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乡公所遗址
他把队伍化装成商人,暗藏匕首,混入镇里,不抓一兵一卒,抢得了大批财物,使瞿伯阶大为赏识。
1944年9月,国民党政府派代号为“祝山”的86军围剿八面山。
军长朱鼎卿老谋深算,部队战斗力又很强,而且采取“稳打稳扎,各个击破”的战术。
瞿部同86军激战了五天五夜,不分胜负。后来,86军从一条荒僻小路摸上了八面山岩口,在情况万分危急时,瞿波平建议瞿伯阶组织突围,以保存实力。
突围中,瞿波平身先士卒,亲自任一突击队队长,连扑了三道战壕,撕杀了两个多小时,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了大部队突出了重围。在这次战斗中,大伙儿称瞿波平为“舍命王”。
突围后,86军在地方移村并寨,坚壁清野,搜捕追剿,使瞿伯阶部无藏身之地。
瞿部很多人向86军缴械投降了,瞿伯阶本人也躲藏起来了。可是,瞿波平仍然带着50多位弟兄与86军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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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古历腊月,天下着鹅毛大雪,他们50来人躲在洛塔坡上一个洞里,已经三天水米没沾口了。
岩洞下面有一个寨子,瞿波平带着几位弟兄摸进了寨子,寨子里的人非常惊讶说:“老天爷,你们怎么还敢来!来不得,军队就驻在这里。”
瞿波平若无其事地回答:“大叔、大嫂们,我们几天没沾水米了,你们给我们一点吃的,我们马上就走,决不连累你们。”
寨子里的人不敢得罪瞿波平,凑齐了一些粮、肉、烟、酒之类的东西。
正待离开寨子的时候,被驻扎在此地的国民党军队发现了。他们边打边撤,突然,一颗子弹飞进了他的腰部,鲜血直流,弟兄们帮他包扎好,轮流抬着走。
在万分危急的时候,瞿波平想出了“倒穿草鞋”的办法,迷惑了敌人,保住了50多位弟兄的生命。以后,他把这支残余部队带到桑植县的原始森林——八大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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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公山
直到1945年5月,国民党86军调防,瞿波平才带着50多个弟兄回到了龙山,与躲藏的麦子坪的瞿伯阶会面,哥兄们又扯起了招兵买马的旗帜,队伍很快发展到400人枪。
在新组建的队伍中,瞿波平成了仅次瞿伯阶的实力人物。
1947年2月,程潜出任武汉行辕主任,瞿伯阶因与程潜有私交,被程收编为武汉行辕直属第一纵队,瞿伯阶任纵队司令,瞿波平为一支队长。
1948年,程潜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又把瞿部改编为暂编第十师,瞿伯阶任师长,瞿波平任28团团长。不久,瞿伯阶病逝,瞿波平被推荐为师长。
拉牛肠座落在四川省酉阳县与龙山县招头寨之间。它海拔高,山势险峻,崖峰劈天,树木葱茂,远远看去,象一堆盘绕的牛肠子,当地人叫它“拉牛肠”。
1948年深秋,拉牛场雾蒙蒙,雨绵绵,鸟儿不敢出窝,寨子的人不敢出门,只好在家里干编织草鞋、缝衣服等手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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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招头寨
躲在拉牛肠山洞里的瞿波平和他的兄弟们感到山洞比外面寒冷,于是,早早地烧起了冬火。
这些天来,瞿波平似乎消瘦多了,把这几千人的重担交给他,他怎能不忧虑?族兄死后没一个月,被共产党赶过江的国民党宋希濂部队逃到了龙山。
为了保存实力,他不得不暂寄于宋希濂足下,当了他的新编十师师长,并获得了一百发子弹,4挺重机枪。
那知好景不长,追击国民党部队的人民解放军已打到了拉牛肠下的贾田溪。船破偏遇顶头风,这是他入绿林以来最困难的日子,他一边烤火,一边思虑着部队今后的去向。
“报告!”一个勤务兵突然将门推开,递给他两封信,一封是逃到龙山的宋希濂来的,大愿是:
“波平兄,听说共产党有三杀——有两老婆的要杀;抽鸦片烟的要杀;投机的要杀。这三条你都犯了,共产党来了,你肯定没好果子吃,我劝你还是带着队伍同我一道入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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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是人民解放军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叶建民写给他的,劝他放下武器,归顺人民。
眼下的两封信,使瞿波平心里矛盾万分。跟着宋希濂逃往四川吧,国民党大势所去,肯定没有出路。向共产党投诚么,又感到自己落草为寇,作恶多端,共产党不能饶恕。
想来想出,他感到两条路都不能走。于是,他又和仇敌龙山民团头子师兴周、里耶土匪头子瞿闵生携手合作,躲躲藏藏地维持了一年。
1950年10月,瞿波平部被人民解放军围攻得溃不成军,瞿才和几个团长商量,派军需主任黄保安、参谋主任周克云等四人去长沙向已投诚起义的程潜请教。
正在焦急地等待之时,程潜将军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大意是:
波平兄:
听说你还在龙山一带顽抗,“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你、将人和枪交给当地人民解放军,即来长沙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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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
×月×日
瞿波平不识字,只好叫副官念给他听。他想,如果真的是程潜的信,他愿缴械投诚。
于是,他躺在鸦片烟铺上,一面吸烟,一面叫副官把那封信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听;对信中的内容一字一句反复琢磨。
他想,如果真的是程潜的信,他愿缴械投诚。哥哥瞿伯阶过去和程潜有私交,靠程潜提拔,临终时反复嘱咐他要听程潜的话。如果是真的,程潜要他死,他甘心去死。
然而,他又怀疑这封信是解放军伪造的,因为程潜这个名字谁都可以写,图章谁都可以刻。
要是受解放军骗,自己人头落地只有碗大个疤,如果把大哥几十年心血积累的本钱输光,九泉之下则无脸见大哥。他还是叫副官反复地念那封信。
突然,他一轱辘从烟铺上爬起来,大声喊道:“停!是真的,是真的”。吓得副官呆若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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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写得很简单,态度真诚,毫不客气,而这封信话虽不多,但含意很深,也很亲切,而且要我们把人枪交了以后到长沙见他。”他分析信中内容之后,果断地对副官说。
念了程潜的信,谈了自己的看法。三天之后,瞿波平选择了一个晴朗的上午,带领新十师的所有人员在贾田溪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了。
瞿波平投城之后,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热烈欢迎。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叶建民专门派一名科长协助清点武器,用小车将瞿波平接到永顺诚里,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会后,叶司令员百忙中挤时间陪瞿波平玩了二天。
两天里,瞿波乎了解了一些与程潜来信的有关情况:这一年8月,瞿波平龟缩在拉牛肠一个孤洞里,前途渺茫,已无出路。
为了挽救瞿波平,永顺军分区司令员专门派人给他写一封信,劝其下山。瞿波平疑虑重重,没有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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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建民
后来,叶司令员了解已通电起义的程潜主席同瞿波平的族兄瞿伯阶有一段老关系,就派专人到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省军区汇报。
程潜得知此事,火速写了这封简短而又有诚意的信。
几天以前,瞿波平一直认为是程潜救了他,如今,他才真正明白,救他出匪窟的不只是程潜,还有共产党、解放军。他应感谢程潜,但更应感谢共产党。
1950年金秋十月的一天夜里,月亮象银盘似的悬在空中,月光照在永胜军分区大院的石板路上,雪一样白。在石板路上,有两个人披着月光,谈笑风生地散步。
那高个子是军分区司令员叶建民,那个子稍矮点的是刚刚投诚起义的瞿波平。
“瞿先生,程主席来信了,明天我们准备派人护送你到长沙见他,离开湘西,你准备带什么东西?”
瞿波平是一个鸦片鬼,30出头就有十多年抽烟的历史了。每次打仗,他身上总有两条枪,一条是能打出子弹的钢枪,一条是冒烟的鸦片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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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建民夫妇
冲锋之前,他要找机会抽上几口。行军休息时,他也要把毯子铺开,坐在地上抽几口。
他可以饭不吃、觉不睡,但鸦片烟不能不抽。他早就想向解放军提出带鸦片烟路上抽,现在,既然叶司令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他准备顺着这个话题,把这个问题挑开。
“我想……”他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不能,在摸清共产党、解放军底子之前,决不能。”他反复告诫自己,急忙改口说:“司令员,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领导批准我带一个随从,以便路上照顾我。”
“你可以带一个随从,名单由你自己定。”叶司令满口答应了。
这次长沙之行是祸是福难以预测,瞿波平为了慎重起见,决定带他的堂弟瞿光池,万一途中出了三长两短,堂弟还可以通风报信。
第二天,瞿波平同堂弟乘车到长沙,住在湘雅路湖南军区联络部招待所。由于来之前没有带多少鸦片烟,没凡天,鸦片烟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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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湘雅路老照片
瞿波平断了烟比断了食还难受,拉肚子、发高烧、胃痛、腰胀,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脸色惨白,风来人倒。最后,终于嚎啕大哭,瘫痪不起。
为了救瞿波平的命,省军区联络部长李强火速派人员去长沙黑市市场,从贩毒者手中买回了鸦片烟。
当解放军战士拿着鸦片走进瞿波平的房间里,病倒在床上的星波平突然嗅到天外的仙香,猛地翻身下床,跪在解放军战士足下磕头拱手,无限感激地说:
“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救命恩人。”
瞿波平有了鸦片这根救命草,精神又好了一些。一天,瞿波平对前来看望他的李部长说:
“李部长,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程主席?”
“瞿先生,你来得不凑巧,程主席到北京开会去了,你有什么困难找我们就是了”。李部长把招待所长叫到跟前,交待要好好照顾瞿先生,就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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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部长走后,瞿波平心里矛盾极了,他对李部长的话又相信又怀疑。程潜明明写信要我来长沙见他,可李部长却说不在长沙;共产党明明最恨抽大烟的,可为什么为我到处买烟。
瞿波平左思右想,感到这不是一件好兆头,恐怕这是共产党对他耍的花招。
他越想越感到凶多吉少,就对堂弟说:“兴池,万一共产党把我杀了,你也不要去收我的尸,就让我沟里死沟里埋,路边死路边埋吧!”说完,两兄弟泪流满面,抱头痛哭。
正当瞿波平俩兄弟琢磨今后命运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进了招待所,接他去见程潜。瞿波平听到这一消息,转悲为喜。
小汽车开到程主席的办公室门前停下来了。程潜早已等候在门口,露出和霭慈详的面容说:
“汝平,你来了,很好!湘西人,只有你还听我的话。你要下决心把鸦片烟戒掉,再去学习学习,今后为人民做点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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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这几句情深意长的话语,扣动着他的心扉,决心磨练意志,戒掉鸦片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社会公民。
鸦片烟抽来容易戒掉难。军区联络部长李强得知瞿波平戒烟决心大,准备把他送到湘雅医院,用药物来帮助他戒烟。
人非草木,瞿波平感到共产党领导既这样关心他戒烟,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李部长,用不着到医院去戒,只要给我一个月时间,最多一个半月,我保证把它戒掉。”瞿波平心情激动地说。
瞿波平是一位说到做到的硬汉子。为了戒烟,他想了一个“分割包围”的战术。
开始,他熬了十二两鸦片膏子,四两吗啡,头一个星期,规定自己每天的烟量是五钱,一个星期后,又把五钱烟膏子分做三天吞服。
二个星期后,他再次减少份量,三天服一钱烟膏子,三个星期后,他再次减少烟量,将一钱烟膏子做四天服,逐步减少到七天只吞服一钱烟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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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烟膏盒子
除了减少吞服的量之外,瞿波平咬紧牙关,还逐步减少吞服的次数,由每天吞服三次改为两次,由每天两次改为一次,然后由每天一次改为二天一次,直到最后彻底不抽了。
在由多变少,由少到无的戒烟过程中,瞿波平的意志得到了磨练。
抽惯鸦片烟的人,一度减少抽烟量,是不好受的。开始,他四肢无力,无精打采,不思饮食,全身象筛糠似的打颤;整天失魂落魄。面对困难,他没有退缩,没有动摇。
他深深感到,戒烟是自我改造重新做人的第一步,这一关闯不过,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就是一句空话了。
他反复叮咛自己,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难道还怕身体不好受吗?不好受,不至于死人吧!
就这样,一天、二天……、半个月……咬紧牙关坚持着,他终于把十多年相依为命的鸦片烟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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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的一天,戒烟后的瞿波平被湖南军区联络部送到了南岳军政大学学习深造。
南岳军大座落在风景幽美,空气新鲜,寺庙林立的南岳山脚下,条件非常好。
同瞿波平一起学习的人,大多都是过去同共产党作过对,打过仗,后来投诚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开始,瞿波平认为南岳军大不过是国民党高级战犯的监狱,存在着恐怖的心理,做好了10年铁窗生活的准备。
下车后,他发现学校里贴满了欢迎新学员的标语,一栋栋整齐的民房扫得干干净净,里面摆着一张张整洁的单人床。尽管房子打扫了,但依然扫不出自己心中的恐怖。
住下后,学校给它们安排了中灶的生活,总务处除了给他们肥皂、牙膏等日用品外,还每周发一些零用钱。每个星期天,许他们到南岳逛逛,上酒楼,使他紧绷的神经又松弛了一半。
开学典礼的前一天,一个个子高大、文质彬彬的北方人来到他的房里,那人自我介绍他是学校李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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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衡山
开始,他认为李政委要他交待八面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心里有点紧张。当春风满面的李政委把一杯冒着热气的开水送到他跟前,并主动同他拉家常,他心头上的那块石头落了地。
李政委先是微微的一笑,然后,亲切地对瞿波平说:“瞿波平同志,你还年轻,要好好安心学习,学好了革命理论,将来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做几十年工作。”
“你过去做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那是旧社会造成的,这不能完全怪你。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对事对人一分为二,重在现实表现,既往不咎。”
“过去错了,今后只要为人民做些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现在在这里学习的,大都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军官,有的你可能还认得,他们都表现不错。”
“你今后可以和他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如果在学习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
李政委的一席话,象一股温泉流过他的心房。他陶醉了,这里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含意深刻的话语。
他从当土匪以来,除了听过瞿伯阶对他讲过的一些所谓做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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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匪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如何你争我斗,消灭别人,扩大自己,为自己谋求私利的规章外,从没听到为人民做好事、自己有前途的话。
尤其使他感动的是,他这样一个土匪头子,干过很多危害人民的事,可在李政委的谈话中,却没有提及“土匪”二字,好象怕刺激他似的。还将他犯的罪恶责任归于旧社会的制度。
特别使他激动万分的是李政委还亲切地称他为同志。同志是志同道合干革命的意思,从今以后,他加入了革命队伍。
他回想起他从小受人欺负,家破人亡,逼得没法子上山当土匪,做过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心里特别内疚。
在军政大学里,学员们每天都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开始,瞿波平并不懂得这首歌真正含意。
他认为,过去是中国,现在还是中国。过去是中国人,现在还是中国人,为什么有“新”和“旧”之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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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波平
后来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矛盾论》、《实践论》和《社会发展史》他逐渐知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推翻了剥削阶级制度,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
他也明白了自己当初那种为报仇而上山为匪的做法是极其愚蠢和有害的。
瞿波平还联系17岁前,他家受有钱有势的财主压迫,生活非常贫苦的家史,深深地感到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通过一段学习,学员们“三查”开始了,一字不识的瞿波乎看见别人不断地写交待材料,心如火烧。
学校领导看出了他的心思,从班里挑选一位文理通顺善于写作的人帮助他整理。
他认认真真交待了从8岁起直到南岳大学学习前这段详细的历史。
有给瞿伯阶当勤务兵、排长、连长、支队长、团长以至师长的经历,有担任这些职务时的所作所为,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互相厮杀等种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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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瞿波平思想斗争激烈的是两件事:
一件是他带着新编第十师从湖北咸丰回龙山时,他的部下在路上杀害了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虽然不是他直接杀的,但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件事,是在龙山向人民解放军交枪时,由于当时不相信共产党,留下了两支手枪,准备不得已时作护身之用。
这两支枪一直存放在龙山。他开始不敢向共产党交待,怕追查血债。那些天,他心事重重,坐立不安。
他的紧张和不安被李政委看出来了,谈心那天,李政委语重心长地说:
“老瞿,有什么重大问题,只要坦白交待出来,就没有事,说明你是靠拢政府的具体表现。如果不交待,就是抗拒改造,不相信共产党。”
李政委的谈话,使他心里难受。夜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头上象压了一块千斤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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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啊!想啊!心里象一团乱麻,感到不向共产党交待,似乎对不起共产党的关怀和教育,对不起拯救他的共产党。交待出去,担心罪恶太大,性命难保。
经过几天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感到应该把问题向组织交待,争取共产党的宽大谅解。就是万一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死也是罪有应得。
瞿波平把上述两件事交待后,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
1951年,全国性的镇反运动开始了,南岳军大也不例外,掀起了程度不同的镇反运动,军大有20多人陆续被外地人揪走。
瞿波平见此情景,心里有些害怕。李政委又及时鼓励他说:“这次镇反主要是镇压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反对我们党和国家,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些反革命分子。”
“学校被提走的那些人,是因为他们还都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交待的缘故。你的问题交待清楚了,不用怕,我们会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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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更加相信共产党是说话算数、言而有信的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953年12月,瞿波平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南岳军大的毕业文凭,组织上把他分配到武汉市中南工农干校搞总务,月工资105元。
瞿波平对人民政府这样宽厚地待遇做梦也没有想到。
离校那天,李政委前来同他话别,握着他的手情意深长地说:
“老瞿,你在我们军大理论学习是毕业了,但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到劳动实践中去,从事比我们学校里更艰苦的磨练。”
瞿波平默默地点了点头,将这几句离别赠言牢牢地记在心上,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
武汉工农干校有学员好几百人,总务是管吃、用、住等非常具体的事,布置教室,打扫灰尘,搬运桌凳等一些活得具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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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工农干校旧址(原武汉大学武大工学院)
对于体力活,瞿波平上山后就不怎么干了。过去,他在八面山上有一个勤务连专门为他服务。饭来只要张口,衣来只要伸手。
眼下这些体力活虽然强度不大,但对于他来说也有一个适应过程。
有一次抬桌子,职工们两人抬一张,但却一个人扛一张,结果,被一张桌子压在下面半天起不来。
劳动就是磨练,就要流汗,就要吃苦,他咬紧牙关,硬是把桌子一张一张搬到目的地。
那年冬天,各教室和办公室要生炉子,领导要他找几个临时工来安装炉子。
他想,眼下正处抗美援朝时期,国家经济困难,请一个临时工每天要付3元工资,如果能自己安,不是为国家节约一笔开支吗?
于是,他自己动手,把各教室火炉子都安装好了。炉子安好后,又要请人劈柴,为了节约开支,他又主动地承担了一个冬天的劈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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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武汉
1954年夏,武汉遇上了百年少见的水灾。当时,天下着大暴雨,狂风呼呼,长江洪峰直逼武汉大堤。
瞿波平毫无畏惧地同师生们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斗争。为了保住大堤,他吃住在大堤上。防洪抢险离不开挑土石方,他挑起八十来斤的担子起步了。
作为军人,他在夜间能笔直朝前走,可是一旦肩上挂着两个笼箕,他就象醉汉了。
他看见一位从他身边擦过的同志,只听见他的扁担在肩上一嘎一嘎的打着拍子,那布鞋在地下一嚓一嚓地合着拍子,一百来斤的担子在肩上那样悠然自得,而自己居然不稳。
他没有动摇,咬着牙,好在他的胳膊大,他索性将扁担滑到背上,一只手抓一根挑绳,难受的坚持着。
万事开头难,一段时间后,他的双肩长了粗厚的茧,扁担被磁铁般的吸住了。
他从挑40公斤到50公斤,从50公斤到75公斤。现在,别人挑单担子,他却挑双担子,总是在别人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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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武汉人民抗击洪灾
他已是年近40岁的中年人了,但敢和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比赛。一次,他的脚后被铁锹划破了一个口子,他没有作声,坚持了两天后伤口化脓,领导和同志们硬将他拉下大堤休息。
下堤后他还闲不住,坐在那里帮别人维修笼箕,脚稍微好一点,又上大堤。
防洪结束后,瞿波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第一次带上了人民授予的大红花。
1958年元月,瞿波平积极报名下放到岱山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在下放那段日子里,插田、割禾、耕田、挑粪样样农活都干。
有一次,他和农民们一道挑大粪,一个方圆约7公尺,深达3公尺的蓄粪池,蓄着满满一池粪。
开始挑时,大家你一担我一担地用粪飘舀到粪桶里,但由于粪池比较深,粪渐渐地掏不到了,大家看着粪池里剩下一公尺厚的粪掏不上非常发愁。
此时,瞿波平不顾一切跳进冰冷砭骨,齐腰深的粪池里,要岸上的人把粪桶递给他,由他把粪桶侧着直接舀满,再提给岸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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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瞿波平在粪池里一桶一桶地舀,其他人在岸上一担一担地挑,足足干了两个小时,直到把一满池粪舀完为止。
瞿波平爬上岸,全身都是粪,连头发上和脸都被粪包裹着,成了一个粪人。
周围的农民群众无不赞扬他这样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此时,瞿波平自己感到身上脏了,但心灵干净了。
他真正地体会到了劳动果实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想到过去那种不劳而获的抢劫行为,更加惭愧和痛恨。
1959年,武汉工农行政干校撤消了,瞿波平调到武汉市参事室任参事。瞿波平被选为武汉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1983年,瞿波平又被选为武汉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武汉市民革委员。
有趣的是,1987年,电影《湘西剿匪记》在全国热映,电影里有个著名的匪首,叫瞿天华,外号瞿二十四,意思是二十四代为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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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姓相同,又都在湘西当过匪首,参事室有些同事就经常开瞿波平的玩笑,问:“电影中的瞿天华,是不是你?”
瞿波平笑着说:“那不太像,第一,电影里的匪首死了,我还活着,第二,我没那么顽固的女儿,第三我早早就向人民投降了。弃暗投明的史云哲更像我。可我没他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