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初夏，东北战场紧张至极。自从四平与长春沦陷之后，东北民主联军退守至松花江以北地带，尽力守卫哈尔滨为核心的北满地区。
5月25日，南满部队发起了一场激烈的鞍山海城战役，接连攻克了鞍山、大石桥以及营口，最终促使驻扎在海城的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投降。
这场战役有效地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暂时遏制了其进攻势头。
而国民党军占领的地域辽阔，兵力分散，因此不得不在松花江南岸驻扎。
然而，东北民主联军能否最终守住北满，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国民党军在稍作休整、增援之后，下一步进攻的目标无疑是哈尔滨。
罗荣桓生动地描述了四平撤退以来的被动局面：“这个仗，打得可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在屁股后一个劲地追，像拖了根尾巴。”
6月1日，林彪分析认为，鉴于我军目前的涣散状态，与北进之敌作战很可能会导致败局，失去哈尔滨。
6月2日，东北局向中央发出电报，准备放弃哈尔滨，摆脱被动局面，整顿部队，并部署各地坚持独立抗战。
6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回电表示：“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作长期打算。”
此时，林彪还在距离哈尔滨约100公里的五常地区。他在五常思考如何在放弃哈尔滨后坚持斗争。
四平撤退以后，林彪认为哈尔滨、齐齐哈尔也可能失守，部队应考虑向敌侧翼和后方运动。所以他仍留在五常。
曾经，他甚至设想过南下辽南展开游击战，他坚信放弃哈尔滨进行运动战是正确的选择。
他深知，敌人越是深入，便越是分散。若敌军能够占领哈尔滨和洮南一线，这对我方将是有利的，从而有望在东北取得大规模的胜利。
他的计划是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敌人引至哈尔滨与扶余一线，趁敌力量分散之际，逐一击溃。若非东北停战降临，林彪或许确实能在北满赢得一场胜利。
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因东北兵力不足、战线拉长，无奈接受马歇尔关于在东北停战十五天进行谈判的建议。
原本在一两个月前可能达成的停战，此刻才真正成为现实。这正是国民党实力耗尽，兵力分散的结果。
于是，毛泽东立即告知东北局和林彪：务必坚守哈尔滨十天，严阵以待。他深知，一旦蒋介石准备就绪，必将再次发起进攻。
他指示道：“自7日起实行十五天的停战协议，至21日结束。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应充分利用这十五天时间，休整补给，振奋士气，为再战做好准备。”
敌人需要喘息，东北民主联军亦需喘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整顿队伍，调整班子。东北与全国一样，战争始终是首要任务和现实问题，其他政治和经济事务都必须服从军事。
在战略区的领导人选拔上，首要考虑的是军事指挥能力，选择战区统帅。过去，在战局未定之时，战略区负责人需兼顾军政，而在战争期间，更加看重擅长军事的人选。
6月16日，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分工的决定中指出：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
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
在1945年9月中旬，彭真担任书记的东北局成立，委员包括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以及伍修权等。
当时，东北局在争夺东北地区的控制以及建立根据地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变动不断。例如，程子华离去热河，高岗、罗荣桓和林彪来到东北。东北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此，东北局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早在东北战事爆发之前，毛泽东就一直看好林彪。当林彪刚来到东北时，毛泽东在给东北的电报中，将彭真和林彪称为“彭林”，彭真居前，林彪居后。
然而，随着东北战事的加剧，毛泽东在给东北的电报中，调换了顺序，改称“林彭”，以林彪为首。这一变化发生在1945年11月15日，尽管偶尔还会提到“彭林”。
这种看似不经意的顺序调整，实际上意义重大。经历了四平战役后，毛泽东看到东北局与林彪在不同地方办公的弊端：
东北局负责大政方针，林彪则全身心投入战斗。两者之间耗费大量时间用于通信往来，使得指挥难以统一，对战事造成极大影响。
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重新进行分工。在6月12日，他给林彪发电报并告知彭真等人，指示东北停战问题由林彪亲自掌握，并决定应对策略。
这一指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毛泽东的态度。
让林彪主持东北全局，体现了毛泽东及中央在用人方面的大胆决策。因为从资历和资格来看，林彪并不比东北局中的其他人更胜一筹。
单论资格，林彪只是中央委员，而在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四人：彭真、高岗、陈云和张闻天（洛甫）。其中，彭真和陈云还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尽管林彪在资历和资格上并不占优势，但他在战斗经验方面却颇具丰富。而东北地区的最重要任务是进行作战，以扭转被动的局势。因此，林彪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
接到中央的指示后，东北局派遣高岗和谭政前往五常迎接林彪回哈尔滨。
原计划的东北停战为期15天。然而，随着6月26日蒋介石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一时无法在东北增派兵力。因此，东北停战的局面又得以延续一段时间。
6月23日，双方再次宣布停战令有效，从而使得东北停战总共稳定了四个月。
虽然东北停战持续进行，但东北局和林彪并未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停战之上。
6月12日，东北局明确表示，尽管一方面力求和平，但应以99%的准备作出艰苦持久的打算，决不能抱有侥幸的和平心态，也不能指望通过一两次激战便解决问题。
16日，林彪与彭真、罗荣桓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方针是99%准备战争，1%争取和平。
林彪抵达哈尔滨后，首先统一了常委的思想，并于7月上旬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于7日通过了题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这一决议被称为“七七决议”。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后，决议得以公布。
这一决议从原则上确定了东北局今后的方向。其核心思想是，准备通过长期艰苦斗争争取和平，创建根据地是首要任务。
在8月的东北局会议上，林彪对于战局发展进行了明确的预测。他表示，东北战局的发展大致将经历三个阶段：
在敌人的进攻中，我们采取了灵活的防御策略，主动撤离部分地区，这构成了战局的第一阶段；
当敌人占据城市，进攻速度放缓时，我们在不断变换阵地的过程中，抓住机会削弱敌方的生力军，并开始部分反攻，这是战局的第二阶段；
最后，我们发起全面反击，大规模削弱敌方生力军，将残余敌军孤立在若干点线之间，最终加以消灭，这便是战局的第三阶段。
在东北停战期间，蒋介石计划从东北抽调兵力进攻热河，为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需要稳定东北局势。
国民党施展了一个计谋，以杜聿明的名义提议在长春与林彪会晤，摆出了一副和平谈判的姿态。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电令林彪暂不前往长春。随后，他又以此为鉴，指示各战略区负责人不要轻易离开队伍，防止上当受骗。
为了争取东北更多的时间，毛泽东高度重视在停战期间保持平静。
6月底，他指示：“如敌人不进攻，我们也不主动进攻，保持平静。”
7月下旬，虽然关内已经战火纷飞，但他仍然要求：“在八、九两月期间，东北方面应继续保持平静，敌人若不侵犯我，我亦不侵犯敌人，同时必须做好一个月后投入战斗的准备。”
10月1日，他再次告知林彪，如果蒋军未向热河调动兵力，那么以保持平静度过冬季再战为宜。
正是在毛泽东的关照和整体部署下，东北方面赢得了宝贵的四个月休整时间。
自8月至10月，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整编工作：
部队被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五个纵队，此外还有第三五九旅，南满独立一、二、三师。11月，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成立，全军总兵力达到三十六万人。
在此期间，东北局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农村，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派遣小部队剿除土匪，扎实地进行根据地建设工作。
9月份，东北局势也逐渐变得紧张，与关内形势相似。
9月13日，蒋介石攻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的当天，下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全力攻取哈尔滨，以根本解决东北问题。
蒋介石有充足的理由洋洋得意：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9月，国民党军占领了松花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占东北总面积的29%，人口的53%，控制了东北80%的工矿企业。
在同年8月，国民党军进攻热河，占领了承德，切断了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部队也达到了七个军、二十五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共有四十万人，实力上具有优势。
为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亲自飞赴沈阳布置，主持召开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会议。
经过深入策划，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
即利用松花江的天然屏障，以部分兵力阻止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北满部队渡江南进；集中主力部队进攻南满解放区，歼灭或迫使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北撤。
在控制南满之后，再集中全力进攻北满。
10月份，林彪将前方指挥所迁至哈尔滨南部50公里处的双城，摆脱日常事务纷扰，全身心投入战斗事务。
他将后方事务交由高岗负责，自己专注于战斗。罗荣桓从苏联治病归国后，他又将政治工作、部队动员、训练、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和组建二线兵团等事务交给罗荣桓负责。
罗荣桓深知林彪的这一特质，并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
在某一时期，林彪专注于一件事，基本上只关注作战议题，这正是他的“重点主义”。
有一次，机要员将一份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递给林彪，作为东北局书记，他需要处理这个问题。
林彪翻阅了一下文件，随手将电报还给机要员，表示：“这类电报我暂时不看。关于战争情况的电报，你们一收到就拿来给我。”
林彪的“重点主义”，在东北民主联军中众所周知。他不断思考的头脑里，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四平撤退后，他热衷于讲述拿破仑进攻俄国时的莫斯科撤退。
当此次准备下江南作战时，有些人对美式装备畏惧，他就大讲勇敢，强调勇敢即为胜利，要勇于刺刀见红；
在根据地不稳固，多在敌占区作战，敌情难以掌握，战斗又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他强调“拼硬仗”。
在这个时期，林彪又出奇地提出：“只要有六成胜利的把握，即可下决心打。”
由此可见，“林总的重点主义”确实颇具特色。
10月下旬，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的安东、通化地区，实施分割和压缩战术，南满形势逐渐恶化。
南满部队仅剩长白山麓临江、濛江（今靖宇）、长白、抚松四县的狭长地带，仅容纳23万人。
粮食短缺，装备和兵员补给困难，伤员无处安置，主力部队疲惫不堪，地方部队大部分被摧毁，形势极其危险。
关于南满地区是否能坚持，党和军队干部在南满有不同意见。
少数人坚信应该坚守南满，而多数人认为不能再坚持下去，继续坚持就要“到鸭绿江去喝水”，“到朝鲜去留洋”，主张将主力部队撤至北满，让地方部队进入长白山进行游击战。
当时的东北局势中，坚持南满是关键环节，因为南满在整个东北战局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坚守南满可以牵制和削弱敌军，有利于北满部队主动发起攻势，歼灭敌人的生力军，迫使敌军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无法集中兵力全力进攻南满或北满。
为了支持并协同南满的斗争，林彪和东北局作出了两个重大决策：
一是加强南满党和军队的领导；二是利用冬季江河冰冻的条件，调动部队到松花江以南，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寻找散布的敌军。
10月末，林彪和东北局派遣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以及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肖劲光主持南满分局和南满军区的工作。
陈云在12月的南满“七道江会议”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提出了“留在南满，在长白山上打红旗，大闹天宫”的口号。
从1946年12月至次年4月上旬，南满连续展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
针对敌人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策略，林彪决定采取南拉北打，南打北拉的作战方针，使敌人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之中。
对战法问题，林彪也很重视。他电示南满方面：
打击进犯之敌，有一个原则，望时刻把握住，就是目标宁可选小，一定能一举歼灭，要打歼灭战，而不是打平推战，不打就不打，一打就要吃掉。
在南满战区，部队成功地执行了集结优势兵力的战斗原则。
11月初，在新开岭地区，他们全歼了蜚声千里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师，造成敌方一千二百余人的伤亡，并俘虏了师长李正谊及其五千余士兵。
新开岭战役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敌人一个师的辉煌胜利。这一胜利令毛泽东欣喜不已，因为他们准确把握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斗精髓。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向南满战区和林彪发去电报，称赞他们此次作战经验丰富。
1947年1月6日，在敌人主力围攻南满之际，林彪果断地集结了十二个师的主力，在严寒中穿越松花江，向长春、吉林地区发起进攻，展开“一下江南”的战斗。
针对敌方新一军战斗力强、增援速度快的特点，林彪采用远程奔袭、围城打援、小战场大胜利的战术。
先以四个师歼灭了敌方在其塔木的一个营，进而击败了前来援助的吉林、九台、德惠敌军。
在“一下江南”战斗中，林彪运用此战术共歼敌五千余人。从此以后，围城打援成为东北作战的一项重要特点。
“一下江南”攻击塔木地区，“二下江南”攻击城子街地区，“三下江南”攻击靠山屯地区，战斗愈发激烈。
从歼灭塔木地区的一个敌营开始，到“三下江南”时，东北解放军已具备一次性消灭敌军一个师的能力。
东北民主联军行进如风，进可攻、退可守，机动敏捷，与半年前的形势截然不同。
在经历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东北民主联军实力大增，装备水平有所提高。
在战役之前，总兵力为36万人，其中主力部队15万人，山、野、榴炮共计145门，轻重机枪7337挺。
战役结束后，总兵力达到38万人，其中主力部队增至20万人，山、野、榴炮数量提升至223门，轻重机枪总数达到8012挺。
到了1947年5月，总兵力进一步扩大至46万人，与东北的国民党军总兵力48万人接近平衡，而在机动兵力方面已超过敌军。
在短短一年之内，东北的战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评价。
5月2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和高岗的电报中写道：在全国各地，从经济角度看，你们位居榜首；从军事实力来看，你们已名列第二（山东为第一）。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还对东北今后的作战方针提出了建议：
解决东北问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实现了第一个条件；
其次，正积极向南满作战，预计不久即可完成第二个条件，打造强大的南满根据地；
最后，还需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在此文中，毛泽东明确了东北战区的三个战略目标：首先，筑牢北满的坚实根据地；其次，建立南满的强大据点；最后，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一旦实现这三个战略目标，东北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林彪与毛泽东一致同意在松花江解冻之际，北满主力部队大举南进，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将两股力量融为一体，实现毛泽东提出的第二个战略目标。
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夏季攻势，历经五十天，共歼灭敌方正规军四个师，共计约八万余人，攻占城市三十六座。
在此次战役的压力下，敌军被迫收缩至中长路四平南北段与北宁路沈阳、山海关段的狭长走廊地带，所占据的城市仅剩下三十五座。
夏季攻势的胜利使东北民主联军南北满主力会师，南、北、东、西满得以进一步贯通，为东北战场集中兵力进行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更为关键的是，经过夏季攻势的洗礼，东北军实力大增。仅仅两个月前，毛泽东还认为东北军力在全国解放区中居于第二位；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东北军力已然跃居全国之首。
与东北战局的好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北的严峻形势。在胡宗南大军占领延安之后，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的领导下在陕北坚持斗争。
林彪对毛泽东及党中央安全的深切忧虑，特地发出电报提议党中央迁至东北或毛泽东亲自前往东北视察。
这是因为东北在当时相对安全且稳定，他们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期，正值党中央撤离延安的紧迫关头，与东北的电台联系一度中断长达十几天之久。
然而，毛泽东仍然决定留在陕北，牵制胡宗南集团。
8月29日，毛泽东回复林彪与罗荣桓的电报称：“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以此婉拒了他们的关切之意。
蒋介石将东北的挫败归咎于杜聿明，并且立即作出人事调整。他任命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和杜聿明，担任东北行辕主任。
陈诚上任后，独揽东北大权。他将保安司令部纳入行辕，将保安部队扩编为正规军，又从关内调来第四十九军，使总兵力增至四个兵团十四个军。
加上非正规军，东北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达五十万人左右。
陈诚还制定了一个“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扬言在半年内恢复东北的原有态势。他试图在东北恢复优势，争取局部主动。
为了配合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并扩张东北的胜利，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至11月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在北宁路和中长路沈阳以北段发动凌厉的秋季攻势。
在为期五十天的战斗中，敌军损失严重，正规军与非正规军共计约六万九千人，失去了十五座城市。
此外，解放区扩大至三万八千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到了两百六十多万，使东北铁路大部分被掌控。
与此同时，敌军被迫退守至中长路和北宁路的几座孤立城市，陷入被动境地。
当时流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顺口溜：“陈诚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沈阳火车仅能在城南与城北之间行驶，反映出国民党控制区域的狭小。
与陈诚的日益衰落形成对比的是，林彪的事业如日中天。经过秋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达到七十三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四十二万人。
包括九个纵队、四十个师、十一个炮兵团以及一个战车团。
罗荣桓在此过程中贡献良多，他组建的二线兵团源源不断地输送新兵至前线。
得益于强大的实力，林彪信心倍增。在秋季攻势期间，他对敌军可能从关外增援的消息毫不在意。
林彪甚至向中央表示，根据东北当前局势，即使关内再增加四五个军来，敌军出战的可能性仍会增加，这只会让我军取得更多胜利的机会。
与一年前担忧关内敌人增援东北，不断要求关内协助的林彪相比，此时的他焕然一新。
随着12月冬季攻势的展开，敌军无力抵抗，只能任由东北民主联军驰骋纵横。
在这场长达九十天的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成功攻占了彰武、四平、吉林、营口等城市，消灭新五军及其他八个师，争取了一个师起义，总计歼敌十五万六千余人。
敌军被迫退缩至长春、沈阳、锦州等无法相互支援的孤立城市。
陈诚，这位林彪昔日在黄埔军校的教官，如今竟被他的学生打得狼狈不堪，无奈之下，只得让妻子通过宋美龄的关系，以胃溃疡病发需要住院为由，请求返回关内。
令林彪深感欣慰的是，他的部下成功攻克了四平。
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翻开了一片辉煌的篇章。
1946年5月四平战役失利，使众多人无尽感叹；
1947年夏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第三次攻打四平，虽然占领了大部分地区，却由于未能集中足够兵力，以及敌军增援已至，被迫放弃已付出一万三千人伤亡的四平。
国民党军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因成功捍卫四平而获得蒋介石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一举成名。
然而在冬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带着胜利的气势，仅用一天一夜便重新攻下四平，为之前两次失利报了仇。
在1948年的元旦之际，依照中央军委的指令，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出任副政治委员。
这支军队士气昂扬、实力强大，在全国范围内独占鳌头。
在同一时期，蒋介石在东北多次更迭主帅，决定组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同时在锦州设立冀辽热边区指挥所。
卫立煌替代陈诚成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担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则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部司令官。
然而，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日暮途穷，面临临近崩溃的局面。无论蒋介石如何努力，都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
东北战场的胜利，主要得益于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以及东北人民的大力支援。
当然，作为东北战场的主帅，林彪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贡献亦不可忽视。林彪确实擅长作战。
曾与林彪共事的聂荣臻对林彪的评价为：“林彪有时确实能够打仗。他擅长组织大部队进行伏击和突然袭击。”
“他打仗的能力还不错，有时表现出勇猛精神，有时对战术问题也愿意动脑筋。”
罗荣桓知道林彪擅长指挥作战，因此让他专心于战斗，主动承担军队建设和与一切和作战的杂事
邓小平在70年代初期致毛泽东的信中，对林彪的军事才能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我过去一直以为林彪很会打仗，但不是所谓的常胜将军。
黄克诚大将曾与林彪共事，他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辑讨论有关“林彪”的条释文时，表示：
“解放战争时，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只有十万多人，但在三年后的1948年12月，部队进入关内时已有一百多万人。”
“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是主要领导人，这一点也不可忽视。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被称为一个战将。”
陈云在谈到《辽沈决战》一书时，也曾指出：“林彪作为四野司令员，我们也不必否认他的贡献。”
林彪会打仗，他似乎天生就喜欢琢磨问题。在战争年代，他喜欢思考如何在战争中克敌制胜，一旦进入临战状态，他会将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事情都置之度外。
面对满墙的军事地图，他总是沉思、端坐，或者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林彪的这种特点。早在1948年，他就开始研究渡江作战问题。当时，他在松花江畔休养，闲暇时研究渡江技术问题。
他用三块长方形的小木板钉成一个三角形，类似于一个救生圈，人在三角木板中可在江中自由浮游，不会倾斜沉没。装备齐全的话，可以稍微加长木板。
试验过后，林彪认为这种办法可以让数千数万人顺利渡江。
1949年3月上旬，在西柏坡开会时，林彪曾与朱总司令商讨过此事，并专门发电报给军委，请求二野、三野试用此方法。
林彪是一位擅长运动战、野战和巧妙策略的将领，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他经常直接指挥到师甚至团，绕过纵队，取得重要的战斗胜利。
在“二下江南”作战中，他命令六纵攻打德惠东南的据点城子街，同时命令一纵、二纵准备打击从九台、德惠前来增援的敌军。
然而，当新一军接近城子街时，守城之敌却准备逃跑。
得知此事后，林彪立即越过纵队一级，直接命令离城子街最近的二师赶到城子街背后通往九台的道路上，阻击逃敌。随后，六纵攻克城子街，歼灭一个团，一纵攻克九台。
在作战中，有时部队的行踪未知，但林彪总是了解情况，因为他会直接向师队下达命令，减少了指挥层之间的传达环节。
在千里南下大追击中，归林彪指挥的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曾幽默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头司令，可以睡大觉。”
在这方面，林彪有些像他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但他更善于指挥部队，并且争取时间，提出了新的概念：“时力”。
他认为时间是一种力量，有时增加一个营、一个团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提早一个小时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你在进攻，就能抓住敌人；如果你在撤退，就能脱离敌人的追击。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得上一个团或一个师的力量。
林彪虽然读书不多，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能够充分地“活学活用”所学知识。
此外，他还注意吸取其他根据地作战的经验，尤其是在战斗失利后。四平保卫战后，他曾专门致电军委要求提供关内作战的经验。
由于林彪具备卓越的军事能力，因此在军队内部，他被称为“韩信”。
在当时的人民解放军，许多将领都有自己的别号，如朱德被称为“红军之父”，刘伯承是“军神”，罗荣桓是“政治元帅”。
这些别号或是以人的性格特点命名，或是以工作特点命名，或是以军事才能命名，都十分恰当。
将林彪称为“韩信”，是因为他的军事才能可与秦末汉初的大将韩信相媲美。
这个别号在中央苏区广为人知，但后来不怎么使用了。在解放战争中，这个别号在冀热辽广为人知，东北野战军中很多人都知道林彪的这个别号。
当时这个称号只是将林彪的军事才能与韩信相比较，表明他也是战必胜、攻必取的将领。
林彪处事，有如古人所说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他的处事方式非常谨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在行动时又显得非常迅速、果断。
例如，“四快”即表示他行动迅速如脱兔，而“一慢”则表示他处事谨慎如处子。
林彪经历了20年的战火洗礼，参加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
在抗日战争中负伤后，他经过多年的休养，对军事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后来赴苏联治疗,对苏联军事思想有着较深的体会。
所以他初到东北，稍一与国民党军交战，便能提出了一系列作战原则。
后人将他的这些原则概括为“六条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战术，三猛战术，四组一队战术，三三制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毋庸置疑，林彪的“六条战术原则”在东北战场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我们好好探究。
“一点两面战术”，是指将兵力集中于主要攻击点上，避免在各点上平分兵力，同时采取包围战术，防止敌军突围逃走。
这一战术注重的是打垮敌人后的全歼，对于提高作战效率非常重要。
“四快一慢战术”，就是要求准备、前进、扩张、追击要快速进行，而攻击已完成防御准备的敌人则要慢一些。
这一战术的核心在于把握攻击的时机，尽可能地迅速地占领敌人的据点。
接着，林彪提出的“三猛战术”是指野外运动战中的战斗动作原则，即“猛打”、“猛冲”、“猛追”。
其中，“猛打”要求在预先确定的主攻点上，将各种武器适当配备起来，向敌猛烈开火，反对火力的分散使用；
“猛冲”则是在敌人受到猛烈攻击后，乘机猛烈冲锋，以刺刀、手榴弹与敌作战，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
“猛追”则是在敌人退却时，要紧追不舍，加强追击力度，使之无法翻身。
最后，林彪的“四组一队战术”和“三三制战术”都着重强调部队内部的分工合作。
其中，“四组一队”要求以连为一战斗单位，连内分为四个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以便小组之间互相掩护、互相配合；
而“三三制战术”则是在每班编三个组，解决攻坚的进攻队形，防止队形过于密集，增加伤亡。
在班长的指挥下，各战斗小组根据敌情地形疏散，由组长掌握单个战士，班长掌握整个组，使得部队聚拢和散开都不出现混乱。
然而，林彪指出，在追击战中三三制不适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拥上就好”即可。
林彪强调，“一点”和“三三制”需要结合在一起，因为“一点”需要集中兵力，但集中兵力容易造成伤亡，而采用“三三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林彪在《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中提出了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处置的三种战术原则：
对于防御的敌人，不能盲目冲锋，需要谨慎打仗；对于退却的敌人，需要采取莽撞的战术；
对于想要退却而不退却的敌人，则需要采取先赶上一部分敌人，其他部队随后赶到，最后集中兵力攻击的战术。
林彪在1945年12月1日，在锦州以北的上下汲台战斗中，冒着严寒，亲赴前线，观察部队的战斗动作，提出了“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
在阜新会议上，林彪对三三制战术等作了指示，要求部队执行。
在这年的12月17日，他又在一份电报中着重强调了对各级指挥员需要研究一点两面战术，以及了解如何不打主观主义的仗（主要指针对地形的侦察）。
在战争初期，特别是1946年上半年，林彪经常亲自率领几个人到最前线去，亲身感受战场，发现并总结经验。
他在锦西以西登上大、小虹山，仔细观察地形；在开原以南阻击新一军的战斗中，他也跑到最前沿的阵地上；
在四平保卫战中，他两次冒着炮火进入四平城内。他的战术经验就是从这些实际作战中总结出来的。
林彪也比较善于总结下级指战员的经验。“三三制“这一战术就是从一份连队战斗经验的总结中提炼概括出来的。
这份总结中提到，在战斗中要分散前进，将一个班分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前进，其他部分则用火力掩护。
林彪很重视这个连队的经验，并吸收其他部队的经验，加以系统化，作出了“三三制”的规定。
这些战术原则的“发明”反映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他擅长总结归纳，能够抓住要领，将部队中干部战士的创造提炼抽象出来，成为一般的军事原则。
例如，在红四军时期，他提出红军中工作千头万绪，主要管好八项工作和做到六个一致。
八项工作包括行军、作战、住宿、训练、人员、武器、给养、卫生；
六个一致包括上下、左右、前后、我友、军政、军民。这些简明扼要的语词易于记忆和理解。
林彪擅长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复杂的概念，他很懂得“少则得，多则失”的道理。
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三八作风”、“四好连队”、“四个第一”、“抓两头带中间”等口号，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和士兵记忆。
林彪在军事理论上的贡献不可忽视，然而他的讲话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他喜欢使用绝对化的表述，例如“总的作战方针是：要打硬拼仗”和“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这种绝对化的表述可能过于片面，忽略了其他战术的可能性。
林彪提出的六条战术原则中，有些比较容易理解，如三猛战术和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但是，有些概念却比较难以理解，例如“一点两面”，这个名词常常让人感到迷惑，很难明确它的含义。
连毛泽东初次看到林彪整军报告中的“一点两面”这个词都没明白它的意思，不得不打了封回复电报向林彪询问。
这份回复电报是1946年9月15日发的，主要就是一句话：“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
得知连全军统帅都没弄明白一点两面是怎么回事，林彪赶紧回电解释：
“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
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包围办法，防止敌之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
一点的精神在于保证一定要打垮敌人，两面的精神在于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虽没对“一点两面”这些林彪的发明再说什么，但林彪的这些军事原则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中央领导人中也有人引用过林彪的这些军事原则。
如周恩来曾在他1948年写的《我军十大军事原则及敌军可能的对策》一文中就提到过林彪的“一点两面”。
在战术上，林彪确实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这些理论对东北战场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