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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词至晚唐、五代，染指者渐多，既出现了清新质朴、直率自然的敦煜民间词，又有浓艳香软、依红偎翠的西蜀花间词，但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南唐词。南唐词以李煜、李憬以及冯延巳等南唐君臣为主要创作主体，题材仍以传统的相思别怨和春愁秋恨为主要内容，只是南唐动荡的时局、悲剧性的人生际遇使得他们在这些传统的题材中注入了许多身世之感和忧患意识，从而就使得词体功能也由早期的“娱宾而遣兴”转向了重视抒情、抒发一己之悲和人生感唱的高度。
一、怨抑忧思危国大臣冯延巳词
冯延巳虽位居宰相，但“高处不胜寒”，他笔下的词如“和泪试严妆”的含泪佳人，很少有欢乐的歌唱。在他的词中，既表现了对自身命运、前途的忧患和焦虑，也表现了对国情时运的担忧和恐惧，透过他的词心，我们感受到一股充满了怨抑忧思的凄枪之感和亡国之臣的悲凉心境。冯延巳的感伤、忧患之情还是依托传统的艳词题材间接地呈现出来的，但因他在艳体小词中注入了一己之悲和对命运的反思从而使他的词自然地带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惑不安，呈现出怨抑忧思的感伤基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王国维誉为“堂庆特大”、“深美宏约”，指出了冯词“深”的特点。
“冯延巳的词是最有悲剧精神的。就是说他有一种在痛苦之前执着而且不放弃的这样一种精神”，一种执着又是充满寂寞孤独的悲凉之感。由于其执着的热情而使其词流露出稼丽的色泽，又因其悲凉寂寞而有一种闲远的风致。其词内容繁复而深美，表达曲折而沉郁，读来有缠绵幽咽之感。
二、忧惧凄伤危国弱君李憬词
李憬，字伯玉，初名景通，徐州人。李憬在位期间，南唐正急邃地走下坡路南唐国内部久已酝酿着的朝臣“党争”以宋齐丘和钟漠为主达到了白热化的态势，迫使李憬先后下诏杀死宋、钟二人。更使李憬深感烦恼的是，李憬比较喜爱的弟弟景遂忽被自己的太子弘冀派人毒杀，而弘冀本人却又于一月之后暴卒，这种家庭内部的变故也促使李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焦虑不安。加之北方强大后周的咄咄逼人之势，周世宗柴荣亲征南唐，南唐军队无力抵抗，纷纷溃退。从政治角度讲，李憬是个失败者，把一个蒸蒸日上的南唐强国带向日趋没落的困境。从文学上讲，他又是一个成功者，正是因为他非同一般的身世家国经历才使得他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体会的更加深入刻骨，反映到作品中才更具感染力，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尽管李憬写此词的初衷是为思妇“写心”或“代言”，但作为一个处于敌国威胁之下的小国之君，又作为一个经常感悟人生多悲的敏感词人，他的政治忧虑和个人悲感自然会渗透进此类写愁的词作中来，作者不知不觉地将自身的身世之感融入到思妇的愁绪中去，无疑使敏感的读者能在其表层之下悟出更深的思想底蕴。文学是人学，作家的思想、经历，或多或少会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李憬身处乱世，眼见强敌压境，国势日肇，自己却无力回天，只能在作品中情思婉转地表达危国弱君的忧惧凄伤。
三、绝望哀苦亡国之君李煜词
李煜，自重光，宋建隆二年年继位，史称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己向宋称臣，苟安于江南一隅。前期的李煜，是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过的是奢华之极的享乐生活，因此就有一些是反映帝王享乐生活和花前月下偷情之感受的词作，如《烷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等篇。
从表面看，当时的李煜沉溺声色，不恤民困，生活奢侈，的确写过一些香艳的宫廷小词，但这和他率真仁厚的性格并不矛盾，他实质上是一个天性真挚的“多情种子”，早年即有深沉的忧患之思和感伤之怀，他虽处帝王之尊，但在国家必亡的凄风苦雨中登位，以文弱怯懦不谙治国之道的书生而强充统驭万民的角色，应无多少愉悦之感，而只会觉得惶惑危惧，且内有丧妻失子之不幸，外迫于赵宋王朝的步步紧逼，心灵所受的煎熬和痛苦，诚如他在《却登高文》中所述“空苍苍兮风凄凄，心掷踢兮泪涟沥。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因此，早期除了写了一部分香艳的小词外，更多的却是如《捣练子》《清平乐》。
开宝八年，南唐覆亡。伴随着国破家亡，李煜最终沦为阶下囚。其亡国后的词，无论的“朝来寒雨晚来风”的凄凉，“垂泪对宫娥”的悲切，“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的哀伤，“多少恨，昨夜梦魂中”的凄楚，“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叹息，还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悔恨和“肠断更无疑”惨绝，无不是和着血和泪，吟出的字字珠矶般的杰作。此时的词“一扫浮艳，以自抒身世之感与悲悯之怀”，完全抛弃了香艳的外壳，纯任性灵，和盘托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这就不但自别于“花间”派，亦且超越了南唐前辈，而开始了“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士大夫之词”与伶工之词相比，虽然李煜用情的自觉性加强了且有了悲天悯人的深度感慨，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之词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传统意义上的“士”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萦绕心怀，要有治国安邦，维护政治、文化统一的道理与信念，于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为士心修养的至高境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者们才经常说苏轼词是真正的完全的彻底的士大夫词。士心品格在乱世、变世中，往往凸显为浓郁的忠孝观念、忧国忧民情怀、家国一统及文化一统的区域思想及以此为支柱的精神家园意识等，这些士心品格往往只在南宋词中才出现。由此我们再来看李煜词，从词人身份上说，身为国君即便是阶下囚的李煜与传统的“士”的社会性质是有别的。
李煜敏锐的艺术察赋、自小学习禅宗佛教的学养尤其是其中悲天悯人的情怀虽在他后期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了士大夫的思想襟抱、心性涵养。他的词中也经常出现“家国’、“故国”、“河山”之类的词，但多是从个人君王阅历中理解的，他留恋不忘的是他前期快乐的时光、偏暗的小王国，他主要是以一种自责与反省的情绪回忆前期的生活。
如《破阵子》词说的“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以“四十年来”限定的家国及“三千里地”限定的山河，指的正是自己的小王朝《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问自己“往事知多少”时，也只有“雕栏玉砌应犹在”他“一江春水向东流”般的“愁”，也只是感慨“朱颜改”罢了……这些皆缺少士大夫“平天下”的家国一统的文化及区域观念，也缺乏身处乱世的士心的那份责任心，更没有士不遇心理下的伤感、唱叹及激愤情怀。
由此可知，李煜亡国后所作的仅十多首词主要还是抒发他个人在失去江山、失去一己之繁华后的身世之戚和生命感慨，他只是怀念故国的荣华富贵，他只是在悲叹自己命运的多并、身世的不幸，在他的作品中绝没有爱国情感的表达。当然，虽然李煜词中并没有明确的爱国意识和黍离之悲，但因亡国之后愁苦、悔恨、绝望是他自己亲身体验的真情流露，且身世之戚中原本即饱含悲天悯人的天性及修养。
他“写一个人的悲哀，而写出了所有的有生的人类的共同的悲哀”，故其亡国之痛与人生长恨的感慨，总能给人以生命的感动，读来催人泪下“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乌夜啼》、“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浪淘沙》、“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拢”《捣练子令》等独抒性灵的词句，都是从肺腑中一泻而出，“真所谓以血书者”凝铸而的。
就如叶嘉莹所言“李后主之所以了不起，正在于他是以其最真纯最诚挚最敏感的心灵去体验，故而即使是林花春红的凋落这一打击，也使他由此认识到了宇宙整体的悲哀。”
再如其代表作《虞美人》词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此词大约作于李煜归宋后的第三年。词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据说是促使宋太宗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那么，它等于是李煜的绝命词了。作者以“春花秋月”、“小楼东风”、“故国明月”、“一江春水”四处景物，创造了一种凄美哀婉的意境，使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位亡国之君身处亡国之境的亡国之痛。词中的李煜已不再是显赫的帝王，而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亡国之君。“故国不堪回首”，其丧国之愁苦“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凄楚哀怨、绝望哀苦怎能不使读者为之动容结句“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水喻愁的名句，形象地显示出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
这首词，写出了亡国的深悲剧痛，作者又把亡国之痛提升为人生的存在性悲哀，使得这首词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广泛的包容性。所谓哲理性，就是指它触及到了宇宙人生某些最基本的真理和至情。包容性则是指它表达的真理和至情是人类所共有的，真可谓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他把全天下都“一网打尽”了。可见李煜在词中己经更多地畅写人生之悲、亡国之痛了，因此我们说李煜词己经引导南唐词抒士大夫之情的倾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高度一方面与他的身世家国之变有极大的关系“身为国主，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
如此人生经历，尤其是悬殊巨大的生命落差，对天性柔顺、感觉灵敏的词人李煜来说，都是难得的情感资源，故而，他后期在词中多直言心事，突出个体“真感情”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也与他原先就已具备的清高古雅的文化修养和佛教信仰有关李煜自幼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熏陶成长，父亲李憬就是一个十分有才华的风流皇帝，南唐君臣皆好作诗词、绘画书法，文化盛极一时。
据史料载，李煜具有“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天性喜学问”等的天然秉性及文化修养。更重要的是，李煜还是一个佛教信徒
“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命境内崇修佛寺，又于禁中广署僧尼精舍，多聚徒众。与后顶僧伽帽，衣袭装，诵佛经……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追至数千。”
悲剧的人生经历促使李煜转向精神层面寻求自我解脱。因此，李煜的词中也有许多反映佛家空幻感和悲苦感的词作。李煜参透了佛家的“万法皆空”，在词中一再强调人生如梦“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往事己成空，还如一梦中”特别是李煜后期的词，很多都是从佛教教义出发，抒发的不仅是一己飘零之戚，而是江山零落，生命无常的大悲戚，他执着于人类生存状态和意义的关注与探索，于是他的精神情结升华成普遍的与存在，从而形成了一种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悲悯情怀，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言“后主俨有释迎、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结语
南唐词基本上是沿着男女之情的狭窄道路发展的，仍不脱传统的题材范围，就是李煜后期抒写亡国之痛的词，也常不免与对春风花月、妃殡宫娥的怀念联系在一起。刘熙载说“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可谓的评。归属五代的南唐词，小虽小，但它因此而形成的抒写缠绵啡恻的女儿之情、展现婉约纤美之风格典范，对词史的发展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奠定作用，后代虽经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人多次变革，但这种婉约纤美的风格始终笼罩词坛而被视为本色、正宗。
加之南唐君主于小词中注入了个人的身世唱叹和人生感慨的内容，比起莺歌燕舞的花间词无疑将词的表达范围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后主李煜，因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巨大反差以及用情的真挚，从而使其词获得一种感人至深的效应。他的词虽然也仅是表达个人的情感，但其用情深挚，客观上已经超出了个人情感，具有深沉的宇宙人生的思考和超越一己闲愁浅恨的大悲哀与大悲慨，从而引起不同的人产生不同性质的井鸣，也由此开始了词体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参考文献：
《礼记集解》
《新五代史》
《阳春集序》
《南唐书》
《人间词话》
《唐宋词十七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