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1岁的林徽因正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室里认真画图，突然，一位美国同学走过来，翻着白眼说:
“第一名有什么用！你的祖国根本没有建筑史！你回国后的研究，完全无从谈起。”
一向伶牙俐齿的林徽因紫涨了脸，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美国同学说的是事实，中国根本没有系统完整的建筑史。
几个月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收到梁启超寄来的包裹。
林徽因打开沉甸甸的包裹，眼前一亮——包裹里是国内学者陶湘最新出版的《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是北宋建筑学家李诫所著，千百年来流传民间，错误颇多。
陶湘汇集多种残本，认真校对，正式出版了最具权威的陶本《营造法式》。
林徽因拿着书，眼含泪光：“谁说中国没有建筑史！”
但当她和梁思成翻开陶本《营造法式》时，失望又如寒夜冷风中的一盆冷水兜头泼下。
《营造法式》用了大量宋代的建筑术语，而这些建筑术语早就失传多年，整本书对林徽因梁思成而言，如晦涩的天书，别说做参考了，读懂都成问题。
尽管难懂，林徽因还是一点一点通读了多遍《营造法式》，她每读一遍，都在思考怎样解读它。
直到6年后的1931年，《营造法式》的解读才迎来转机。
那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
两人一回到北平，就接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邀请。
中国营造学社是私人团体，主要目标就是解读应用《营造法式》。
林徽因之前在东北大学任教，月薪400银元，而中国营造社只给200银元，梁思成的月薪也同样减半。
月薪减半，意味着消费折半，生活质量下降一大截。
但林徽因夫妻毫不犹豫接受了中国营造社的邀请，并立刻投入工作。
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社成员一起殚精竭虑数十日，终于制定出一套解读《营造法式》的可行方案。
他们决定先解读清代《工程做法则例》，借此梳理中国古建筑知识，古今映照，为攻读《营造法式》打下理论基础。
他们还决定研读《营造法式》的同时，开始实地考察中国古建筑，在实践中摸寻《营造法式》的真正含义。
方案成形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一腔热忱忘我地投入工作。
他们从未想过，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如此多的愤怒，震惊，意外和喜悦。
1931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古籍中找到了有关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记载。
梁思成推测独乐寺是辽代建筑，如果这得到证实，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意义重大。
正当他们兴致勃勃准备立刻动身前往天津蓟县去寻找独乐寺时，却遭到当地军阀的拒绝。
当时小军阀正在混战，平民百姓都被驱逐离乡，考察寺庙更是不被允许。
尽管梁思成动用私人关系和当地军阀几番交涉，还是未能成行。
直到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才几经辗转来到蓟县，细致考察印证了独乐寺的结构和特色。
正当林徽因一行准备向国际学术界公布这消息时，日本人建筑学者关野贞却说，他在一年前已经发现了乐独乐寺！
一年前，天津蓟县的小军阀拒绝林徽因梁思成一行前往考察独乐寺。
可当他们面对拿着日军通行证的关野贞时，却大开绿灯，任日本人大摇大摆走进国宝级的庙宇独乐寺！
令林徽因和梁思愤怒，震惊的还不只这些。
当时日本建筑界，正在中华大地上地毯式的考察古建筑，声称要据此编写《中国建筑史》！
中国的建筑史竟要日本人来书写，这不只是中国建筑界的耻辱，更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
林徽因耳畔又响起当年那位美国同学的嘲讽：“你的祖国没有建筑史！”
她坚定地对梁思成说：“一定要赶在日本人之前，写出我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日本人对中国古建考察研究，带有很强的民族色彩。
比如，他们尚未考察完中国的全部古建，就向国际学术界宣称：
“中国本土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要看唐风木建筑，必须去大日本！中国人根本没能力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但林徽因和梁思成坚信中华大地上一定还有保存完好的唐代古建。
为此，他俩不只收集了大量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资料，还多次前往民间收集古籍资料，夜以继日地研读考证。
1937年盛夏，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一本古代图录中发现了有关唐代佛光寺的记载。
他们立刻打点行装赶往山西五台县豆村。
1937年的夏天特别热，林徽因他们一路坐火车，转汽车，雇骡马，遇到险峻难走的山路，只能没日没夜地步行赶路，所有人心里都只有一句话：“一定要赶在日本人之前。”
林徽因的西式短衫常被汗水浸透，未来得及更换，又被毒辣的太阳晒干，被闷热的空气烘干。
曾经养尊处优的林大小姐，在山间风餐露宿，忍受臭虫，蚂蚁，蚊子，苍蝇的叮咬，弄得满身满脸是包。
有时，林徽因一连几天都没机会洗澡换衣服，她浓密的头发起油了，粘满了白腻的头皮屑。
一向整洁爱美的林徽因顾不得这些，她一心赶路，脚步飞快地行走在通往五台县的路上。
当林徽因梁思成一行终于到达五台县豆村时，迎接他们的只有比人还高的荒草和成群结队的老鼠臭虫，哪有什么佛光寺！
这种事太常见了，古籍中明确记载的寺庙建筑，被军阀们当了掩体，门窗被百姓们砍下来当了柴烧，日子久了，变成一片荒草。
战乱年代，活着就不错了，谁还在意那些木头石头。时代的悲哀，无奈，苍凉又沉重。
正当大家沮丧绝望准备放弃时，林徽因抹着脸上的大汗，大喊一声：“你们快看！”
众人定睛一看，果真看到浓密的大树枝叶后面隐隐有大殿屋脊的影子！
林徽因一行就这样走进了佛光寺。
这座寺庙的建筑风格的确符合唐朝风格，但众人在测绘中又开始担心：怎样找到证据证明这就是唐代建筑？我们怎样说服气焰嚣张的日本人？
这时，林徽因在大殿的梁上再次大声疾呼：“你们快看这里！”
原来，大殿的梁上有一行模糊的字迹，林徽因小心擦拭，发现写的是：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接着，林徽因又在大殿塑像上发现一行字：
“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
至此，林徽因梁思成一行，用他们的考察结果狠狠打脸日本人，有力地证明了中华大地上仍有唐代木建筑，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研究，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佛光寺被发现两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
漫长的战乱并未中止林徽因和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考察，他们一起走过了全国190个县，考察了2738处中国古建筑，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测绘图纸和考察记录，为中国近代建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林徽因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编写。
《中国建筑史》不仅仅是一本学术专著，更是一代中国建筑人民族精神的凝结与体现，里面字字句句，严谨而坚定地诉说着，我泱泱华夏，横竖撇捺，皆是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