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真实性来自于，无论是谁，都能对它产生几乎一致的感受。

无论是华北平原上的农民，还是青藏高原上的牧民，是高卢的骑士，还是日尔曼的战士，是奔跑在非洲草原上，还是穿梭在北极冰盖上，人们都会对这个真实的世界有一种相同的切身感受。

我们都知道梦境是虚妄的，因为它缺乏现实世界的这种感受的同一性。当我梦到我翱翔在天际，梦见瞬间改变的季节，梦见花落转瞬又花开，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但那只是属于我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在其他人心中无法通行，所以这个意义的世界，就不具有真实感。

现实世界真实感，就像日常生活一样，无处不在，看似轻松却给我们强制性。我们知道明天太阳必然会升起，知道建造一栋房子需要花费的时间，知道春去秋来，知道自己生命有一个大限，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轻易去撼动改变的。也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规则，祖祖辈辈我们都遵循着这些规则，在其中，生、死、繁衍、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些共同的感受，有些来自于对客观的反映，比如我们会觉得雪花冷，会觉得太阳刺眼，会觉得大海湿润，这些共同的认知是一种不依靠历史，只凭个人感受就能够体察到。

但还有一些，是我们不曾经历，但却从某些地方听来，逐渐内化为我们的一些认知。有些是情感层面的，比如对秋天感觉到的萧瑟情绪，寄相思以明月，雪花的浪漫等；还有些是历史层面的，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感受，八国联军侵华的屈辱等；另外还有些前人达成的共识，比如不能偷盗，关爱他人。

这些可以被称为文化也好、制度也罢的东西，在形成之后，会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经过不断地重复，成为跟春夏秋冬，生老病死一样给我们每个人生活加以限制的东西，我们在其中受到限制，甚至都感受不到它们，仿佛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合理的、合法的。

有时候，很多组织、个人会利用这种人类合法性的错觉，去认为创造一种合法性，通过不断地加强，让其他人认为，这就是自然的事情，必须要这样。历史上众多的社会理论和实践都是这样，无论是资本主义革命和后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理论等。

当一些事情的合法性的根基不是很强，或者势头减弱的时候，它就会有欲望抢占很多事件资源，将事件的意义与自身关联，寄希望以此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因为很多大的社会事件，会在所有人，甚至几代人心理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形成一种意义系统，并最终成为一个文化、一项制度或一些不可反驳的东西。

比如某个国家，某个城市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会给世界人带来一种这个国家、城市繁荣发展的印象，这个意义会持续很久。而诸如切尔诺贝利这种危机，则会给人类集体记忆带来一个阴影，也会让人对那个区域产生一种永久的负面印象。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很多事情，很多人、很多机构组织都在拼命的争抢着这些意义的资源，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就如一旦有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中医都会去强调自己的参与程度、有效性，寄希望于把自身有效的形象，建立在一个个公共事件的意义中，留在每个人的心中。

那些能够影响到每个人的事件，更是一种政治资源，就像北京奥运会一样，成功举办的背后，往往都昭示着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进一步加强。在最近这个当口，一种危险的病毒把每个人的神经都调动起来，没有人能在这个深刻的意义中逃脱。

恰恰就在此时，各种人、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能够在这场意义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甚至独占一些意义，中医希望彰显自己有效，办事机构希望表现得积极可靠，学者希望与研究成果关联，组织希望留下先锋印象，还有人希望霸占统帅的气质、英明伟大的决策和无往不利的战绩。所有人都希望把取得最终胜利的成果，关联到自己身上。

在以媒介为载体的意义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一场本该安静救治的行动，装点得分外热闹。这是在一个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合法性的体系里的奇怪现象，把沉痛的事情，做的沸沸扬扬，以期望通过所有人的关注，制造更多的真实感，借助与这些真实感的关联，强化自己那可怜的合法性。

老子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这种情怀和行事风格，对比当下的时事，是一种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