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东方人的面子:演给他人的自尊

解毒时光 2020-03-09 17:54:19

东方人好面子么?

其实问出这个问题,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在每个国人心中几乎都会有个明确的答案,不仅如此,很多到了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稍加了解之后,都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疑问——face到底是个什么?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做明恩溥的美国人,写了一本曾经被鲁迅推荐给国人的书——《中国人的气质》,总结了当时中国人特点的二十多个方面,书中第一章写的就是“面子”。要知道明恩溥可不是那种持有一种傲慢偏见的西方人,可以说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全心全意推动中国发展的“友人”。

明恩溥曾在鲁西北赈灾传教,先后为当地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他还曾积极奔走,促成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定居北京附近通州,专事写作。

一百多年后,曾师从费正清大师的著名汉学家易劳逸先生在他的《家族、土地与祖先》中,也明确的指出中国人社会行为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关注“面子”。他是这样写到——

“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用“脸”或“面子”来指代我们所说的“face”,其实两者在意思上是有差别的。“脸”的意思是一个人因道德高尚,拥有好名声而带来的自尊。因为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中国人给太多的行为都赋予了道德含义,所以“脸”也包含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行为符合其社会地位的意思。

易劳逸给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下了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也就是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自尊程度。

虽然西方也会有很多,诸如为了名誉牺牲,为了爱情决斗等维护尊严的行为,但东西方在这一点上巨大差异就是,可能西方人更在意的是自己对自尊的判断,即这件事是否触动了我的自尊的原则和底线,而东方人更在意的是是否动摇了他人对我的自尊的判断,是否对我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有增加或减损。

那中国人好面子这件事是怎么形成的呢?如果要把几千年形成的一种民族特性归因的话,可能是比在火星上探测生命更难的一件事。自古以来,对礼仪的重视,对道德的泛化都是“面子”这个东西的由来。

在易劳逸总结的中国人的社会特点中,面子只排到了第三位,第一位是“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本位的社会”,其次是“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而对面子,他也总结道“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也不在乎道德虚名,那么他就不太在意是否丢脸”。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一个完整的逻辑,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本位,人们更在意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社会地位,而这种地位往往是需要他人的评判衡量作为基础的,所以人们就更在意在他人眼中的“面子”。同时当时人们愿意维系起一个有用的圈子,一个有面子的人往往会被看作更有用的人,而更容易被吸纳到圈子中,参与到更多的社会互动里去。

另外还有个考察的维度,虽然在封建制度下,中国社会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信仰,但大多数的百姓还是处在一种“现世思维”当中,即活在当下的实用主义。在佛教中讲究轮回、来世,在基督教里面也有着死后的天堂地狱世界,在这样的信仰之下,人们往往可以忍受当前世界的一切遭遇,把眼光放在来世或身后。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虽然也有来世、修业等从佛教中借鉴来的思想,但更多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信仰思维。比如拜灶神就是让他说好话,拜财神为了发财,就算给故人烧纸,也有一部分意思是“贿赂”阎王,让故人在地府过的轻松点。所以社会上的整体思维是不问过去、不念将来,重点就在这“一世”当中。这种现世思维,必然就会导致人们更关注眼前的得失以及他人对自己的判断。

其实“好面子”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比如在封建时期的大户人家,往往为村民建立乡学、修建桥梁、搭台子唱戏娱乐等。很明显他们并不是出于对村民的什么慈善目的,而是为了积累自己的“面子”。但在这样的过程中,“面子”起到了一个调节再分配的效果,也对社会的整体福祉有了促进。

但“面子”给社会带来的问题,的确也不容忽视。在《中国人的气质》当中,明恩溥开篇就对面子进行了一个深刻的洞察——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民族。戏剧几乎是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作戏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会做出种种戏剧化的举动,诸如躬身下拜、双膝跪地、伏地不起、以头叩地……

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

明恩溥的洞察,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有些遥远,因为我们已经不再痴迷于看戏,但仔细思索,却可以在残留的一些象征性的隐喻中找到这个洞察的真谛。比如与面子相关的争执中,我们经常会说对方让自己“下不来台”,希望能够给彼此一个“台阶下”。这个“台”是什么台?没错,就是舞台,这个“台阶”就是过去唱戏舞台上的台阶。

过去的中国人,习惯性的将自己所身处的场景迅速转化为一个有观众的舞台,的确很多好事的人也非常配合这样的幻想,因为只要一出事,必然就会围上来一群人,舞台迅速就在互动的想象中形成了。而置身于舞台中央的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表演,表演的核心就是对“面子”的争夺。

我们有时可以看到有人遇事撒泼打诨,有人无理谩骂,有人气焰嚣张,越是围观的人多,当事人的戏码也就越重,如果众人散去,可能遇事双方都可以冷静解决问题。

在汽车还是个新鲜事物的时候,由于大家对于交规还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以至于每到有事故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场大戏。事故双方在中间,周围围上一群人看热闹。由于对规则的不明确,导致当事人都希望用“演戏”的方式,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面子”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在一种“表演型格”当中,传统的中国式思维,期待用一种“即兴”来争夺面子和获得利益,而忽略了“规则”本身。

近些年来,所谓的“巨婴”频出,比如外出旅行特别是在国外撒泼,在公共场所犹如在自己家中一样无视规则,一切全靠演技。这当然有个人素养的问题,不能代表国人的整体,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在“面子”思维之下,规则永远是排在最后,甚至被无视。面子第一,在维护面子的过程中,可以说谎、可以演戏,甚至可以损害他人利益。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孙杨事件”,从某个角度说,就是东方“面子”和西方“规则”的碰撞。我是明星运动员,我为成绩、为国家付出了太多努力,我的面子很重要,在面子的驱使下,我做出的表演都是正确的,规则是为面子服务的。

为了面子可以罔顾事实,不停的表演着自己内心的戏码,这种跟孩子得不到糖果就在地上犯浑是一个性质。认为“表演”能争取到面子,能让自己下台,在严肃的“规则”面前是行不通的。

另外,在争夺面子的时候,人们想象出一个舞台,把自己置于舞台中央的这种错觉本身就是可笑的。其实我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对别人那么重要的存在,我们的面子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转瞬即逝的一个笑话,并不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痕迹。干嘛为了这种虚构出来的重要性把自己逼上绝路呢。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有几句话——

“人活一世,能耐还在其次。有的人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

“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流了血,里子得收着,收不住,漏到了面子上,就是毁派灭门的大事”

“面子请人吃一支烟。可能里子就得除掉一个人。”

对于个人也好,对于团体也罢,维护“面子”是一个必要的事情,但过于维护面子,就会付出巨大的成本,而这种成本并不仅仅是由当事人承担,而是由每一个社会参与成员承担的。在礼仪中,面子很有必要,但在利益面前,面子还是让位给规则吧,用规则互动,而不是为面子表演,可以让人们过的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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