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在近代史上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一众地方军阀中，是非常特别的一位。
他从一个穷小子发愤逆袭，成为了山西的瓢把子，一度还曾经成为整个华北的老大。
阎锡山统治山西省将近40年，毁誉参半。
说他好的，会把识字率，控制疫情，修铁路，工业化，军工生产，模范省这些拿出来说事，说他烂的，则是强调他人品不行，首鼠两端，以残酷手段统治山西。。。
本文就来具体看看这位名满天下的山西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也就是1883年10月8日， 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山西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
注：阎锡山的父亲，就是一个旧式的投机商人，并不是正经做小生意的晋商。
阎的家乡五台县在晋北，在山西算是比较贫瘠的地方，山西富庶的部分主要在中部和南部，北部大概就是大同好一些。
徐向前元帅的家乡也在这一带，离阎锡山的老家只有几十里路。
阎锡山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无非就是《三字经》那些启蒙读物，从阎锡山后来的思想来看，小时候大概还读过一些四书五经，并且对他还影响不小。
阎锡山读到14岁就辍学，不是读书不行，也不是没钱供他读书，是他父亲阎书堂认为读书没啥用，还是做生意是个正事。于是带着阎锡山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
这个钱铺说穿了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门店，类似前些年满大街都是的小额贷款的铺子，主要的盈利模式就是参与放债收息和金融投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阎锡山父子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累累，有说这次投机失败是阎锡山的问题，这个大概不太可能，这一年他才17岁，他父亲不会把全部身家交给一个刚学了三年的小孩子去赌。估计还是他父亲做了错误的决定。
阎锡山父子实在无力承担，只能被迫逃往太原躲债。这次失败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后来始终保持谨慎，也尽可能地踏实做实事。而他的那位结义兄弟则没有从投机失败中吸取教训，还是继续紧密拥抱投资资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注：阎锡山流落太原期间，靠当店员维持生计。他感到这样下去不是个事，需要找一条出路。
当时各省的武备学堂是培养新军用的，待遇非常不错，阎锡山于是选择了这个赛道，本来只是要找个饭碗，没想到后来搞那么大。
阎锡山的旧学底子考不上这个新式的武备学堂，他把一点积蓄都拿出来找了个枪手代考才考上的。不过阎锡山天资很高，进去以后，发奋追赶，很快就在同一级中脱颖而出，被选拔出来送到日本去官费留学。
到日本后，阎锡山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后进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实习结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东京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又称东京振武学院。创办于1900年，开办到1914年。学校地址在东京都新宿区，现址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振武学校的学习期限从3个月到3年不等，学员毕业后先下部队见习，再进入正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近代史上的很多大佬都有这个学校的学习经历，阎锡山之前的有蔡锷，方声涛，吴玉章等，和阎锡山前后两三届的有黄慕松，厉尔康，王揖唐，唐继尧，程潜，赵恒惕，李烈钧，孙传芳，孙武，何成浚，尹昌衡，黄郛，那全等。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后来都是各省的实权派。
蒋介石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他是1908年入学的，和他同届的林振雄，张群，姜登选，杨宇霆，熙洽等。蒋介石毕业后参加了在日军中的实习，他当时被分配到新潟県高田町的13野炮联队，主要工作是喂马。蒋介石后面没有进入正规的军校，所以他的最高学历就是这所预科学校。
何应钦则要再晚一年，他是1909年年入学的。所以，阎锡山可以说还是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师兄。。。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最高等级的军校，是为日本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陆士的毕业生是日本近代军队的骨干，近代日本陆军中的军官无论将军还是少尉，几乎都曾在这里学习过。日本皇族、华族也很多是这所学校毕业的。陆士在日本社会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了东京帝国大学。
中国有很多后来的军政界要员先后在此校就学，如蔡锷、蒋百里、许崇智、孙传芳、阎锡山、厉尔康、何应钦、施承志、蒋作宾、张孝准、徐树铮、尹昌衡、刘毓祺、汤恩伯、朱绍良、程潜，黄慕松、林振雄、董昆吾等。蔡锷和蒋百里在陆士之中，据说表现极其突出，在当届的毕业生之中，甚至力压日本本土最优秀的选手。
阎锡山1907年12月-1908年12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士官生第六期步科学习，他的同期同学包括孙传芳（步科）、程潜（炮科）、李烈钧（炮科）等。
后来在侵华战争中恶名昭彰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是阎锡山的陆士同学，岗村宁次则担任过他们的教官。
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最大的一个机遇出现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孙中山所创建的同盟会。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阎锡山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的战略决策，也就是“南响北应”，即中国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北方的各省包括晋省进行遥应”。
阎锡山在陆士中，学业上不是很用功，把大量精力用于同盟会的活动中。导致多门功课不及格，据他后来自己说：我在日本的学业很差，主要精力集中予革命活动上。
在同盟会中，根据孙中山先生指示，学军事的同志，不可过多参加校外活动，要保持身份的秘密。但应在校内建立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责谋划实施革命行动之任务。
所以在日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员组织了一个“铁血丈夫团”, 大概是取意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参加这个组织的同盟会员有28人，都是盟中的优秀分子。来自山西有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4人。其它省还有浙江黄郛，江西李烈钧，陕西张凤翔，云南李根源，湖北朱绶光、孔庚等。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人物。
宣统元年（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后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
注：从日本回国后，所有公费的士官生都需要去北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阎锡山考了一个上等的成绩，被赐予陆军步兵科举人的头衔，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大概相当于陆军少尉。
因为希望尽快完成新军建设，当时陆军部制定了一项新规，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必须以军校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所以阎锡山才有机会在几个月之内，即由陆军小学的教官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这个职位相当不低，大概相当于上校团长。可以说是跨出了阎锡山在军界最重要的一步。
在此期间，阎锡山同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积极进行活动，把山西新军中发展了一批支持者，也把新军的部分领导权掌握到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里。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9日晨，中国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注：辛亥革命爆发后，山西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没办法起事。没有子弹的原因是当时新军起义频发，当局害怕，将新军的子弹收走，未能发难。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第八十六标的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
姚以价和阎锡山一样，也是由山西武备学堂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他在山西新军中的职位是管带，大概类似于营长没有阎锡山的职位高。不过姚以价和士兵们关系较好，因此急切之中，被公推为起义军总司令。
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这个陆钟琦就是高晓松外婆的祖父。
山西巡抚在清末是个不怎么吃香的官位，主要是风水不好，前前后后近十任山西巡抚都没落下啥好下场。这个陆钟琦也不例外。山西新军起事时，陆钟琦上任刚刚一个月，屁股还没坐热，就碰上了这种事情。
起义成功后，成立了军政府，公推职位最高的阎锡山为山西都督。而姚以价则被阎锡山派往北部前线，抵御北洋军的进攻。虽然嘴上不说，从行事上来看，阎锡山对于姚以价非常忌惮。姚以价后来被处处排挤，只能离开山西。后陆续投奔过李烈钧、唐继尧，又去陕西参加了护法运动，在抗战结束不久后病死。
关于山西新军的起事的意义，后世多过于忽略，不过在孙中山看起来，这个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民国元年九月孙中山先生莅临太原，在太原各界欢迎大会上，孙中山演讲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谢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它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稍后，孙中山先生在山西学界欢迎会讲演时又说：“前在日本之时，当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掣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力，迅速造成也……。”他又说：“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重新建立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而为最。今非享福之时，须苦心建设十年，方可言幸福。”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于山西新军起义的是非常认可的，认为意义重大，而对于小兄弟阎锡山更加是不吝溢美之词。
腹心之地山西爆发革命，清廷一片惊恐，先后命令北洋军第六镇吴禄贞部和第三镇曹锟部前往镇压。
注：最早派来的是吴禄贞的第六镇一部，吴禄贞本身就是一位比较激进的革命者，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这次被派来山西，在他看起来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正好可以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扩大革命。
吴禄贞遂邀请阎锡山在娘子关会晤，两人商定共组燕晋联军，由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燕晋联军的目标是截断京汉路，然后挥师北上推翻清廷。
阎锡山随即派了一营山西新军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了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并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此恨之入骨，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禄贞刺死，燕晋联军遂告失败。
随后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带领北洋军第三镇进攻山西。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3日，清军攻占了娘子关。阎锡山采纳了景梅九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两路：由阎锡山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进军；由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
阎锡山的策略基本取得了成功，山西的革命势力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也是阎锡山一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南北议和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阎锡山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被正式任命为山西都督。
注：南北停战议和是指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和革命军之间的停战谈判。
最早是12月1日，英国人为维护自己利益，积极进行停战调停，英国人盘恩至武昌，与蒋翊武、吴兆麟接洽停战。蒋、吴遂临时刻制都督印章，与北军签订了停战协议；
12月5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议和条款，以伍廷芳为代表与清廷议和；
12月7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令其委代表驰赴南方商讨大局。次日袁以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12月18日，清廷代表唐绍仪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英租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次南北和谈与其说是清廷和革命军，不如说是袁世凯和革命军，后面还有列强的影子， 英、美、法、俄、日、德等国驻上海总领事都在积极参与，拉偏架，要求革命军妥协。实际上是已经与袁世凯达成一致，在为袁世凯背书。
在此背景下，南北议和的核心条款是：袁世凯解决清廷退位问题，并拥护共和，革命军同意由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遂开始怀疑南北议和的条款是否会顺利执行。1912年1月2日，也就是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袁世凯在给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电报中指责说：“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己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愤懑之情，溢于言辞之中。唐绍仪遂辞职。
孙中山赶紧致电袁世凯解释说“暂时承乏，虚位以待”，但袁仍恐诺言不能兑现，随后破坏和谈，对南方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各国也开始公然指责革命军违反协议；立宪派也开始加紧活动制造对袁让步的舆论。孙中山于是被迫再次声明只要袁世凯履约实现共和，自己保证辞职让位。
在得到孙中山的确切保证后，袁世凯开始对清廷逼宫。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的想法，既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也已经定都南京，你袁世凯作为中国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然需要到南京来就职。这也是革命党的所愿，只有袁世凯离开了北洋军的老巢，才有机会限制他的权力。
袁世凯多精明啊，一下子就看出来南方的小九九，说啥也不肯离开北京，到南京去就任。理由么多的是，比如北方时局不稳，军务繁忙。。。袁世凯是个打太极拳的好把式，从来不说不去南方就任，总是说等这些麻烦解决了之后，等确定了留守北方的人员后，立即启程南下。。。
南方也不是善茬，你迟迟不动身，我就再给你加把火，把你放上面烤。孙中山于是派了一个“迎袁使团”，大张旗鼓地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前往南京就任大总统。这个使团领头的是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其他八个人分别是：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
这些人虽然都是人中龙凤，可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袁世凯随手使了三招，就将南方的攻势化解。
一是热情招待使团，你南方大张旗鼓，我就敲锣打鼓。还让自己儿子和汪精卫换了帖子，结下金兰之好。。。天天请使团喝酒看戏，经常开大会，隆重介绍这些民国元勋，然后请他们演讲。。。这九个除了几个年纪大点，也不过30出头，还有好些是20几岁的小伙子，哪里受得了天天这种吹捧。。。
二是发动了一场自导自演的兵变，：北京城内各军，肆行抢劫，毫无顾忌。满城枪声如竹暴，哭声载路，各处之火，彻夜不熄。”
由于兵变是唱给南方的一出戏，所以士兵们被要求要大造声势，但不能真得杀人。所以士兵们鸣枪多是对天放空枪，上街也多是抢劫财物，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三是大打舆论战，各界一致要求袁世凯要留在北京，说北京天津闹成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袁的部下也在他授意下发表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抵制南下。
身在北京的“迎袁专使团”被这一套组合拳给打蒙了，完全没能看出来这是袁世凯的诡计，团长蔡元培甚至写信给孙中山说，目前北方动乱，袁世凯确实不宜南下。。。
从拒绝南下就职这件事上，充分展现了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的特点，革命党那帮人玩这个是玩不过老袁的。
山西的阎锡山也开始展现他首鼠两端的个性，一方面慑于袁世凯的威力，流露出投降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根据谋士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如果袁世凯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这种话，说了还不如不说，让老袁非常恼火。你一个小巴辣子还大言不惭跟我大谈条件，你以为你是谁。。。南北议和后，阎锡山由归绥南返，行至忻州，就收到袁世凯的命令，令他不许继续前进，也就是明确表示不承认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这下子阎锡山开始慌了，袁世凯他根本惹不起啊，不仅手握北洋军，而且还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阎锡山赶紧向袁世凯表示诚意：我全力支持您接任大总统，并在北京上任，国都最好改成北京。。。袁世凯一看，这位还挺知趣的，再加上出于离间同盟会员的目的，他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锡山开始了他统治山西的40年。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 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锡山遂于民国二年（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袁世凯于民国三年（1914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锡山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注：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组建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国民党，由宋教仁担任理事长，代理孙中山主持党务。在1913年2月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的议员席位占多数，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将由宋教仁出任中华民国内阁总理。
这对于袁世凯来说威胁很大，因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国民党正在全力推进内阁制，实际上也就是要架空总统。袁世凯是个人精，自然是心知肚明。
然后宋教仁就遇刺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与黄兴、廖仲恺等国民党要员抵达上海北站，准备前往北京组建内阁。在站台候车时，宋教仁遭遇枪击，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离世。
宋教仁的死对于新组建的国民党来说，可谓损失惨重，一时间党内群龙无首，全力推进的内阁制和组建内阁之事也只能不了了之。袁世凯因此大权在握，开始着手巩固自己的江山一统。袁世凯当时最大的障碍还是国民党，虽然支持国民党的力量有所消退，但他们手中还掌握着江西、安徽、广东等南方数省的军政大权。这股力量不消灭的话，江山一统根本无法实现。
于是袁世凯借善后为名，以关税、盐税为担保抵押，从英，德，法，日，俄五国贷款2500万英镑。这些钱全数投入了军备建设以及对南方的作战准备。一切就绪之后，袁世凯开始调兵南下，于1913年7月派北洋第六师进驻江西。并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罢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等人的职务，这几位都是国民党中的中坚力量，是南方各省的实际掌权者。
宋教仁遇刺之后一周，3月26日孙中山就从日本赶回了上海，国民党高层在上海召开了三次军事会议，孙中山极力主张武装讨伐袁世凯。但是当时国民党高层有相当不少并不支持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应该先进行”法律倒袁”，也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和袁世凯斗争。这种想法不能说不对，对于国家，制度，稳定等是伤害最小的一种做法，只是他们高估了袁世凯的底线，法律对于袁来说大概就是一张废纸。
国民党开会吵来吵去，直到7月份袁世凯开始调兵南下了，才算是帮助国民党做出了决定。李烈钧受孙中山的命令返回江西起兵抗袁，史称“二次革命”，打出了“武力倒袁”的旗帜，并宣布江西独立，之后江苏、湖南、四川等南方各省也陆续响应。
北洋军兵精粮足，有备而来，而国民党是仓促应战，并且各省各自行事，没能形成合力，湖南、四川宣布独立时，江西和江苏的讨袁军已经宣告战败。因此这一仗的结局没啥悬念，国民党主导的“二次革命”很快就遭遇完全失败，之前掌握的军事力量损失殆尽，对南方七省的控制权也全部丧失，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
另外有一点不得不提，当时全国民众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二次革命”中选择站在袁世凯一方。
这种反常的情况，完全是国民党自己一手造成的。在宋教仁遇刺之后，全国一片哗然，全国的民众和舆论基本都是同情国民党的，也大都怀疑袁世凯的北洋系是幕后的黑手。这也难怪大家会这么想，毕竟袁世凯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受益者。
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是上海的租界巡捕，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他们不敢怠慢，加班加点彻查，最终于3月23日发布了调查进展：枪手武士英在青帮头子应夔丞的指使下执行了刺杀宋教仁的行动，另外发现应夔丞和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有所联系。但是尚没有发现赵洪二人指使应夔丞的证据，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袁世凯事先知情或参与此事。
社会各界对于这个调查过程和进度是认可的，普遍认为是公正的，对于结果也是基本认同的。既然赵洪有嫌疑，那就应该继续调查下去。偏偏国民党中的激进派不依不饶，非要继续之前的激烈论调，大造舆论，说什么‘调查不公，包庇幕后黑手’，还说‘幕后黑手是谁，地球人都知道’这样的话。。。
这就让全国民众感到不满，认为国民党一方罔顾事实，在蓄意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此前一直是中间派立场的《大公报》，也发文指责国民党“以莫须有三个字，故入人罪，非但挑起两方罪恶，更是破坏民国前途”。
国民党激进派惹怒了全国民众和众多企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中间势力，社会舆论开始转向同情袁世凯，国民党的社会声誉大幅下滑，这就直接导致了袁世凯后来解散国民党的行动。
1913年10月6日，经袁世凯的要求，在经过事先精心安排之后，在众议院举行了中华民国首次总统大选，之所以说是首次，是因为之前的两次都是临时性的，选出来的也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大权在握，心心念的就是把这个临时两字给去掉，成为第一任正式的大总统。
国会投票过程很不顺利，前两次投票袁世凯并未获得法定票数，只能进行第三轮投票，才勉强达标。而副总统的选举则异常顺利，黎元洪一次过关，以高票当选。这就让袁世凯异常恼火，认为是国会中的国民党在故意捣乱，给他找难看。遂决心解决国民党。
袁世凯先是通电全国各省军政长官，称国民党捣乱选举及《宪法》草案不适合国情，限各省在五天内呈复意见。这些官员多数是袁世凯任命的亲信手下，对于袁的意图自然是心知肚明，在回电中纷纷痛骂国民党，并要求解散之。此后袁世凯又以查获李烈钧与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数十封往来密电为由，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在得到内阁总理熊希龄以及其他内阁成员的签字后，袁世凯于11月4日公开发表了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命令：以叛乱的罪名勒令国民党就地解散，所有国民党籍议员及其家属立即离境。
国民党遭遇当头一棒，一时间四分五裂，幸好对于那些老同盟会员来说，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国民党中的中坚力量，受孙中山的召集，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于1919年10月10日重新改组为新的中国国民党。
阎锡山在山西就是根据袁世凯民国元年11月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任由袁世凯派到山西担任山西巡按使兼民政长的亲信金永肆意打击和迫害同盟会会员。从这一点上来说，阎锡山已经背叛了国民党，完全投靠了袁世凯。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积极劝进。袁世凯大喜，登基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注：袁世凯好好的大总统不做，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一事，是民国时期的一桩怪事。按说袁世凯那是多精明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跳到这个大坑里呢？事出蹊跷，必有缘由。还得从源头说起。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漫长的过程。
简单来说，促使袁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民众的看法，二是当时政体的问题突出，三是袁自己始终是君主立宪派的思想。
辛亥革命刚成功，满清皇帝退位，全国民众还是兴奋了好一阵。不过兴奋过后，他们发现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没有变得更好，反而还不如晚清那几年。庚子年之后，慈禧也不得不同意变法，从那时起到辛亥革命的七八年里，确实发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满清权贵也开始让渡一些权力给地方实权派，各地有了一些自主权之后，也有动机好好发展当地民生，底层百姓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现在革命成功了，反而这些改善不再继续，那为什么要革命呢？留着皇帝不是更好么？很多民众都开始有这样的困惑。
实际上不单单是民众，包括政府高官，甚至革命党的高层，也有一些开始怀疑，这个共和政体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困惑主要是因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并没能给大家带来预期的惊喜，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失望。高层争论不休，决策缓慢，执行层无所适从，只能观望，导致发展停滞，民生困顿，怨声四起。
究其原因，中国人的认知中，还是更习惯有一位足够权威的领袖，这是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心理习惯，谈不上对错。本来孙中山也好，后来的袁世凯也好，民众都是把他们当作那个领袖的，真心诚意地拥护他们，也愿意听从他们的指挥。可是民国的制度设计偏偏始终在努力削弱这种权威，当然这里面还夹杂着国民党要削弱袁派势力的因素，几个版本的约法都是夹带着各种私货。
权威没有，就无法做到如臂使指，下面就无法好好做事，大总统自己也非常不爽。作为袁世凯来说，这样的大总统和他的期望相去甚远，不但没法和满清的皇帝相比，就是和那些共和国家的总统比起来，也是相差很远。
细究袁世凯自己的思想，就会发现他始终是君主立宪的支持者。做满清臣子的时候，他这样想很正常，现在当了大总统，他依然是觉得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倒不是自己非要做这个皇帝，他宁愿溥仪继续存在，他做一个实权的首相，类似于伊藤博文那样的。现在皇帝没了，再扶一个，并不是没有讨论，还曾经有人提出来找个明皇室后代，或者去曲阜找个孔家的嫡系子弟。。。这些都只能说说而已，有人信服，更多的人不会信服。如果无法达成大多数的共识，这个皇帝是搞不成的。。。那怎么办呢？袁世凯想来想去，再加上多个势力的怂恿，最后终于决定自己出马，去当这个皇帝，问题是他当皇帝，就不是君主立宪了，变成实权君主了。
所以你看，民国的制度制定，从来都没有啥深谋远虑，谋定而后动，都是因人而异，为了某人的某个目的改变制度，想一出是一出。
实话实说，如果孙中山当大总统，坐稳之后，大概率也会改革政体，至于怎么改不知道，总之目标也是提高总统的权威。
刚才说到有几股势力在暗中推动，一个就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这小子打得是自己做太子的主意，老爹挂了以后，不就是自己继位么。。。西方列强，尤其是日本，也在怂恿袁世凯称帝，甚至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势力就是袁世凯的部分手下，如杨度之流，组织了筹安会，摇旗呐喊，从理论层面阐述袁称帝的好处。。。还有不少实权派，也在纷纷劝进，也包括阎锡山。
阎锡山向筹安会捐赠了二万银元，还连续给袁世凯发电报劝进，“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世凯被搔到痒处，自然是喜不自胜，回电阎锡山“颇有见地”。称帝后，加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对于袁世凯影响很大，杨度和袁克定这些文官，在袁世凯心中的分量不那么重，他真正衡量的是北洋军中的将领，地方实权派和西方列强。现在他认为列强和地方实权派都是支持他的，虽然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北洋军高级将领不支持，但是他们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也不至于强烈反对。
基于这种判断，他才做出了称帝的决定。没想到这个判断完全是个误判，地方实权派后来纷纷反水，成为帝制失败的导火索。。。证明当初他们的劝进并不是真实想法，完全是在敷衍讨好他。
民国四年年（1915年），袁世凯悍然登上帝位，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民国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
注：经过一番勾兑，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色尚赤，国旗于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
当日，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讲：“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这话说的，颇有点‘为了救国救民，我豁出去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意思。。。
然后就是大封百官，首先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绝了这个亲王头衔。
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六个人被封为等为一等公，这是袁世凯在北洋系中的最得力的几个助手，奇怪的是北洋三杰中的段祺瑞和王士珍都没有被封。。。
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被封为一等侯，这些都属于是袁世凯比较信任的地方实力派。。。
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被封为一等伯；
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被封为一等子；
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被封为一等男；
袁世凯还特别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
另外还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其实这里面有不少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有些态度比较直接，比如段祺瑞，有些则比较含蓄，比如徐世昌，冯国璋等。等到全国反袁声浪大起之后，他们也开始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最先竖起反袁大旗的是蔡锷和唐继尧，唐继尧还是被袁世凯封为一等公的，结果人家根本不稀罕。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成立了护国军，发表了《讨袁檄文》，打响了全国反袁的第一枪。1916年元旦，云南军政府成立，唐继尧为都督，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路进军四川、广西和贵州。
很快孙中山也向全国发表了《讨袁檄文》，痛斥袁“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表示要“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之后孙中山积极策动了广东、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和东北等地的反袁武装起义。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迅速掀起了反袁斗争高潮，贵州、 广西等省也先后宣布了独立。
3月19日，冯国璋联络长江巡阅使张勋、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发出了致各省将军的密电，征求各省对撤销帝制的意见，史称「五将军密电」。这封来自亲信部下的密电成为了压垮袁世凯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世凯看到事不可为，终于明白帝制是不可能实现了，于是在3月22日宣布取消存在了83天的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恢复共和国体。
阎锡山在此期间，没有太看清形势，还是选择站在袁世凯一边。在蔡锷等起兵反袁之后，他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并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
在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后，阎锡山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阎锡山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大概到此时还对袁世凯心存敬畏，毕竟虽然不做皇帝了，权力仍然在袁的手中。
阎锡山在拥戴袁世凯称帝一事上，可谓鞍前马后，不遗余力。后来阎锡山为了掩饰这段时期的表演，称他的所有行为都是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6月6日，袁世凯病死，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又积极投靠依附于段。民国五年（1916年）7月，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 民国六年（1917年）9月又兼任省长。山西的军政大权从此集于阎锡山之一身
注：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但是仍然希望能回到之前的状态，由他继续担任大总统。怎奈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就很难挽回。即使是他最密切的亲信们，如徐世昌，冯国璋等，也纷纷表示不支持他继任总统，建议他下野出国考察。
袁世凯并没有因此被磨灭斗志，还在继续努力，因为他坚信他仍然有一批坚定支持他的基本盘，靠着这些铁杆支持者，他还是有机会翻身的。在袁世凯眼里阎锡山大概算不上是铁杆支持者，只是一个左右摇摆的骑墙派。
直到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的汤芗铭这几个袁世凯原本的希望，也陆续发来反对袁继任大总统的通电，袁世凯才哀叹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总统做不成，身体也垮了，没多久就一命呜呼。
因此，当时有人就写了一副对联嘲讽此事：病起六君子，命送二陈汤。“六君子”、“二陈汤”都是中药方剂，六君子暗指杨度等“洪宪六君子”，袁世凯贸然称帝就是受到筹安会六君子的怂恿；二陈汤则是指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他们是压死袁世凯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世凯死后，本来是应该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可是北洋系中的实力派段祺瑞利用府院之争，联合张勋把黎元洪赶走，自己做了实际的掌权者。赶走黎元洪后，选举了冯国璋代行大总统，但是实际权力是掌握在总理段祺瑞手里。
也是从这时起，就拉开了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其源头就是北洋系衍生出来的直系，奉系，皖系之间的争端。在冯国璋之后，由皖系出身的徐世昌担任大总统，又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给赶走。
阎锡山虽然不在京城，但对于局势看得比较清楚，他明白段祺瑞才是真正的大佬，于是全身心投靠上去，在各种事情上都是惟段祺瑞马首是瞻，甚至拜了段祺瑞为师。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包括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时，阎锡山都站在了段祺瑞一边。甚至派了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湖南参加和护法军的作战。
顶层关系搞定了，阎锡山就开始在山西大展拳脚，排挤打击异己，把两任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相继挤兑离职。阎锡山遂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兼任省长。 从此，将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