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七年（1918年）起，阎锡山基本不管外面的事，专心在山西埋头发展，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把山西发展得很不错。到1924年时，山西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模范省，在北方地区更加是鹤立鸡群。

注：在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多次翻烙饼之后，阎锡山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轻易站队，而是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壮大自身的力量。

他开始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核心目标就是保境安民。

关于保境，阎锡山的态度是：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安民的话，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民国六年（1917年）10月发表了“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民国七年（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又积极推行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这也算是一种民众参与的民主政治的尝试。

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有效的统治必须把管辖权延伸到村里，因此他又开始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了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另外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从思想层面进行宣传，主要是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伦理道德。关于基层治理，阎锡山整理村政，颁布了《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确保他对山西每个角落的有效统治。

山西因此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社会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山西也因此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周边省份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民众因受到自然灾害或者战乱的影响，大量涌入山西，把山西当作乱世中的桃花源。

这个模范省真不是吹牛的，在多个层面山西的指标都遥遥领先。

除了上面提到的合理有效的基层架构，以及民众参政，都部分保证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另外在经济建设方面，阎锡山也是不遗余力埋头发展，兴修公路、铁路，建立工厂，发展教育。。。想方设法给山西带来稳定和繁荣。

就以铁路，教育以及工业为例来具体看看吧。

按照1919年6月编写完成的建设中国的《实业计划》，其中提出三十年建设十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的宏伟规划，计划在全国修建七大系统铁路，其中涉及山西的有四条。

但计划虽然很宏伟，但是执行情况很不乐观。到新中国建立，近四十年间，全国只修了几千公里铁路，山西完全靠自身的力量，基本修通了同蒲铁路，干支线共长约1000公里。相比全国其他省份，成绩相当不错。

关于山西的铁路没有选标准轨，而是选择了窄轨，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是阎锡山太抠门，还有说法说他故意修成窄轨，让外人吞并山西变得更困难。。。

这两种说法不能说完全错误，多少有些这样的原因，山西完全靠一个省的力量，中央政府一分钱的拨款也没有，修这样一条铁路，自然得精打细算，能省的都要省下来。其实窄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西的第一条铁路石太路就是窄轨的，这条路当然不是阎锡山的决定，满清没垮台前就修了。既然已经选择了窄轨，从省内统一的角度来说，同蒲路也选择窄轨也是很合理的选择。

关于教育，阎锡山很早就在山西全省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当时山西的教育也在全国领先。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的小学生数量已达290名，居当时全国各省之首。1924年起，山西每年的适龄儿童入学率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省已拥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学校，6所大学。按照教育家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的评价，民国初年山西省的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关于实业，阎锡山在山西创建了包括采矿、采煤、炼焦、电力、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皮革、毛纺、火柴、印刷、造纸、面粉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还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成立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自己发行钞票。此外阎锡山还发展了各类“人民公营事业”实体，即钱庄、银行、五金行、粮店、汽车公司等等。

抗战爆发前，山西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阎锡山在山西所构建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已经达到2亿银元，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1924年起，阎锡山自觉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因此开始积极介入到外界的纷争之中。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锡山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阎锡山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注：之前的几年中，阎锡山表面上看起来是韬光养晦，埋头发展，实际上始终没有放松加强军备，除了将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之外。还成立了“保卫团”组织对省内的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培养了大批的后备兵员。此外阎锡山还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

说到兵工厂，这也是阎锡山后来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

阎锡山的兵工厂的前身，是在清光绪二十四年创办的山西机器局，阎锡山就任山西督军后，即开始扩建山西机器局。1914年将山西机器局改名为山西陆军修械所，1920年又改名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7年再改为太原兵工厂，同时分出一部分人员设备，成立了山西火药厂。当时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拥有设备3800余部，职工达15000余人。与当时的沈阳、汉阳兵工厂并称全国三大兵工厂。

太原兵工厂在扩建后，月产炮弹15000发，超过了陆军部所有兵工厂的总和；年产17式75毫米山炮高达40门，月产晋12式山炮可以达到30门。阎锡山的晋绥军的炮兵力量在当时仅次于张学良的东北军。

太原兵工厂的能力相当可以，仿制了大量的轻重武器，性能非常不错，在国内军械市场上口碑很好。当年太原兵工厂的自产武器有：

一、晋造六五式步枪，这是以日军三八式步枪为原型仿制的，发射药也沿用了6.5毫米口径弹药。晋造六五式步枪从1924到1930年，一共生产了20多万支。

二、晋造一七式冲锋枪，这是以美制汤姆逊M1921冲锋枪为原型仿制的，发射药也是仿美制的11.43x23毫米手枪弹。这个口径的子弹全国只有太原兵工厂能够生产。这款枪火力猛，射速快，深受作战部队的认可。阎锡山经常把这款枪作为礼物，赠送给其他军阀，非常受欢迎。

三、晋造一七式手枪，这是以德国毛瑟C96手枪为原型仿制的，但这种仿制的晋造一七式手枪，并不是完全复刻毛瑟C96，而是在设计上做了一些改进，除了改为发射仿美式的11.43x23毫米弹药，还将枪管加粗，采用固定弹仓。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够发射45口径子弹的毛瑟手枪，性能一点都不差，甚至威力更强。

四、晋造六五式轻机枪，这是以捷克的ZB26型轻机枪为原型仿制的，口径被改为了6.5毫米，以便和制式步枪统一弹药规格，因此被命名为晋造六五式轻机枪。由于子弹口径小，射速相比原版ZB26偏快一些。晋军每个步兵班都会装备一挺晋造六五式轻机枪。

五、晋造三八式重机枪，这是以日本的明治三十八年式重机枪为原型仿制的，不管是阎锡山的晋造三八式，还是日本的明治三八式，两者的原型，都是来自法国一战时期的哈奇凯斯重机枪。晋造三八式重机枪同意复用发射6.5x50毫米弹药。

六、晋造1935年式150毫米榴弹炮，这是以德国克虏伯系列火炮为原型仿制的，钢材需进口，炮管长度2530毫米，炮管口径为17倍，炮身全重2.68吨，最大射程11公里。该炮并未大量生产并装备部队。

七、晋造16式105毫米山炮，这是以瑞士苏罗通105毫米山炮为原型仿制的，1927年定型，炮管长度980毫米、全炮重873公斤，最大射程5.9公里，该炮共生产了16门。

八、晋造18式88毫米野战炮，这是以瑞士的苏罗通88毫米野炮为原型仿制的，炮管全长2750毫米，全炮重量2.3吨，最大射程10公里。

九、晋造12式75毫米山炮，这是以日本41式山炮为原型仿制的，为方便行军，这个型号没有安装炮盾，由于该炮的炮管寿命较短，可靠性也不高，一共只生产了300多门。

十、晋造13式75毫米山炮，这是晋造12式75毫米山炮的改进版，这个型号相比之前无论是射程、可靠性，还是寿命，都有了很大提升，并在前端增加了炮盾，炮管全长1350毫米，战斗全重540公斤，火炮最大射程6公里，这款火炮大约生产了700~800门，是晋军的主要火炮装备。

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再次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也在太原成立。阎锡山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并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

注：1916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间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连年混战，民不聊生；

1924年，孙中山认定依靠两广和西南旧军阀完成革命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因而转向寻求苏俄的帮助，国民党的政策也调整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苏联派出大量顾问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还帮助建立了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去世，但之前议定的北伐计划仍按计划推进。

1926年国民党发动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10万余人。蒋介石任总司令，何应钦为第1军军长，第1军以黄埔学生为主，是蒋介石的嫡系；谭延闿为第2军军长；朱培德为第3军军长；李济深为第4军军长；李福林为第5军军长；程潜为第6军军长；李宗仁为第7军军长；唐生智为第8军军长。第2军，第6军，第8军算是湘军为主，第4军是粤军，第7军是桂军，第3军是滇军。第5军成分复杂，大部留守，并未参加北伐。

北伐军的目标是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旧军阀，统一全国，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军队约20万人，控制了湘、鄂、豫等省和陕、冀部分地区；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军队约20万人，占据赣、闽、浙、皖、苏华东五省；奉系张作霖军队约35万人，占据东北各省和京、津等地。北伐军以7万对70万，勇气相当可嘉。实际上阎锡山和冯玉祥等有实力的中间派，因为对于北伐军能否胜利充满疑虑，因此此时仍然是骑墙状态，不肯表态。

北伐军分为三路，第一路是第4、第7和第8军，进攻两湖地区，以消灭吴佩孚为目标；第二路是第2、第3和第6军，进攻两江地区，以消灭孙传芳为目标；第三路为第1军，通过福建进军浙江，和第二路共同夹击孙传芳部。

北伐军从1926年7月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从珠江流域一路打到了长江流域，先后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北伐军也由10万人增加到25万人。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让全国民众和一众军阀大跌眼镜，阎锡山和冯玉祥等纷纷表态，站队北伐军，共同革命。阎锡山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承认了这个任命，并于6月29日推举阎锡山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锡山为委员。7月15日，阎锡山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因为国民革命军未能及时北上，晋军傅作义部被张学良围困涿州，雁北地区也被奉军占领。不过由于晋绥军牵制了奉军主力，对北伐全局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26年11月，北伐军控制两湖地区后，国民党将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用暴力手段进行“清党”；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互相宣布对方为非法政府；

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开始向南京反攻，西线奉军精锐也由张学良率领，准备南下进攻武汉。为此，桂系的李宗仁站出来积极调解宁汉纷争，宁汉双方遂决定暂时放下争端，分头北伐。

冯玉祥最初是投靠的武汉方面，在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下反水，在拿到每月200万元的酬劳后倒向了南京一方。

蒋介石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复出后，对阎锡山大加笼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山西省主席。

注：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清党，同时决定东征讨蒋。由于国民党内的多股实力派如汪精卫，桂系，元老派对于蒋介石不满，再加上徐州战事失利等因素，蒋介石于8月被迫宣布下野，下野后也没闲着，跑去上海日本兜了一圈，还娶了宋美龄。

在冯玉祥的调解下，武汉政府决定迁都南京，实现了“宁汉合流”。汪精卫本来以为终于轮到自己做领袖了，没想到遭到不少派系的抵制，汪不是一个个性坚定的人，遂于9月声明引退。退就退吧，还暗戳戳鼓动湘军唐生智：所有这些都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这几个小子搞的鬼。。。于是又爆发了宁汉战争，以新桂系的全面胜利告终，唐生智黯然下野，流亡日本。新桂系势力大涨，从广西一地扩充到了两湖地区，兵力也增长到了20万。

新桂系的势力急速膨胀，引起了各方的忌惮，蒋介石也因此得以复出，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年4月，国民党发动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张作霖部。北伐军共有40多个军，近70万人，编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雄踞山西，在北方举足轻重，蒋介石对他是竭力拉拢。先是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然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任命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政府主席。进一步夯实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基础。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与北伐军的战事失利，在回东北的火车上被日本人炸死。不久之后北伐军占领了北京和天津等地，北伐宣告完成。

1928年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让其带领的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进入北京和天津。至此，阎锡山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个特别市的军政大权，其个人权力达到了一个高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有着自己的小九九，当时第二集团军的冯玉祥部人多势众，并且冯一向善变难驯，令蒋介石颇为忌惮，蒋就通过这样的安排故意拉阎抑冯。

1928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锡山为内政部长。

阎锡山本来和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相比，实力略有差距，经此一役，已经可以并驾齐驱，成为名副其实的雄踞华北的巨鳄。

1928年底，张学良发表通电，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击败了所有旧军阀，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在未出席的情况下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民国十八年（1929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锡山暗中首肯。

注：北伐胜利之后，蒋介石的最紧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削藩。国民革命军成分复杂，除了嫡系黄埔军队外，还有桂系、西北军、晋军，再加上新入伙的东北军和四川的军阀，这些军队虽说都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名头，但也仅此而已，蒋介石是指挥不动他们的。

不但这些军队指挥不动，连行政权也很难延伸到这些军阀所占领的地盘中，这些军阀有军队做保障，牢牢把控着地方的行政和财政权力，中央政府根本就无从插手，所谓的全国统一，不过只是形式上而已。

老蒋当时意气风发，信心爆棚，对于真正统一中国，不但有极强的意愿，也有足够的自信。具体怎么做呢？毕竟都是一起北伐的弟兄，撕破了脸到底是不好看。。。

于是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效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老蒋一听这主意好，就这么办，以部队编遣为由削掉他们的兵权。。。可是他忘了他不是赵匡胤，也没有赵匡胤那么大方，下面这帮军阀也不是他的部下，跟他也没有什么战友情谊。。。

大家都过得去时，尊称你老蒋一声总司令，你现在要刨了大家的根本，那谁还给你面子。

蒋介石拿到台面上的理由非常大义凛然：现在仗打完了，就没必要保留那么多军队了，哥几个还是集中精力去搞建设吧，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需要把军队的规模大幅度缩减，尤其是第2、3、4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不能超过11个师。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一听，我去，这是一下子要砍掉一大半还多啊，直接脚踝斩了。话说老蒋这人格局不咋地，既然要裁，就一视同仁吧，你的第1集团军也按同样比例裁，大家也没啥可说的。现在你这么搞，真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可蒋介石大义在手，代表中央下达命令，他们也不好公开违背，只能是变着法子阳奉阴违。一面宣布服从中央命令，执行裁军，但是具体怎么做就是各有各的招，比如冯玉祥就把裁撤下来的部队换了一个名字叫警察部队，名义上是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其实啥也没变，只是变了个名字。

一看此计不成，那个谋士再献一计：这几个老六情况不同，要用不同的办法来对付，具体来说就是：用军事解决李宗仁，用经济解决冯玉祥，用政治解决阎锡山。

这位谋士叫杨永泰，绰号是毒诸葛，一贯爱出绝户计。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时的驱虎吞狼，都是他的手笔。。。

用经济手段对付冯玉祥，这个之前已经验证过是个有效的方法，西北军太穷了，冯玉祥对手下也非常严苛加抠门，稍微花点成本就能把冯玉祥的墙角给挖穿了。。。

这办法简单，老蒋有的是钱。马上约冯玉祥私聊，连续发大额红包，还给封官许愿，只要冯玉祥参与讨伐桂系，就不再坚持整编西北军，还让冯玉祥担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怕冯玉祥不上钩，老蒋还画了一个更大的饼：打完这仗，就把桂系控制的湖北湖南划给冯玉祥。。。

诱惑太大，冯玉祥又不是啥贞洁烈女，自然是一口答应。不过他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知道老蒋后面还是要算计他，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好处先拿到手再说，出兵时继续阳奉阴违，让老蒋和桂系去打个你死我活，然后他自己再出来捡便宜。

没想到老蒋动作快得很，没等冯玉祥反应过来，就把他下面的亲信将领韩复榘和石友三给策反了，还是用老办法，大把撒币，加上封官许愿，让韩复榘做河南省主席，石友三做安徽省主席。两人立刻反水，调转枪口开始对付老领导冯玉祥。。。

用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因为阎老西不缺钱，对部下也没那么苛刻，用钱的话很难搞定晋系的将领，但是用高官厚禄的话，效果就会好很多。于是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后来又委任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手下的干将傅作义和商震等也都是委以重任。阎锡山一度以为蒋对自己高看一眼，晋系会被区别对待，还曾表态支持老蒋的方案，并且还提出更有利于蒋介石的改进版。。。

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主要是因为李白这俩货不好搞，油盐不进，两人明显就是素有大志，桂系的战斗力也非常强悍。最好的办法就是趁桂系现在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下，一举将其拿下，以绝后患。

蒋介石鼓动湖南军阀何健，跑到湖北桂系的三个军长面前造谣，说得到消息，蒋军正从江西运送大批军火来湖南，准备收拾你们三位老兄。。。，这三位一听大惊失色，于是先下手为强，进攻湖南，把湖南省主席给赶到江西去了，并且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这个省主席不合格，因此罢免之。。。这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湘案”。

湖南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三个桂系的军头出动军队说罢免就罢免，这性质要上纲上线的话可是相当恶劣，简直就是造反行为。蒋介石放出风去，要严惩桂系这种无法无天的罪行，三个军长要枪毙，作为桂系老大的李宗仁也要追责。李宗仁当时就在南京，见势不妙，赶紧跑路，跑到上海躲了起来。

桂系的白崇禧，当时带着部队在天津，蒋介石一边派人去收买他的部下，一边计划派特务去干掉白，被白预先得到消息，赶紧搭了条船跑到香港。

两广军阀中还有一位头领李济深，被蒋介石用人格担保，诱骗到南京开会，然后就被软禁在小汤山，事实证明，蒋介石的人格不值多少钱。

于是，蒋桂战争还没开打，桂系已经被基本解决，李宗仁跑到上海，李济深被软禁在南京，白崇禧躲在香港。。。几个月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这对难兄难弟才在香港重逢，两人面面相觑，对老蒋的手段不由得表示叹服。。。

杨永泰的毒计奏效，兵不血刃干掉了桂系，麻痹了晋系，还离间了冯玉祥。尤其是冯玉祥，当他得知最信任的韩复榘和石友三背叛他后，简直不敢相信，差点得了精神病。万念俱灰之下，冯玉祥通电下野，表示自己不干了。

正当冯玉祥万念俱灰之际，老兄弟阎锡山伸出了援手，邀请冯玉祥来太原，共商讨蒋大计。

冯玉祥倒是没多想，反正当时也没啥办法，去太原试一试说不定还有机会。

谁也没想到的是，等冯玉祥到了太原，阎锡山居然把他给软禁起来了。这脑回路果然清奇，原来阎锡山有他自己的担心，他是前怕狼，后怕虎，桂系不行了，他既怕老蒋下一个收拾他，又担心冯玉祥被老蒋收买，在背后给他一下子。。。

所以阎锡山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养虎自重“，把冯玉祥软禁在山西，这样西北军就不敢动他，如果蒋介石要动他，他就联合西北军反蒋。。。

结果冯玉祥和老蒋都是猴精，冯玉祥指示西北军不挑头，但要明确表明拥护中央，这样就可以逼得阎锡山无路可退，只能起来反蒋。

西北军将领本来就对阎锡山非常气愤，于是赶紧和蒋介石联系，表示全力拥护中央，还忍不住加了一句台词：愿意为大军前驱，去讨伐阎锡山。。。蒋介石大喜过望，这下西北军和晋军掐起来了，那是最好不过了。。。

于是给西北军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和粮草，这下子阎锡山傻眼了，本来想骑墙观望一下，现在被逼到墙角了，无路可退，只能起来反蒋。要反蒋还必须得拉上冯玉祥，于是只能低三下四向冯玉祥道歉，马上释放，希望能联合西北军共同倒蒋。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由此展开。

注：蒋阎关系恶化后，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锡山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

阎锡山与冯玉祥达成谅解，并赠予大额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西北军共同行动；

1930年3月14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共同发表通电，宣布起兵反蒋，并推举阎锡山为总司令。

1930年4月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锡山在就职通电中，痛斥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

1930年4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

双方剑拔弩张，彻底撕破脸，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阎、冯毕竟人多势众，占有一定优势，晋军攻占了济南，蒋介石在柳河车站险被冯玉祥部俘虏。但是反蒋军未能抓住战机，一鼓作气奠定胜局，反而因为各怀心思，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发动全面反攻，战局遂急转直下。

1930年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史称“北方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并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锡山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1930年9月18日，本来态度就不太明确的张学良通电拥蒋，并派兵入关，让反蒋派大惊失色。不得不说张学良真会挑日子，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整整一年后他就会遇到人生最大的挫败。。。

至于说为啥原本是反蒋联盟一员的张学良突然转向，这个还是和老蒋出色的银弹攻势有关。

为了拉拢张学良，双方，应该说多方都派去了游说代表，可是呢，这些代表的风格差异太大，按照当事人非常形象的形容，说蒋的代表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钱，阎锡山的代表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秤杆，冯玉祥代表则是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窝头。

蒋介石的代表光活动经费就带了200万法币，而阎锡山的代表只带了1000元法币，冯玉祥的代表更惨，只有区区500元的活动经费。

没办法，差距太大，由不得张学良不动心。蒋介石又趁热打铁，许诺给张学良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位置，还立马拨付了500万元的军费，还有1000万元的救灾款。

看到张学良还没松口，老蒋更是下了血本，承诺只要张学良出兵，以后蒋张两人平起平坐，蒋介石负责南边，张学良负责北边。

这下张学良还有啥犹豫的，立马挥军入关。。。

阎、冯等反蒋军遭遇南北夹击，导致全线崩溃，蒋介石一方遂取得了中原大战的全面胜利。

1930年10月15日，阎锡山宣布下野，12月跑路躲到大连，黄粱美梦终告破灭。。。

中原大战，双方军民死伤近30万人，导致豫鲁两省赤地千里，大量饥民逃亡，国力损耗巨大，国家元气大伤。

阎锡山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蛰居期间，总结经验，图谋再起。

注：1930年，蒋阎冯中原混战，张学良进关，阎冯在陇海、津浦两线失败。冯玉祥主力西撤入陕。阎锡山所部逐渐撤回山西。

阎锡山从石家庄前线回到太原，以父亲有病，需要服侍“亲疾”为由，通电下野。但是蒋介石不认可，指使阎锡山的老朋友何应钦、孔祥熙等联电阎锡山说：百公不出洋，无以谈善后。也就是说你阎锡山不离开山西，这事就不算结束，你最好是出国去。。。为进一步表明态度，蒋介石还继续派飞机轰炸太原。

阎锡山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把头号亲信徐永昌找来，商量对策。阎锡山自认非走不可了，要求徐永昌掌握好山西，最好是往蒋介石和张学良处都派一个代表，张学良全权负责北方，对于山西应该是政治解决，不会用兵，因此只要应对得当，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出发前，阎锡山从山西省政府取了1200万元，600万元分给了自己的一帮老部下，按官职大小等级每人赠送了3000元至3万元不等，以安其心。阎锡山始终秉承’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处事原则，这种原则贯穿他整个人生。

剩下的600万元，阎锡山带去大连，作为流亡期间的经费。因为在大连期间，所有开销都由他的老部下原天津市长崔廷献承担，所以这600万元阎锡山全部用于外汇投资，专门炒作日币，在10个月里给他赚了一倍还要多。可见阎锡山的投资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

安排好这些，阎锡山就放出风去，说自己计划去苏联，还装模做样派出太原航空学校校长仲跻翰，前去绥远五原察看去苏联的道路。实际上阎锡山这是障眼法，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大连。按照计划，他们一行人从五台县经大同搭安排好的货运火车到天津，入住日租界，然后再搭乘日本的轮船前往大连。之所以这么小心翼翼，是因为阎锡山对于他那位结义兄弟的狠辣心知肚明，实际上蒋介石确实要求戴笠安排了刺杀的计划，只不过因为阎锡山非常谨慎，计划没能实施。

阎锡山去大连，轻车简从，只带了三四个最信得过的老部下。阎锡山化装成商号掌柜，穿青布长袍加黑缎子马褂，老头棉鞋，戴上毛线风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另外在出发前还特地叫厨师准备了一小口袋的烧饼，作为路粮，这一点倒是非常符合阎老西的人设。

几经辗转到达大连后，阎锡山即住到预先安排好的原张宗昌的公馆中。深居简出，蛰伏了差不多10个月。蛰居期间，阎锡山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

在大连期间，他对和他一起流亡包括后来陆续投奔来的一众下属非常大方，除了包吃包住，还每月发给150元的生活费，这份待遇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丰厚了。

阎锡山流亡期间，每天的生活都差不多，上下午各开一次会，全员都得参加。上午一般由赵戴文讲四书，下午则是由阎锡山讲他的物劳主张。阎锡山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本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等”。

阎锡山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琢磨的人，现在有时间了，他就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整理了一下，称之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

这套中的哲学，阎锡山后来不断发展补充，他视之甚重，认为是自己思想的高度总结。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局势发生改变，蒋介石和阎锡山取得和解，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注：阎锡山远遁大连，晋军人心惶惶，蒋介石趁机分化利诱，企图瓦解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第32军军长商震，首先带着所属的两个师，经石家庄转道河南，脱离了晋军的指挥系统。

商震率部到河南后，又利用蒋介石的名义，拉拢自己的旧部，66师周思诚旅和独二旅周原健部也脱离晋军。

军阀的命根子有两个，地盘和军队。商震这么一搞，如果不加以制止，多年空心经营建起来的晋军就要分崩离析了。所以阎锡山也顾不得什么风险了，花重金雇了一架日本的小飞机，从大连飞回了大同。

要说阎锡山在晋军中的威望那可不是盖的，他一回来，本来已经准备开拔的两个旅都不走了，这让蒋介石和商震都傻了眼。

知道阎锡山跑回山西，老蒋和张学良非常恼火，勒令他立马离开，否则就要对他不利。阎锡山只能继续使用老办法，往两边都派出代表去游说。这次运气不错，正赶上918事变的前夕，张学良焦头烂额，老窝都忙不过来呢，根本顾不上管山西的事。一通勾兑之后，这事就算是不了了之。

蒋介石那头，阎锡山提出要取消对自己的通缉令，一开始南京方面是普遍反对的。认为阎锡山去大连也好，回山西也罢，后面都有日本人的影子。现在中日关系这么差，阎锡山必须把他和日本人的关系说清楚。。。

说话就到了918，事变之后，全国群情激愤，到处都是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山西也不例外。1931年12月18日在太原举行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有学生被枪杀。阎锡山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当机立断，暗中指使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了其负责人。此举受到了山西民众的一致叫好。

当然阎锡山还是那个理念，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他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

在全国日益高涨的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之下，蒋介石思来想去，觉得和释放善意的阎锡山和解是利大于弊，于是同意取消了对阎的通缉令。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到此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已经基本全面恢复。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山西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注：阎锡山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因为他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只有靠踏踏实实发展生产，才是王道；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消除蒋对自己的疑虑。

阎锡山全力推进山西的建设和发展，专门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修桥筑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表明不再穷兵黩武。

对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阎锡山表现出十分顺服的姿态，对于其发表的大政方针，阎锡山总是在第一时间就表示拥护。1933年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锡山前往晋见，特意对蒋表示：“锡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之间，非常恳切恭顺，因此取得了蒋的谅解，使阎锡山得以继续全面掌控山西。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努力发展生产，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在山西创建了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修筑了近1000公里的同蒲铁路，重构了山西省金融行业，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战前夕，阎锡山在山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的规模。山西这段时期的发展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令国人惊叹。

以太原为例，来具体看一下山西当时的发展情况。

太原的工业，在省内和国内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工业的统计，1936年全国（除东三省外）产业工人总数为405509人，在太原的工人总数是16420人，占到全国总数的4．1％；

全国工人总数中，机器工业工人为17065人，占到产业工人总数的4．2％，而太原的机器业工人就有6843人，占到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可见太原工业水平程度较高；

从工厂的资本数量上来看，1936年全国2826家最重要的工厂共有资本3．129亿元，每个工厂平均资本为11万元，而在太原的27个工厂，就有2100多万元，平均每个工厂的资本为66万元。说明太原的工厂，规模是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比如当时的南京国营炼钢厂全部投资，估价748．15万马克，而太原西北炼钢厂的投资为800万元，两者的投资相差无几。

再比如当时全国28家公营电气企业投资共约3160．7万元，每个企业平均为112．9万元，而太原的西北实业公司电气厂一个企业的投资就超过了200万元。

从生产效率上来说，这28家电气企业1935年每个企业平均发电2190千瓦，太原的西北实业公司电气厂1934年即发电4580千瓦，是平均水平的2倍还多。

在山西省内来看，太原工矿企业的数量虽然在全省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其资本和年产值所占比例却相当大，尤其是在机械、铸造、钢铁、电气、建材、毛纺、卷烟、面粉、造纸等方面，更为突出。据统计，在1935年，太原工业的资本已经占到当年全省工业资本总数的24％以上，年产值占到全省产值总数的近14％。

到抗战前夕，在太原的属于西北实业公司的27个厂矿企业，共有资本2006．4万元，职工216420人，其中毛织、火柴、印刷、皮革、制纸、卷烟等6个企业的资本共有265万元，而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电力、洋灰、机车等13个企业的资本达1285万元，二者的比例为16．33；轻重工业的产值在比例上比较悬殊。太原的工业发展还是以重工业为主。

1935年，太原的西北实业公司所属的机车厂、机械厂、农工器具厂、铁工厂、汽车修理厂、水压机厂、铸造厂、育才炼钢机器厂和正在筹备中的电气机械制造厂等9个企业，即有资本487．33万元，工人3146人，年产值187万多元，占到全省本行业资本总数的87．16％、工人总数的78．38％、年产值总数的92．75％，基本上垄断了这些重工业的门类。

经过几年的发展，抗战前太原已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无论从生产规模，技术能力，在华北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