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二十一，前察哈尔总管、现八旗闲散白丁一个、连祖上留下的世袭爵位和佐领都被康熙帝革除了的沙济富察氏家族成员、原户部尚书米思翰第四子李荣保，在百无聊赖的赋闲日子中得到了他的第十个儿子（序齿为第九子，因为他的第七子年幼夭折、没有排序）；这也是他的最幼子，百日后起名为傅恒（成年后取字春和）。
李荣保所在的沙济富察氏家族，其始祖旺吉努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期，就主动率部前来投靠，因此被努尔哈赤授予了佐领之职，且准许家族世代传袭。此后，旺吉努与其子万济哈、其孙哈什屯都曾担任佐领，哈什屯还因军功卓著、劳绩久着，在清太宗皇太极时先后升任为礼部参政、副理事官，同时晋爵‘一等阿思尼哈番（一等男爵）’。
顺治元年（1644年），哈什屯被擢升为内大臣、议政大臣，就此进入了清朝中枢的最高决策层，这也是沙济富察家族成为清朝八旗显贵世家的起点。
康熙二年（1663年），哈什屯去世，其长子米思翰承袭世职，被康熙帝授为内务府总管；以后，米思翰逐渐在仕途上步步前进，先后晋升为礼部侍郎、户部尚书、议政大臣等职。
米思翰生有四子——长子马斯喀、次子马齐、三子马武、四子李荣保（晚年所生，应该与前三位兄长不同母）；李荣保即傅恒的父亲。
傅恒刚满两岁之时，即雍正元年（1723年），其父李荣保就不幸去世了；不过，傅恒虽然年幼失父，但他的兄长们中，长兄广成、次兄傅清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出仕为笔贴式和蓝翎侍卫，勉强可以支撑起中落的门户了。
再加上傅恒的两位伯父——二伯马齐、三伯马武此时依旧在朝为官（大伯马斯喀已经去世），且一位是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一位是领侍卫内大臣（马武），都是煊赫无比的朝廷重臣，对傅恒全家多有照顾，所以傅恒的家境条件和教养学习并不因为父亲李荣保的去世而落魄破败，依旧衣食无忧、生活优裕，并且从小就接受了相当良好的教育，打下了远胜常人的综合素质基础。
雍正五年（1727年），刚刚满六岁的傅恒就被伯父和兄长们送到了京师中的八旗贵胄学堂：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内去读书；在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中，傅恒孜孜不倦地学习，一面熟读儒家经典书籍，一面苦练弓马骑射，以提高自己的学识、磨炼意志。
经过了十多年的刻苦研习后，年轻的傅恒终于学有所成、文武兼备，成为了当时京师八旗贵胄子弟中少有的优秀人才；这段年少时期的经历，也是傅恒日后能够得到姐夫乾隆帝的青睐，迅速晋升、成就自己一番卓越功业的不可或缺先决条件之一。
李荣保一共九个儿子（其实是十个，但第七子夭折，所以序齿的只有九个），也就是说傅恒有八个哥哥；另外，他至少还有两个姐姐，其中二姐嫁给了清太宗皇太极第十子辅国公韬塞的孙子萨喇善为三娶继妻；他的大姐富察氏则在雍正五年（1727）七月，被雍正帝亲自指婚，与皇四子弘历成婚，这就是日后的孝贤皇后。
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晋封皇四子弘历为和硕宝亲王，其嫡妻富察氏也随之成为了宝亲王福晋。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于圆明园驾崩，宝亲王弘历凭雍正帝生前所设置的“秘密立储”制度，又以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传位鐍匣内传位遗诏为依据，于当年九月正式继位，即清朝第六代皇帝——清高宗乾隆帝。
乾隆帝登基之后，于乾隆元年（1736年）封嫡妻富察氏为皇后，并于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正式行册封礼，富察氏正位中宫，也即孝贤皇后（乾隆帝在皇后薨逝后为嫡妻所上的谥号）。
而孝贤皇后成为了中宫之主后，她的父亲、前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就被女婿乾隆帝追赠为‘一等承恩公’，其爵位由傅恒的四哥傅文承袭（傅文应该就是孝贤皇后的同母兄弟、李荣保的嫡长子）。
孝贤皇后正式正位中宫之后，还在景山官学读书的傅恒，也因皇后之弟的尊贵身份，被姐夫乾隆帝推恩直接授官，以‘景山官学生’的身份入仕，于乾隆五年（1740年）成为了銮仪卫中一名普通蓝翎侍卫（正六品）。
但因为是皇后的亲弟弟（傅恒与孝贤皇后同母，而八个兄长中，也只有四哥傅文、七哥傅玉是自己的同母兄，其他的都不同母），因此傅恒以侍卫入仕后，很快就晋升为一等侍卫（正三品）。
乾隆七年（1742年），时年二十一岁的傅恒被姐夫乾隆帝调到身边担任御前侍卫，并兼管圆明园、内务府事（当初傅恒的几位伯父，都曾担任过内务府大臣）。
乾隆八年（1743年），傅恒改任户部右侍郎；两年后的乾隆十年（1745年），只有二十四岁的傅恒奉旨‘入军机处学习行走’，进入了朝廷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从此后，除了丁忧的一段时间内（傅恒生母、李荣保嫡妻去世时），傅恒就没有离开过军机处，前后任职军机大臣长达二十余年。
乾隆十二年（1747年），傅恒升任户部尚书（满尚书），兼銮仪卫使、议政大臣。虽然还没有真正地开始执掌朝廷中枢大权，不过朝野内外的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在姐夫乾隆帝的精心栽培提拔下，年仅二十六岁的傅恒，其将来的官场前途一定不可限量。
（傅恒的这个升迁速度，比后来的乾隆帝晚年宠臣：钮钴禄善保、也就是和珅和大人，还要迅速得多，在清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就是并非实际历史人物的‘韦爵爷’大概其能勉强匹敌一下）。
但时势与际遇都是相互成就的，如果傅恒就这样在军机处按部就班地转圜升迁、在姐夫乾隆帝的关照栽培下迁任晋升的话，那他日后顶多就是一个少年得志、圣恩眷顾的八旗贵胄子弟而已，跟和大人（和珅）的经历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
或许，没有经历日后官场及战场风雨磨砺的傅恒，荣华富贵自然享用不尽、朝堂之上依旧地位显赫、红极一时，就像将来的和中堂（这个时候还没出生呐），也算是乾隆朝的一代重臣，但绝不会有后世那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过因人成事，一个还算优秀的贵胄高官罢了。
也许，他还会因某一次的政治倾轧，而倒在仕途上的某个节点中（讷亲、和珅的例子）。
但傅恒并不是单纯依靠外戚关系上位的裙带之臣，他自出仕以来就恪尽职守、尽心办差、办事干练、上进勤勉，乾隆帝的心意，他领会得非常透彻，可以按照皇帝的心思灵活调整自己的对策和具体执行方式。
因此，乾隆帝对傅恒这个小舅子的办事能力和方式大为满意，认为傅恒和自己心意相通、办事得力，平日里支使起来得心应手，比之前那几个所谓的‘辅政大臣’（果亲王允礼、庄亲王允禄、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得力多了；所以，乾隆帝就更加器重和依仗傅恒这个‘心腹亲近之臣’了。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西川西部大金川（今四阿坝州金川县）嘉绒藏族土司莎罗奔，依仗自己的强大实力，悍然出兵掠夺大金川领地附近的小金川、革布什咱、巴旺、明正等土司辖地，并主动攻击驻守川西的清朝驻军，造成了清军重大伤亡。
（这也是清军在之前的‘瞻对之役’中军事行动虎头蛇尾、政治方面姑息纵容的负面影响所致，因此莎罗奔才对清军不屑一顾、敢于主动挑事作乱）。
大金川发起挑衅中枢朝廷的变乱后，乾隆帝闻讯勃然大怒，认为之前‘瞻对之役’就已经有些‘息事宁人’了，所以才造成这些地方土司的嚣张气焰、乃至胆大妄为。
为了平定川西各地方土司挑衅和叛乱，压服他们的不臣之心，所以乾隆帝在震怒之下，罢免了对‘瞻对之役’未竟全功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调有丰富‘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新任川陕总督，率军出征大金川，希望他能再现之前处理苗疆起义时功绩，一举平定大金川土司叛乱。
而张广泗奉旨抵达大金川之后，刚一开始用兵时倒是十分顺利，连下毛牛、马桑等被大金川土兵所攻占之地，甚至利用了大小金川土司之间的矛盾，让被莎罗奔所欺辱压制的小金川土司泽旺投诚朝廷，出兵协助清军攻击大金川土司辖地。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七月，张广泗率清军主力攻至了大金川的主要据点刮耳崖官寨下，而莎罗奔则率大金川土兵退守至领地内的各碉楼中继续对抗清军。
这种川西土司境内所特有的藏、羌碉楼，大都依靠险峻地势建造，很多碉楼前后左右有数个独立碉楼，组成相呼应的防御圈，再加上建造时提前掘好了水源、囤积了大批的粮食，其地势既坚固又险峻，守卫极为严密，易守难攻，号称固若金汤；清军的多次进攻都受挫在碉楼下，主将张广泗也是一筹莫展。
张广泗抵达西川后指挥作战半年之久，多次以重兵攻打莎罗奔所据守的刮耳崖碉楼群，但都不能奏效，乃至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张广泗最后只得向乾隆帝上奏，说明了作战的困难，请乾隆帝及时增派援军支援。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广泗所上的‘清军失利，惨败撤退’的奏折送到了京师，得知消息后的乾隆帝怒火万丈，下诏痛责张广泗劳师糜饷、无功而返。
而张广泗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于是再次上奏乾隆帝，说此次大金川作乱都是因前川陕总督庆复（佟国维之子、；隆科多之弟）在‘瞻对之役’的作战中一味姑息、纵容当地土司，而导致大金川莎罗奔生出了轻视、挑衅朝廷之心，这才悍然举兵作乱。
乾隆帝认定张广泗所言属实，龙颜震怒之下将免职后‘办理阁务’（就是主持内阁事务）的庆复先免官、后审讯赐死，以此来让大金川前线的文武官员们引以为戒，奋力作战。
但乾隆帝此时依旧对能平定大金川叛乱抱有充足的信心，于是下令让张广泗把围攻大金川的军队移驻到平地休整、稍缓进军，等开春后再行征讨也不迟。
但就在正月之时，大金川土兵趁清军被迫退兵的机会，利用地形和气候掩护在马尔邦袭击了清军的后卫，一举歼灭了三千清军，夺走大量军服物资、毁坏了多门清军的大炮。
此后，莎罗奔再趁清军退兵之时出击其余土司的领地，并尾随攻击撤退中的清军，致使张广泗所属的军队折损过万，粮秣物资损失巨大；而在清军惨败的情况下，原先已经归附清军的其他川西土司也有了叛乱的迹象，乾隆帝迅速平定大金川叛乱的军事计划由此彻底破产。
下一篇文章，就是年轻的傅恒临危请命、主动请求前往大金川前线指挥作战，并顺利平定（第一次）大小金川之乱的过程讲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