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月，缅甸贡榜王朝军队联合缅属掸族各土司，出兵数千二度入侵了清属车里土司的辖地，并一举占领车里土司衙署所在地橄榄坝以及九龙江一带区域；随后缅军又侵入了猛捧等地、焚烧了勐腊官民住宅；此次入侵，缅军的前哨兵锋甚至深入了云南内地的思茅等处。
不但兵锋已经抵达云南境内，在攻取车里土司辖地后，缅甸贡榜王朝居然还正式行文给清朝云南地方官府，宣布车里土司辖地为缅甸国土，‘请’清朝地方官府放弃对车里土司的管辖权，退出车里土司辖地。
而云南战火复起之后，在昆明坐镇指挥‘剿灭莽匪’的云贵总督刘藻，这才知道之前自己自信满满上奏给乾隆帝、说‘流窜莽匪’骚扰边境之事，居然是新兴缅甸王朝的正规军来侵！并且还对大清的国土提出了‘割让要求’，这简直是狠狠地打了天朝上国的脸（还有乾隆帝的脸）！【伯虎42首发】
因此，为了避免被得知真相后的乾隆帝追责治罪、慌乱惊惧的刘藻立即命云南大理顺宁地方绿营出兵七千人，紧急救援车里土司、并反击缅军的入侵。
第一次‘清朝征缅之役’（第一次清缅战争），由此正式爆发。
云南绿营清军奉命出兵之后，很快就与依旧占据着车里等地的缅军（及掸邦土司军队）进行了接战；当时，缅军的主力都在暹罗境内与暹罗大城王朝的军队进行作战，短时间内来不及调回；而部署在北方边境地区的缅军，也并不是贡榜王朝最精锐的军队。
因此，在清朝云南绿营普洱镇总兵刘德成、参将刘明智的指挥下，出击的清军两路夹攻缅军，并顺利地击败了缅军，收复车里土司主城橄榄坝，及猛笼、猛歇、猛混、猛遮等失陷各城。
但缅军虽然作战失败，却始终执行着游动作战、避实击虚的战略，也没有从云南境内撤退回国，因此清军四处追击都没有多大的战果。相反，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二十一，参战的绿营清军在援救猛阿的途中，于准备渡江时陷入缅军游击部队早就准备好的埋伏圈中。
猝不及防之下，清军被缅军所击溃，统兵主将、绿营参将何琼诏及千总薛士后、外委把总陶国兴等将领阵亡，游击明浩受重伤，清军六百余人中，只有一百多人得以生还。
开战后一心想要‘击破莽匪、显天朝上国之威’的乾隆帝闻奏后勃然大怒，认为这场惨败都是征缅的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云贵总督刘藻举措失当，指挥失误，统筹不力所致。
再加上之前刘藻因情报失误而多次在奏报中‘谎报军情、贻误军机’，使得乾隆帝在开战谕旨中所要求的“穷力追擒，捣其巢穴”军事目标完全落了空；于是，暴怒之中的乾隆帝在短时间内三次下旨严饬刘藻，最后革去其云贵总督之职、降为湖北巡抚，调职外任。
处理了‘作战不利’的刘藻后，乾隆帝改任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琚（属汉军正白旗，而刘藻则是汉人）为新任云贵总督，即刻赶赴云南与刘藻交接职权，负责对缅甸的后续一应军政要务，再次出兵‘征缅’。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二月，杨应琚抵抵达了昆明，在与刘藻交接后就任云贵总督，并准备奉乾隆帝的谕旨再次出兵征缅。此时，原本应该前往湖北上任的前任云贵总督刘藻，因为搞砸了乾隆帝的‘捣匪巢穴’军事计划，内心中时刻惶恐不安、焦虑紧张，时时担心乾隆帝会秋后算账、追加旨意问罪于己（这种事事又不是第一次了，前四川总督庆复，就是因为搞砸了瞻对之役，所以被乾隆帝事后给赐死了）。
因此，在这种焦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心情的打击下，另外内心中始终还有些文人迂腐清高、爱惜羽毛性格，但思想十分脆弱、甚至放不下荣誉自尊心的刘藻，因无法走出‘负罪、惶恐、自责’的心境，终于在当年的三月初三半夜，于昆明驿馆内自尽身亡，以死来承担‘败战’的罪责。
而由刘藻所指挥的第一次‘征缅之役’，清军一共出兵七千人、另有地方土司土练约一千人，虽然成功地收复了被缅军所占据的车里土司大部分辖地，但并未与缅军主力真正进行交战过；而零星的作战中清军自身伤亡过千，且车里土司尚有部分辖地依旧被缅军所占据；这一仗实在不能说清军是战胜了缅军。【伯虎42首发】
而以杨应琚接替刘藻出任云贵总督继续筹划征缅作战、本应前赴湖北就任湖北巡抚的刘藻‘羞愧、畏罪’自尽为标志，清朝第一次‘征缅之役’宣告结束；但规模更大、作战过程更混乱的第二次‘征缅之役’，即将掀开帷幕。
接替刘藻出任新一任云贵总督，全权负责筹划、指挥第二次‘征缅之役’的杨应琚，不但出生于边陲之地的青海西宁（祖籍是辽宁海城），而且还是汉军正白旗人。自雍正七年（1730年）出仕、短时间担任户部员外郎以后，杨应琚便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外放，担任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地方要职——‘西宁道’。
当时，西宁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是清朝控制青海外藩蒙古和硕特部、外藩蕃部的主要驻军点，以此监控河西、威慑青藏；因此，杨应琚的‘西宁道’也是职责最为重要的西部边陲地方官之一。
在担任西宁道的数年之间，杨应琚着重整理西宁军事防务，相继在重要军事据点增设佐理官员，加设扶番通判厅，移驻军队到更紧要的重镇，就险建城、设防增兵。经过杨应琚的苦心治理后，西宁城南、北、西三面终于形成连绵千里的军事屏障，清朝在青海的统治局面也更加稳固。
乾隆帝登基之后，因为早就知道杨应琚在西宁的‘优异政绩’，于是越级擢升他为两广总督，成为清朝的顶级封疆大吏之一，负责广东、广西两省的一应军政庶务、兼‘提督军务’，也就是文武大权一把抓。
此后，杨应琚再调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均是手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在几十年的地方外任疆臣生涯中，不说有多么高超的牧守地方和‘知兵’才能，但杨应琚总归还是具有一定的管理军事政治统筹处置能力的；相比刘藻那种书生文人出身、对‘兵事’毫无经验的文弱之士来说，杨应琚在军事行动上的应对举措实在是要高很多。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新任云贵总督杨应琚在与刘藻交接职权后由昆明抵达了云南普洱，随即指挥云南各地绿营展开了对入侵缅军的反击作战，第二次‘征缅之役’正式爆发。
当时，贡榜王朝的缅军主力正在缅王孟驳的亲自指挥下，南征暹罗大城王朝（即泰国），留在中缅边境的缅军其实战斗力不算很强，也没有明确的战斗目的，就是借机骚扰一下边境、从各清属土司手中劫掠一些物资钱财、显示一下威慑力也就罢了。
因此，在清军主力重整旗鼓、再次对缅甸发起攻伐后，慑于清军强大的攻击力，人数上少于清军、战斗意志也不很强的缅军不敢轻举妄动，一路撤退回到缅甸境内。
清军则尾随追击，直接攻入缅甸境内；至当年四月，原缅属的整欠、孟艮两土司辖地被清军一举占领，杨应琚指挥作战首战即告捷。【伯虎42首发】
虽然清军一路上胜利进军、少有遇到缅军的抵抗，但由于撤回国的缅军在回程途中远遁避战、坚壁清野，所以大张旗鼓而来的清军并无多大的战果。
而顺利占领了整欠、孟艮两土司辖地之后，因为这里距离云南内地路途遥远、不便直接管理，所以杨应琚在任命了一些亲附清朝的掸族当地土司治理这些‘收复’的疆域后，只留下约八百人的驻军防守当地、监视缅方的动态，其他主力军队尽皆后退、撤回了云南内地。
就任云贵总督后首次出手就初步平定边患、消除了缅军‘寇边’的威胁后，不但杨应琚本人颇为自得，就连云南当地的地方文武官员的双眼也被表面上的‘天兵南征大胜’假象所遮蔽，继续对缅甸作战的情绪高涨，在后方不断鼓动杨应琚发动后续的对缅作战行动（以此获取更大的军功、从而加官进爵）。
虽然也有少数的地方官员反对继续‘征缅’，认为缅甸新王朝声势浩大、实力强劲，不宜轻易地擅开边衅，但杨应琚武断地认为入寇的缅甸军队不过是‘莽匪’和‘木匪’（木邦土司军队）两部分散兵游勇所组成，不足为惧。
于是，杨应琚在获得小胜之后，为了继续对缅甸用兵、捞取足够的军功和政治资本，立即给乾隆帝上疏，称‘大军南征、莽匪逃窜、不足为天朝之患；现木邦土司有呈文，因遭缅酋残苛，情愿举族归附’，也就是鼓动乾隆帝‘开疆拓土’。
因为以杨应琚为首的大部分云南地方官员‘强烈地’出兵建议，原本对是否继续发动‘征缅之役’还有些慎重和犹豫的乾隆帝，也开始改变之前的主意，有了‘开疆拓土、平定贼寇’的争胜之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七月，乾隆帝以谕旨的方式回复杨应琚：
“缅夷虽偏处南荒一隅，然其在明季亦入隶版图，非不可臣服之境；”
实际上同意了云南地方官员的‘再度征缅’的请求。
但乾隆帝毕竟是深谙治国之道的杰出帝王，又久经战事（从平金川、平准、平回战争中得到的经验）、目光长远，深知贸然出兵、深入敌境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过程之艰难和危险；因此，乾隆帝又同时告诫杨应琚，让他不宜动用太多的军队攻伐缅甸腹地，且进军的过程也需要谨慎行事、以免遭到缅军的反击包围。
在乾隆帝的谕旨指示下，杨应琚先发布檄文，号称“率军五十万，火炮千樽”，将对缅甸发动进攻，以此来震慑缅甸朝野；同时，杨应琚又多方招抚边境上的缅属各土司，利用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对缅军主力作战。
当时，缅甸正与暹罗激烈交战，且即将攻灭大城王朝，在西南各国中的实力首屈一指；但清朝内部消息闭塞，自乾隆帝开始，朝野上下对此事一无所知，而热心军功的云南地方文武官员又只知道用武力降服缅甸，一举平定‘缅夷’，幻想仅凭云南地方绿营就能打败缅甸，极度轻视、忽略来自缅方的情报，这就为杨应琚后续的军事失败种下了巨大的隐患。【伯虎42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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