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
距北平三十里的宛平县城，是一座被掩映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孤零零的小城。城门外的大道上泥泞湿滑，深深的车辙里淌着浑浊的雨水。城墙上架设着机枪，中国士兵在城门口持枪荷弹。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一队日本士兵也站立在大雨的泥泞中。
日本士兵要通过城门，中国士兵不允通过。
从凌晨开始，双方已经这样对视了十多个小时。
入夏以来，中国北方阴雨连绵。暑气和水汽纠缠蒸腾，四野弥漫着青草、树木和庄稼的青涩气息。湿透了的城郭和村庄疲惫地卧在泥泞里，大块的雨云在铅灰色的天空中飘来荡去。
在这个连人心都被雨水泡软的季节里，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中国这片偌大的国土上，一座小城的城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除了雨声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声响，除了这种对视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历史的普通的一天。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
此刻，中国平津地区的统辖模式已经支离破碎。
自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胁迫下签订《何梅协定》后，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以及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在平津地区的管辖权岌岌可危。这块地域至少有三股势力同时存在：属于西北军系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进入平津地区，成立了冀察政府，总部设在北平城，军长是西北军系将领宋哲元。西北军是一支不曾占据过中国要地的军队，入驻北平令宋哲元格外重视，为了保住这一显要地盘，他既要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重返平津，还要警惕共产党人力量的渗透，更要防止日本人在平津地区反客为主。
宋哲元的日子过得可谓耗尽心力。因此，当日本人强迫宋哲元签订一个允许日方在华北地区修建铁路的协定而南京中央政府坚决不准时，谁也惹不起的宋军长跑回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在北平的东面，还存在一个“政府”，即以殷汝耕为首脑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地点在通县。
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傀儡政权，几名“政府要员”除了为日本人唱赞歌和组织保安队为日本人维持治安外，无公可办。因此，这个汉奸组织谈不上是个“政权”，更何况此时的殷汝耕必须躲来躲去，因为抗日志士们正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准备要他的脑袋呢。通过数年的努力，日军在中国华北的渗透已经取得成效。司令部设在天津的驻屯军，除了军事上处心积虑地策划如何扩大占领范围外，还涉及了经济、贸易、政治、外交、财政等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所有职能，俨然一副中国华北地区的真正统治者的姿态。只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日本驻屯军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因心脏病发作正在医院里抢救。
但是，从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在大雨中对视的眼神上已能够窥见，这里将是中国历史上隐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的区域。
日军已经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东部地区，关东军把部队的前锋推进到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八个师约四万人，驻扎在北平西北部的张北、尚义和宝昌等地——对于中国华北的平津地区来讲，日军实际上已经兵临城下。
当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军事力量，是以“中国驻屯军”的名义存在的。之所以有这一名称，是根据一九一一年大清王朝与各列强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了各列强可以在中国驻军的条款。除日本军队外，在中国华北驻屯军队的国家还有英、美、法、意等国。其中英国驻屯军在天津有722人、北平有236人，归驻香港的英军司令官管辖；美国驻屯军在天津有658人、北平有508人，归美军驻菲律宾司令官统辖；法国驻屯军在天津有1375人，北平有229人，归法军驻天津司令官统辖；意大利驻屯军在天津有229人，北平有99人，归意军驻上海远东舰队司令官统辖。国力衰败的中国可谓浑身千疮百孔。在中国平津地区驻屯的列强军队中，以日本军队人数最多，达到5600多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平津地区中日两军对峙的军事态势是：
天津到北平之间的通县、怀柔和顺义一带，部署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统辖的五个伪保安队总队，约一万五千多人。此外，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由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和直属分队组成，主要部署在山海关至北平丰台的铁路沿线上，其分布是：军司令部、步兵第二联队、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和直属分队驻扎在天津及附近地区；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分布在唐山、溧县和山海关地区；驻扎在北平地区的是步兵旅团旅部和第一联队（欠第二大队），其中第一联队的第三大队驻扎在丰台。
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辖四个步兵师（每师四个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十万人。其军力部署是：北面，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一、第二旅，独立第二十九、第四十旅以及骑兵第十三旅，驻扎在张家口和宣化地区；东面，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辖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驻扎在天津以及北宁路平津沿线；南面，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辖第一、第二旅和独立第十七、第二十八旅，驻扎在河北任丘和河间一带。驻扎在北平的，是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和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其中第三十七师所辖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旅和独立第二十五旅驻扎在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九师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三十九旅以及冀北保安队分别驻扎在北平的南苑、北苑与黄寺。
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由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收编的冯玉祥西北军残留部队编成。西北军素以勇猛善战闻名，在长城抗战中，西北军部队与日军苦战一个多月，战后在调防北平、冀中和察哈尔的过程中大力扩编部队，成为西北军留存部队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支。
新加入第二十九军的年轻官兵，大多是乐观的速胜论者，认为中国国土太大，日军也就几十万人，要把中国全占领了，一个县也摆不进几个兵，且中国军队有两百多万，又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同时，第二十九军官兵又多是必战论者，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打与不打的问题，而是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强。不知是否是宋哲元的有意安排，第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这让日本人感到了隐隐的不安。在日本人看来，第三十七师从师长冯治安到每一个官兵都是抗日的死硬分子。在长城抗战中，这支部队的官兵半夜举着大刀摸进日军军营专砍人头的事，至今仍是日本兵的噩梦。
第三十七师驻防北平后，中日两军驻地和活动区域最为接近的地点，是控制北平进出的丰台车站以及宛平城这两个交通要道。为了防范日军挑衅，宋哲元在这两个敏感地区派出了他最得力的部队：由旅长何基沣指挥的第一一〇旅二二〇团。团长戴守义把张华亭营长的二营部署在丰台车站驻防，张营长随即命令以车站为中心构筑工事，这一工事距离东面的日军军营只有四百米。同时，第一一〇旅的二一九团驻扎在宛平与长辛店地区，团长吉星文命令该团一营、二营以及团部集结于长辛店，战斗力最强的三营则被派往最敏感的宛平城与卢沟桥一带。三营是一个由营长金振中指挥的名副其实的加强营，拥有四个步兵连，轻重迫击炮和重机枪各一个连，全营一千四百人。金营长把战斗力最强的十一连部署在铁路桥的东侧，十二连部署在宛平城的西南角，九连驻防宛平城内，十连为营预备队。
两军近在咫尺，往往目光相对，中国官兵流露出的除了警觉即是仇恨。日军驻守丰台的官兵常常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地在车站站台上乱逛，与警戒的中国士兵常因彼此多看了对方一眼就扭打起来。张华亭营长多次向日军联队长交涉，要求他们停止挑衅行为，但日军变本加厉，反而在中国士兵的眼皮底下开始演习，夸张地做出向中国驻军冲锋的姿态，甚至一度冲到中国士兵的警戒线内，结果又是一场拳打脚踢扭成一团。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一天，日军声称他们的一匹军马跑到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内，要求送回，不然就武力解决。中国官兵回答，要马没有，要打就打一仗。结果两军真的交火了。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向营防区发起进攻，三营官兵坚守不退，战事越演越烈，直到冯治安师长命令第二二〇团的两个营前往增援，日军这才撤退。
为了缓和局面，宋哲元军长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日本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官河边正三以及所有中队以上军官，由宋哲元出面率领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中日两军的军官们，相互交叉地整整坐满了十张大桌。但是，酒还没喝两盅，一个日本军官就跳上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也跳上桌子唱起了中国歌曲，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干脆跳上桌子上吼出一段怒气冲冲的京剧黑头腔。日本军官又开始跳舞，在冯治安师长的示意下，两名中国军官舞起了充满杀气的中国拳术。
日本人又要比写中国字，日本军官中确有汉字写得精彩之人，但那天宋哲元还请来了老军阀吴佩孚作陪，吴佩孚的书法是出了名的，一幅“醉笔”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军官们又把宋哲元军长和秦德纯副军长举了起来，边喊号子便往上扔，中国的旅长团长们立即把日军河边正三旅团司令官也举了起来，而且扔得更高。最后，两军军官竟然拔刀相向，第三十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招呼他的传令兵取来“用最好的钢打造而成的柳叶刀”， 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进入一九三七年以来，为实现攫取中国华北的企图，日军在平津地区开始了紧张的军事准备：从日本本土和关东军抽调作战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中国驻屯军的实力；日本的军界要人也频繁地出现在北平地区视察军情。此刻，日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北平城的对外交通，惟有西面的宛平城一带仍由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掌控，而宛平城与卢沟桥是平汉铁路通往内地的交通要地，不控制这两个要地日军就不能说扼住了北平的咽喉。因此，日军开始加强对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的军事准备。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
平时在卢沟桥附近的城内驻有营部和一个连，长辛店约驻一个骑兵连。到五月中下旬之间，城内兵力似无变化。宛平县城外增加步兵约一个连，卢沟桥下河道的岛上分别配置约两个步兵连。六月，长辛店新增步兵第一二九团约两个营。在长辛店北面高地，原在地脚一侧设有永久性机枪阵地两处，高地上设有野炮阵地。而六月以来，又构筑了新的散兵壕。在卢沟桥附近，自龙王庙以至铁路线间堤防上以及东面高地，修改和加固了固有的散兵壕。而且夜间施工掘出了过去用沙土掩没隐蔽的碉堡（以卢沟桥为中心，原在永定河左岸构筑的十几个桥头堡，用以沿湖向北平进攻或退却）。
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出于高度的警觉，中国军队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
卢沟桥附近一带是采掘北宁线路用的砂石地区。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只能种些花生等农作物。当夏季农作物如高粱等茂盛时期，丰台驻屯部队将此作为唯一的演习场。然而，最近，当我演习时，中国军队却说我侵入农田，或要求我夜间演习须事前通报，或对我夜间实弹演习提出抗议等，对我屡施警戒。过去龙王庙堤防及该处南面铁桥地区，我方可自由行动。但最近，特别是自六月下旬，禁止行动了……
中国军队虽无法禁止日本驻屯队演习，但不让他们通过宛平城门是可以做到的。于是日本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
不让你过去，你可以退回或者绕道，但是日本人不走，他们在城门外站着，一站就是一天，天黑了撤回去，第二天早上再来，依旧站在城门外。这样一次又一次，让中国士兵感到古怪又诡异。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在宛平城门外的大雨里与中国士兵对视了整天后，日军撤了回去。
第二天，日军又来了。
这一天，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日军下午才出现，他们绕过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了卢沟桥以北。这支日军是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这位日军大尉的日记，后来成了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档案。日记里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记述，支离破碎且前后矛盾：
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下午（昭和十二年即一九三七年），第八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构筑工事……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到了下午六时，他们的工作不像有停止的样子……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而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的城墙（即宛平城城墙），以及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一个静悄悄的黑夜……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训练完毕。为了休息到次日黎明时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演习终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了晚上尽量不用军号。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终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但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
日记的大意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听到了不明来路的枪声，然后就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赶快向上级报告，可不一会儿那个士兵自己回来了。其余的叙述，诸如“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以及“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等等，后来都被认定为子虚乌有。
与中国方面的相关记载对照，只有一点与这篇日记记述一致，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二十二时三十分左右，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也听到了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机枪发射的声音，并为此加强了警戒。——后经查实，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当晚官兵的子弹一发未少，清水节郎所说的子弹飞来的方向，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存在。而那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士兵，当晚因为闹肚子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跑了回来。对此，清水节郎明确无误地再次向驻军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队长报告：“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至此为止，这个连绵阴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样。可是，接下来，日本各方显示出的态度之蛮横与激烈，既出乎正常反应又令人疑窦丛生。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机不可失”，马上派人与中国方面交涉，“占领宛平城东门，俾军使交涉顺利”。
于是，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松井太久郎还是打电话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
八日凌晨二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与冀察政府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一起，开始与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王冷斋县长反复解释说，经过调查，中国军队七日夜晚没有开枪，军中“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况且，“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但是，松井太久郎仍坚持日军必须进城，强调王冷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企图胁迫王冷斋当即速订一个有利于日方的协议，从而使日军不战而得宛平城。王冷斋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原则。双方正僵持中，有人报告说，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五六百人，携带六门火炮，由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正向卢沟桥方向开进。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与樱井德太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秘书斋藤栗屋一起前往现场。车行至距宛平城约两里地的地方，王冷斋发现公路两侧和铁路涵洞已被日军占领，机枪大炮架设着，日军士兵都横着刺刀。寺平忠辅认为已达到了威吓中国县长的目的，再次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宛平城的要求：“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再次予以拒绝。寺平忠辅凶狠地说，之前日军经常穿城而过，今天不能进去，这显然是中国方面别有用心。
王冷斋县长认为自己守土有责：
我再驳斥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忠辅接任不及三个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这时，日本指挥官森田（森田彻）联队副，胁迫我行至战线，欲以武力恫吓。他们两人这种举动大似绑票。我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前后不应该如此矛盾，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双方相持十余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我进城调查。
就在中国县长与日本辅佐官在宛平城外的暗夜里争吵不休的时候，凌晨三时，远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主任参谋大本民枝只用了两小时，便把一份旨在扩大卢沟桥事端的军事计划拟了出来。日方把这份军事计划定名为“宣传计划”——把一份典型的侵略计划称之为“宣传计划”，这完全符合日本人阴暗诡秘的心理——这份“宣传计划”显示出日军好战军官的毒辣：
首先，“必要时不顾敌我双方的损害，果断地攻击”，“占领卢沟桥”，“至迟于九日正午前占领宛平城”。其次，“立即将秦德纯、冯治安绑架至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这一任务由北平特务机关实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援助。至于如何对付尚在山东老家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境公署主任宋哲元，“宣传计划”拟订了五种方案：一、催促宋哲元乘火车迅速返回北平；二、或者让其乘坐飞机去天津；三、如果宋哲元不回，就严密监视；四、让宋哲元去青岛退避；五、以上若均不行，济南的特务机关“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中国驻屯军负责实施。——谁都明白，日本特务机关的“最后手段”是什么。
此份“宣传计划”还附加了特别“说明”，强调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之行动”。只是这种宣传要有分寸，不然很可能适得其反——“过多强调，将陷于自我辩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发生在卢沟桥的事件，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上述“宣传计划”已经显出些许端倪。
宛平城的谈判依旧在僵持中，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的爆炸声，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等不及了，于凌晨四时二十分向宛平城内开炮了。
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五百日军向宛平城中国守军发起了攻击。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报告。冯治安师长的命令十分严厉：一寸土地都不许退让。中国守军扼守宛平城东门，任日军如何冲击，城门坚固如铁。日军的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瞬间就将宛平专员公署炸塌了。此时的王冷斋在炮声中想起一个细节：指挥攻击的那个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曾在宛平专员公署成立的时候前来表示祝贺。奇怪的是，从日军驻地到宛平城好几里地，一木清直那天没有像往常一样骑马，而是徒步走来的。现在才明白，这个日本军官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准确距离。
伴随着炮声，谈判双方的情绪都异常冲动。中国军队宛平城守军三营营长金振中，这个态度强硬的中国军人，坚决不允许日军踏入宛平城，过去不允许，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日方威胁说，如不允许，就要动用武力强行占领。怒火万丈的金振中营长踢翻了桌子，几乎与日本军官扭打起来。
此时，日军正面攻击宛平城未能得手，随即改变攻击方向，集中兵力猛扑卢沟桥铁桥和龙王庙的中国守军防区。两军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守军只有两个排约七十多人，而日军有两个中队五百多人。在日军的轮番攻击面前，中国士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