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经写过一篇《三槐堂铭》，记录了“三槐王氏”的由来，并且对这一世家大加称赞：“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这句话中“晋国王公”指的是晋国公王祜（北宋初期名臣，或称“王祐”，目前主流认为应是“王祜”），他曾经亲手在庭院种下三棵槐树，相信他的后代一定有人能够登上三公宰辅之位。三槐王氏，由此而来。

果不其然，王祜之子王旦后来担任了十二年北宋宰相，掌握大权十八年：“凡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三槐王氏”的家族成员进入仕途，为北宋政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三槐王氏”为何能在两宋时期名臣辈出、家门兴盛、口碑载道呢？

“三槐王氏”属太原王氏的分支，虽然由王祜手植三槐于庭而来，但是其子王旦才是家族的灵魂人物。不仅仅是因为王旦位至宰相、官职最高，还因为他严于律己、忠于职守、简朴大度，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好榜样，开辟了优良的门风。

很多在朝为官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不惜背着皇帝暗地里结党营私。王旦身为宰相，想要巴结讨好他的人自然数不胜数。但是，他却心如磐石毫不动摇，坚决不与别的大臣交往过密，引人猜忌。“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正所谓，瓜田李下要避嫌，一旦被有心人收集证据举报，拖累的可是全家。王旦以身作则，他的儿子们耳濡目染，为官后自然也会在这方面有所注意，不会以身犯险，置家族的未来于不顾。

王旦

不结党营私，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职责所在。真正面临需要决断的大事时，王旦也是直言敢谏。

发生蝗灾的时候，有大臣把死蝗虫献给皇帝看，说蝗虫已经死了，可以普天同庆，哄得皇帝很高兴。对于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只有王旦不随大流拍马屁，坚决反对庆祝。“辛亥，飞蝗过京城，帝诣玉清昭应宫、开宝寺、灵感塔焚香祈祷，禁宫城音乐五日。先是帝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遍于郊野视蝗，多自死者。’翼日，执政有袖死蝗以讲者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王旦曰：‘蝗出为灾，灾弭，幸也，又何贺焉？’众力请，旦固称不可，乃止。于是二府方奏事，飞蝗蔽天，有堕于殿廷间者。帝顾谓旦曰：‘使百官方贺而蝗若此，岂不为天下笑邪！’”

王伦是王旦弟弟王旭的玄孙，他也继承了这种敢说敢做、忠于职守的品格。王伦代表宋朝去跟金国议和，刘豫怀疑宋金之间有别的计谋，于是向王伦求取国书。王伦拒绝后，刘豫仍然不肯善罢甘休，不断施压。幸亏欢迎王伦的使者来了，“伦至睢阳，刘豫馆之，疑有他谋，移文取国书。伦报曰：‘国书须见金主面纳，若所衔命，则祈请梓宫也。’豫肋取不已。会迓者至，渡河见挞懒于涿州，具言豫邀索国书无状，且谓：‘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国。’是年冬，豫废。”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只有保持不奢侈的生活，才不会被金钱拖累。王旦在这一点上也做得很好，他的被褥和衣服都很质朴，家人想用好一点的布料，他也不同意。“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毡席，不许。有货玉带者，弟以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旦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故所服止于赐带。”哪怕是自己的后事，王旦也叮嘱家人一切从简：“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

人类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如果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孩子讲大道理，而是亲自做给孩子看。正因为他们家族严于律己，所以才有优良的家风。

如果说原生家庭是一个人的第一次投胎，那么婚姻就是他的第二次投胎。“三槐王氏”能够长久兴盛，也离不开婚姻的辅助。“三槐王氏”在婚姻上的门当户对，无疑对家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少正面作用。

吕夷简

有学者统计，与王氏家族有三代以内姻亲关系的宰相、副宰相有：赵昌言、张士逊、吕夷简、韩亿、贾昌朝、范仲淹、吕公弼、韩绛、吕公著、韩缜、范纯仁、韩维、范纯礼、楼玥，等等。

这些可都是宋朝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多数都在《宋史》中有传。这些姻亲关系，对于“三槐王氏”在仕途上有不少帮助。比如说，王旦的三儿子王素，就得到过姻亲御史中丞孔道辅的推荐为台官。

别的不说，范仲淹大家肯定是熟悉的，王旦有个侄儿叫王质，范仲淹就是跟王质结为了儿女姻亲。范仲淹有一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人家，教育出来的儿女自然也不会太差。范仲淹被贬的时候，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只有王质去为他践行。“初，范文正公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莫敢往别，王侍制质独扶病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颈。”这是因为，“三槐王氏”结亲也不仅仅只是看重门第，更重要的还是人品：“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婚姻不求门阀。”

正所谓，结婚得看一个人的最低处，人品好是底线，哪怕不飞黄腾达，至少不会给家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在古代想要做官，除了寒窗苦读考取功名外，还有一个轻松点的办法，那就是荫补。比如说，王旦的弟弟王旭“字仲明”，“以荫补太祝，尝知缑氏县。”王旭的儿子王质“字子野”“以荫补太常寺奉礼郎。”

但是，荫补的官职发展前途有限，因此“三槐王氏”也有不少后人积极科考的。王质就是其中一人：“后献文召试，赐进士及第。”王祜的长子、王旦的哥哥“懿字文德，励志为学，举进士。”

苏轼

此外，无论官职如何，“三槐王氏”在翰墨文章方面的素养都极好。手植三槐于庭的王祜就做过史馆修撰、参与编修《文苑英华》等这些文人才能任职的工作。王旦也有文集和诗作传世。而王旦之孙王巩的才华，更是得到了文豪苏轼的亲口称赞，苏轼在书信中称赞王巩“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志与得道行者无异”“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

虽说经常有人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在古时候书籍不像如今这么繁多易得的时候，才子还是很多人仰慕的对象，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名气和敬仰者，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起到一定帮助。

除了才华受到称赞，古时候称赞得更多的可能就是道德品行了吧。

王素是王旦的少子，他的品行得到了蜀地人民的一致称赞，“凡为政，务合人情，蜀人纪其目，号曰‘王公异断’”。王素的儿子王巩与苏轼交好，苏轼不仅赞誉王巩的才华，还赞叹王巩的德行：“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

王巩因为苏轼的“乌台诗案”被牵连贬谪，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怨恨好友苏轼，反而是跟以往一样真心待苏轼，不仅经常书信往来，还跟苏轼一起登山畅谈。这种神仙友谊，很是让人羡慕了。换做心狠手辣一点的人，恐怕会拼命撇清跟好友的关系，以便自己平步青云。难怪苏辙也赞叹王巩“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勇敢说出真话，不在乎一己私利。

从古至今，才德双全的贤臣良将不少，然而，想要在仕途上有一番成就，除了自己能力过关外，还得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才行。只有皇帝认可了，大臣的意见才能被听取，进而实施。

王安石

举个例子，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才德双全的名臣，但是神宗跟王安石意见更一致，因此神宗掌权时，王安石官至宰相，各种变法措施都得以推行，司马光被贬出京都。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提起北宋王姓宰相，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王安石。那么，王安石是否属于“三槐王氏”呢？答案是否定的。王安石属于另一个名门大家“江西临川王氏”。

“三槐王氏”得以发展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皇帝的认可。王旦为相时，真宗皇帝就很依赖他，“帝久益信之，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而到了王旦之子王素为官时，当时的皇帝也认为自己跟王素是世交，关系非同一般：“素论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非他人比也。德用实进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

“三槐王氏”能在宋初发展壮大，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族中的先辈能够严于律己、树立榜样，才能将家风传承下去；在婚姻方面慎重选择，才能使得家族获得有力外援，而不是被姻亲拖累；不仅仅依赖荫补，反而发奋科考，才不至于在仕途上受限，坐吃山空；自身能力和品行优秀，同时也得到最高权力者皇帝的认可，才方便施展抱负。

“三槐王氏”的做法，对于现在的为人处世依然有着深远的启示。父母教育子女，不能仅仅空讲大道理，责骂逼迫，而是要以身作则，子女才会心服口服；婚姻方面即便不像过去那么讲究“门当户对”，但是也要慎重对待，处对象时要深入考察三观和人品；哪怕家里有一定积蓄和产业，也不能高枕无忧，对于新兴事物的了解不可少；除了重视自身修养外，处理好人际关系也很重要，一个贵人的帮助可能会减少自己很多无所谓的努力，而一个难缠的小鬼则可能让人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