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郡武康县人沈庆之是南朝刘宋时期的著名将领。他出身寒微，目不识文、手不知书，以耕田为生，直至三十多岁仍然不为人所知。在“士庶天隔”的门阀士族社会，他凭借军功跻身仕途，并在宋孝武帝时受封非皇室成员最高的爵位——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更在前废帝景和元年（465年）晋升为太尉，位极人臣，成为南朝第一位出身寒庶而官至三公的武将。他一生戎马倥偬，为刘宋中前期江山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晋宋之际，门阀士族开始走向衰落，寒人势力逐渐崛起。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嬗变，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门阀士族自身军事和行政能力下降。由于士族只凭出身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这使他们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日益堕落，耽于享乐，逐渐失去了军事指挥能力和处理政事的能力。同时高门士族深受魏晋以来玄学思潮的影响，崇尚玄虚，追求无为放达，以致于他们鄙薄行政事务，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相标榜，就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就导致他们的行政能力日益降低。另一方面，门阀士族轻视武事，东晋末年以来，虽然他们依然占据武官高位，但由于疏于武事、缺乏一线战斗经验，其军事指挥能力与作战能力严重衰弱。以刘裕为代表的寒人势力先后击败代表士族的桓玄、司马休之、刘毅等势力，虽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刘裕等寒人拥有长期积累的一线作战能力，以武力胜出。

桓玄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得知刘裕等人起兵，“忧惧无复为计”。由此可见他对刘裕等寒人武功的畏惧心理。与刘裕一同起兵讨伐桓玄的刘毅很清楚刘裕北灭南燕、南平卢循，武功卓著，他“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这种以“文雅”自矜的心态是高门士族的惯常表现，也是他们自视高贵的凭借。直至南朝，门阀士族轻武事、重文业的社会习气愈演愈烈。宋文帝元嘉年间，“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而宗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在崇尚文义的社会风气下，个别士族成员“好武”就成为另类，受到士族的蔑视。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有些士族人士甚至讨厌武职。南朝齐武帝时，通直散骑常侍丘灵鞠由领东观祭酒改领骁骑将军，但“灵鞠不乐武位”，对此义愤填膺。即使寒人以武功卓著官至高位者，也忌讳被称作将门。

刘宋名将沈庆之功高望重，其次子沈文季历任秘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子右卫率、侍中等清显官职。沈文季本人举止儒雅、风度翩翩，具备了士族的风范。但萧齐时“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后来褚渊说：“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要委以边事。”结果“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表面上看似乎是褚渊赞扬沈文季有军事才干，而实际上褚渊的本意是嘲讽沈文季其父沈庆之是凭借军功崛起的寒庶。

鄙薄武事是东晋南朝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观念，高门士族崇尚清谈和文义，一些寒人即使因军功获取官职，也受到门阀士族的鄙视。门阀士族崇尚文义、鄙薄武事的风尚，导致他们在东晋末年基本丧失了军事指挥能力。孙恩领导的暴动军“临阵击斩统兵镇压的第一流高门陈郡谢琰以后，东晋高门士族中将才竭绝已尽，此后直到陈朝，统兵大将绝大多数出自寒门，高门士族几乎完全丧失了军队的指挥权。”

其次，皇权开始重振。自东晋末年门阀士族的军事权力逐渐落入寒人手中。桓玄篡夺东晋皇位后，寒人刘裕联合一群身份不高的士族，打着挽救晋室危亡的旗号起兵讨伐桓玄。在此过程中他铲除了一部分与桓玄有关的高门士族如王愉、王绥、殷仲文等。其后，刘裕依仗平桓玄、灭南燕、定卢循等军事行动建立的军功，逐渐积累威望，他的目的已经由兴复晋室变成了“造宋”。由于目标不同，原本和他一起反对桓玄、挽救晋室的士族人士如诸葛长民、刘毅以及东晋皇室司马休之等也被逐步清除或逃亡国外，与刘毅关系密切的高门如谢混、郗僧施等人亦被铲除。在刘裕排除异己的过程中，一些门阀士族遭受重创。刘裕代晋称帝后为了巩固皇权，开始有意识地抑制门阀势力，由于他以军功得天下，所以牢牢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皇权开始重振。

为了避免东晋门阀左右皇权的局面重演，宋武帝刘裕不遗余力打击门阀豪族的嚣张势力，整顿朝廷纲纪，厉行土断、禁止隐匿户口、禁止私占山川湖泽等，会稽郡余姚县豪族虞亮因为藏匿流亡人口一千余人被诛杀，并且会稽内史司马休之被免官，因而“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这些国家政策抑制和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威权，从而加强了皇权。从刘宋开始门阀士族逐渐沦为皇权的附庸，顺应皇权者可以身居高位，依然保持高贵的地位，例如从刘裕起事后就一直尽心于他的士族褚叔度、王弘、谢晦、徐羡之等，在刘裕称帝后皆官至高位。但此时的门阀士族不仅已经失去了左右皇权的能力，而且如果皇帝对他们心怀猜忌或不满，就会轻易将他们除掉。

宋文帝即位后十几年内，将宋武帝任命的四位顾命大臣傅亮、谢晦、徐羡之和檀道济诛戮殆尽。出身琅琊王氏的著名高门士族王僧达自以为门第高贵、才华出众，本以为“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却一直未得重用而心怀不满。他高傲自负，蔑视皇权，年仅三十六岁就被孝武帝于狱赐死。出身陈郡谢氏的谢灵运自以为出身名门望族、才华横溢，会得到宋文帝的赏识和重用。结果“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他的消极抵抗并没有换来宋文帝对他的重用，结局更是以被弃市而凄惨收场。

作为一流高门的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的成员，因为不顺从皇权尚且会落得如此下场，一般士族的境遇可想而知。东晋时门阀士族只手遮天、控制皇权的局面永远成为了历史。谢灵运临死前写下“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这既是他写给自己的悼词，也是写给门阀政治时代的挽歌。随着皇权重振，即便是名门望族，也只有依附皇权才能生存。

第三，寒人开始兴起。刘宋政权对门阀士族的有意打压以及高门士族的堕落、放达和崇尚玄虚，为寒门庶人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皇帝为了限制门阀士族的权力，有意识地提拔一些寒人充当中书舍人、典签等，来掌管机要和控制地方军政长官。这些寒人因为有机会接触军国机要，其政治地位逐渐上升。高门士族不愿过问军政事务，但现实的国家治理与运行却必须有人去处理繁重的军政事务，因此只能由担任卑微官职的寒人去处理。

高门士族不屑为之的低级武职更为寒人仕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些寒人武将在刘裕平定卢循之乱、追讨刘毅等重要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卢循之乱的重要领导人物徐道覆就命丧蒯恩、刘钟等寒人之手；寒人孙季高攻占卢循重要根据地番禺，迫使卢循落荒而逃，不久自杀。寒人为了获取一官半职，在战场上大都能奋勇杀敌、血战沙场，所以他们为刘裕造宋立下许多战功，凭借军功加官进爵。时至“齐梁时代，高门士族虽然仍旧担任中央最高长官，高踞统治集团顶峰，但实权业已旁落下移，逐渐转移到地位稍低的士人或寒人之手。”

刘宋时期是士庶区别最严格的时代，同时又是士庶趋于混淆的时代，因为部分富裕的庶民通过贿赂官员将户籍改为士族、士庶不婚的禁锢逐渐被打破、富裕庶民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文化修养的提升等种种因素，促使寒人开始逐渐兴起，“在士族大肆宣扬‘士庶天隔’的同时，开始出现‘士庶不分’的局面”。

门阀士族衰落、皇权重振、寒人兴起是贯穿整个南朝的总趋势，但这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门阀士族历经几百年的积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享有的特权不可能瞬间丧失或被一纸诏令取消，他们营造出的高门士族高人一等的社会风气不可能迅速消解。因此，在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依然占据着高官显职，寒人凭借军功或者皇帝恩倖官至高位者寥寥无几，而凭借军功官至太尉的则只有沈庆之一人。沈庆之能够在“士庶天隔”的刘宋崛起并成为朝廷名将、国之重臣，离不开良好的外部机遇以及他自身的军事、政治才干和个人品行。

同众多寒人武士一样，沈庆之以低级武职开始他的军旅生涯，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沈庆之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阳省兄，伦之见而赏之。伦之子伯符时为竟陵太守，伦之命伯符版为宁远中兵参军。”沈庆之的兄长沈敞之当时担任赵伦之的征虏将军府参军，他去探望其兄，才有机会得到赵伦之的赏识，并得以出任赵伯符宁远将军府的中兵参军。赵伦之是宋武帝刘裕孝穆皇后的弟弟，从刘裕起兵之初赵伦之便追随他，刘裕建宋后他因佐命功臣受封县侯，因为外戚身份历任雍州刺史、护军将军和领军将军等要职。

沈庆之

赵伦之的儿子赵伯符是宋武帝的外甥，因屡有战功甚得宋武帝的嘉奖；在宋文帝朝他也历任领军将军、豫州刺史、护军将军等要职；他的儿子赵倩娶宋文帝的女儿海盐公主为妻，多被礼遇。沈庆之抓住机遇，以探望其兄为契机，接近赵伦之，从而获得了一介参军的卑微官职。在讨伐反叛的竟陵郡蛮民暴动时，沈庆之帮助赵伯符制定作战策略，多次击溃蛮民，赵伯符因此赢得将帅的称号。永初二年（421年），沈庆之从一介卑微的宁远将军府中兵参军晋升为殿中员外将军。很显然这得力于赵伯符的推荐，否则沈庆之可能无缘担任禁卫军府的官职。

元嘉七年（430年）右将军到彦之率众北伐，沈庆之跟随赵伯符出征。后赵伯符因病回归，沈庆之又隶属檀道济，这很可能也是出于赵伯符对沈庆之的推荐和安排，这都说明沈庆之与赵伯符之间的情谊。“士族凭借门第从流内十八班起家，‘寒微士人’依靠才学从流外七班起家”。殿中员外将军位居流外七班最高的第七班，再往上升迁就是士族起家的流内一班。也就说，沈庆之很快就官至寒微士人最高的官职，并且距离士族担任的流内一班仅有一步之遥。这不能不归功于赵伯符的荐举，这也是沈庆之能够崛起的重要契机和人生难得的机缘。

檀道济是宋武帝的四位顾命大臣之一，沈庆之在檀道济手下表现也很出色，檀道济回到京师后，在宋文帝面前称赞沈庆之忠诚谨慎、擅长军事指挥。于是宋文帝让沈庆之率领一部分禁卫士兵守卫皇宫的东掖门，并且得以出入禁省。这些人生际遇让沈庆之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其军事才能有了更多施展的机会，为他后来以军功崛起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唐燮军认为，沈庆之被任命为赵伯符宁远中兵参军的时间是在义熙十一年（415年）。这一观点可能不妥。沈庆之出任宁远将军府中兵参军是在赵伯符担任竟陵太守时，那么，赵伯符任竟陵太守是在何时呢？“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安北将军，镇襄阳”；“伦之在襄阳，伯符为竟陵太守”。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晋恭帝禅位于刘裕，改元永初，七月“后将军、雍州刺史赵伦之进号安北将军”。又，“永初二年，庆之除殿中员外将军”。据此可知，赵伦之进号安北将军、镇守襄阳是在永初元年，其子赵伯符就是在这个时候担任竟陵太守的；沈庆之前往襄阳省兄并受到赵伦之赏识，从而出任宁远将军府中兵参军，也应在永初元年（420年）。

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沈庆之被害身亡，“时年八十”。那么沈庆之起家时为三十五岁。《南史》和《建康实录》都记沈庆之“年四十，未知名”。“四十”应从《宋书》为“三十”。沈庆之在35岁才出任赵伯符的宁远将军府中兵参军，是他踏上刘宋政治舞台一个良好的机遇和开端。此后他多次跟随赵伯符伐蛮，并有机会隶檀道济北伐，积累了丰富的一线作战经验。当然，这一机遇只是为沈庆之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他能在刘宋政坛崭露头角、脱颖而出，依靠的还是他的个人能力。

沈庆之

在刘宋时期庶民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军功，沈庆之也不例外。卓越的军事才干为沈庆之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一月，孙恩在会稽发动叛乱，一直到元兴元年（402年）孙恩战败投水自尽，沈庆之当时尚未成年，他就跟随同族人参战，表现很勇敢，受到乡里称赞。沈庆之为刘宋政权做出的军事贡献主要集中在讨蛮和讨平宗室叛乱两个方面。在整个刘宋统治时期，伐蛮是国家稳固内部统治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沈庆之进入行伍以后，毕生最主要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这一事业上。

元嘉十九年（442年），雍州刺史刘道产去世后，他先前招抚的蛮族诸部大乱，征西司马朱修脩之讨蛮接连失利，朝廷任命当时的员外散骑侍郎沈庆之为建威将军，率军援助朱修之。朱修之有罪下狱后，沈庆之独自率军征讨，先后大破缘沔诸蛮和湖阳蛮，两次俘虏了一万七千余人。他因功晋升为广陵王刘诞北中郎将府中兵参军兼南东平太守，后调任武陵王刘骏抚军将军府中兵参军。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刘骏出任雍州刺史，沈庆之随同西上，当时蛮族四处暴乱，水陆道路阻断，刘骏无法前行。沈庆之率军再次大破群蛮，招降两万余人，刘骏才得以到达雍州的治所襄阳（在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襄阳城）。

当时的陨山蛮势力最强大，军队屡次进讨都不能攻克，也被沈庆之平定，擒获三万余人。沈庆之回到京师后，复为广陵王刘诞北中郎将府中兵参军兼南济阴太守。元嘉二十六年（449年），雍州蛮民再次大规模暴动，沈庆之统率两万人的军队大举讨伐。以往伐蛮总是在山下扎营来进逼诸蛮，因此蛮民得以依仗山险，居高临下用箭矢、石头攻击军队，是以伐蛮屡次无功。沈庆之考虑到前一年蛮民粮食大丰收，以前所用围困的策略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于是改变战术，让士兵“斩山开道，不与蛮战，鼓噪上山，冲其腹心，先据险要，诸蛮震恐，因其惧而围之，莫不奔溃”，达到了不战而胜的效果。

沈庆之在蛮族中威名远播，由于他患有头风，喜欢戴狐皮帽子，蛮民厌恶，称他为“苍头公”，每当见到沈庆之的军队，都会畏惧异常地哀叹“苍头公已复来矣”。南新郡蛮帅田彦生率部曲六千余人反叛，攻破郡城，将城内的仓库和官府化为灰烬，屯据白杨山，沈庆之率军经过浴血奋战讨平暴动。这次战斗临阵杀死三千多人，生擒两万八千余人，招降两万五千人。沈庆之在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年内基本平定了雍州蛮民暴动，并将前后俘获的人口移居京邑，作为营户。在这三次大规模伐蛮战斗中，沈庆之不仅是战争参与者，更是主要指挥者。刘宋重要将领宗悫、柳元景等都曾在这些战役中受沈庆之指挥。

他连战连捷，“为众军节度”，是其军事指挥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政治地位上升的表现。元嘉二十九年（452年），新蔡郡蛮民暴动，劫掠公私船只，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统率江、荆、雍、豫诸州军队讨伐。元嘉三十年（453年），缘江蛮又暴动，宋文帝派遣沈庆之等讨伐，受武陵王刘骏节制。大明四年（460年），西阳郡五水蛮暴动，沈庆之统率诸军进讨，攻战数年，全部平定，擒获数万人。沈庆之在上述伐蛮战争中前后获得人口十多万人，为兵力匮乏的宋军补充了部分兵力。随着宋文帝北伐战略的推行，荆雍之地成为北伐重要的大后方，沈庆之多次平定荆雍地区蛮乱为宋北伐提供了有力保障。更重要的是沈庆之多年伐蛮，加强了刘宋政权对雍州、江州、荆州等地蛮族的统治，稳固了国内的统治秩序，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沈庆之

沈庆之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还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由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军队南下骚扰，造成汝南郡残破。宋文帝意欲出师北伐，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劝谏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沈庆之反对北伐的理由主要有三个：北魏军队以骑兵为主，刘宋军队以步兵为主，骑兵的战斗力远远胜过步兵；檀道济和到彦之都是名将，元嘉七年（430年）的北伐尚且大败而归，此时的王玄谟等将领还不如檀道济和到彦之，更不是北魏军队的对手；当时的军队也不如元嘉七年（430年）时的军队战斗力强。所以沈庆之预言北伐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会给王师造成更大的损失。

唐朝史家李延寿称赞说：“观夫庆之言，可谓达于时变。”“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沈庆之亲身参加过元嘉七年（430年）的北伐，很清楚当时北强南弱的军事态势，而且对当时的惨败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上大举北伐，举朝为不可，唯湛赞成之。”这说明沈庆之的观点是符合实情的。令人遗憾的是宋文帝执迷不悟。战争的结局果如同沈庆之的预言以失败告终。“十月，魏军大举南下反击，除东阳城、彭城、盱眙等极少数城镇的守军顽强固守外，大多数‘城邑皆望风奔溃’。十二月，魏军兵临长江，京师建康一片恐慌。”魏军“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 “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青、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再次打算北伐，鲁爽等劝谏不从，太子中庶子何偃认为此时北伐，存在各方面困难，是“亏根本以殉边患”。沈庆之也固谏，宋文帝仍固执己见，并且将沈庆之排除在北伐将领之外。但这次北伐，刘宋的实力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相比更是远远不如，自然又以失败告终，徒使刘宋经济、军事实力更加衰弱。史家沈约评论说：“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可见宋文帝此次兴兵北伐是相当不理智的行为。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七月，刘宋大举北伐，宁朔将军王玄谟为前锋，率水军一万进入黄河，辅国将军萧斌为统帅。王玄谟率军围攻军事重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镇），久攻不下。魏军大举南下反攻，宋军溃败而逃。萧斌欲斩王玄谟，辅国司马沈庆之劝谏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凶悍，本非王玄谟能敌，且临阵斩将，是为自弱。萧斌听从了沈庆之的建议。无论是战前的双方实力判断，亦或是战中阻止萧斌临阵斩将，都显示出沈庆之对战争局势的精准判断。他能从全局出发对战争形势作出预判，又能在战役中避免意气用事，以清醒的头脑分析战争局势。因为前军溃退，萧斌打算死守另一军事重镇碻磝（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南岸，碻磝津东）。沈庆之反对说：“夫深入寇境，规求所欲，何可久住。今青、冀虚弱，而坐守穷城，若虏众东过，清东非国家有也。碻磝孤绝，复作朱修之滑台耳。”

这时传来宋文帝的诏令，不许后退；诸将也都赞成坚守碻磝。萧斌征求沈庆之的意见。沈庆之说：“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节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议何施。”萧斌和在座的将领都笑着说：“沈公乃更学问。”沈庆之严厉地说：“众人虽见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王玄谟因为败退，主动请求戍守碻磝。事后宋文帝对沈庆之说：“河上处分，皆合事宜，惟恨不弃碻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复违诏济事，亦无嫌也。”

在元嘉七年（430年）第一次北伐时，到彦之大败而归，命司徒从事中郎朱修之守卫滑台。结果滑台被魏军围困数月，守军粮尽，滑台城失陷，朱修之被俘。项羽不听取谋士范增的建议，在楚汉战争兵败自杀，遗笑千古。这件事情说明，沈庆之虽然目不识丁，但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他很善于学习古今的经验教训，并能灵活运用，所以能胜过饱读典籍的士人。

刘骏

除了伐蛮外，沈庆之对刘宋政权的另一重要功绩是平定宗室之乱。刘宋皇室内乱颇多，为了争权夺利，弑父杀兄、手足相残之事屡见不鲜，出身寒庶的沈庆之依附皇权崛起，在朝廷“讨逆平乱”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太子刘劭弑宋文帝自立，沈庆之劝宋文帝的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伐刘劭，刘骏说：“家国安危，皆在将军”，将讨逆军交给沈庆之全权指挥，沈庆之不负所托，迅速整合兵力，很快内外皆齐备，“人以为神兵”。在沈庆之等人的拥立下，刘骏登基为帝，是为孝武帝。刘骏即位后，晋升沈庆之为禁卫军长官——领军将军，不久出任都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因为沈庆之在“伐逆定乱”中立下首功，孝武帝封他为南昌县公，食邑三千户。

元嘉三十年（453年）刘劭弑逆后，讨伐刘劭的皇室力量主要有三支，即武陵王刘骏、竟陵王刘诞以及他们的叔叔南郡王刘义宣，这三股力量在讨伐刘劭时出于共同利益暂时结盟，但在刘劭伏诛之后，这个原本就各怀心思的松散联盟很快解体，并迅速走向对立。孝建元年（454年）二月，南郡王刘义宣集团的豫州刺史鲁爽举兵反，不久荆州刺史刘义宣、江州刺史臧质并反。刘义宣等“有荆、江、豫、兖四州之力，威震天下。”

孝武帝派遣沈庆之率军讨伐鲁爽，四月沈庆之率军大破鲁爽于历阳，他麾下的薛安都临阵斩杀鲁爽。鲁爽是刘义宣集团主要头目之一，“爽累世将家，骁猛善战，号万人敌；义宣与质闻其死，皆骇惧”。他的战败被杀对于刘义宣集团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为迅速平定这次叛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六月，叛乱就被全部平定。沈庆之因功晋升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为始兴郡公，这是皇弟皇子之外最高的封爵。

孝建二年（455年），沈庆之坚决请求辞职，得到孝武帝的批准。竟陵王刘诞是孝武帝的六弟，在讨伐刘劭和平定刘义宣等的叛乱中都立下大功，然孝武帝生性猜疑，因而对刘诞很是忌惮。大明三年（459年）四月，孝武帝任命垣阆为兖州刺史，率军偷袭刘诞，刘诞举兵抗击，垣阆兵败被杀。孝武帝再次起用沈庆之，任命他都督南兖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率军去镇压刘诞。当时接连不断下大雨，一直无法攻城。七十二岁高龄的沈庆之，“每攻城，辄身先士卒”。直至七月，才攻陷广陵，斩杀刘诞。孝武帝晋升沈庆之为司空，沈庆之再次坚决推辞。大明八年（464年），孝武帝刘骏驾崩，遗诏国家大事与沈庆之参决，若有大的军事行动，都要委任沈庆之。

沈庆之从永初元年任赵伯符宁远府中兵参军至景和元年任太尉的四十五年间，他为刘宋政权南征北讨，先后十多次讨蛮获胜，使诸蛮闻之而色变；率军讨伐刘劭弑逆，参与平定南郡王刘义宣、竟陵王刘诞、义阳王刘昶等宗室势力，为刘宋中前期的统一与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这一时期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将领。沈庆之军事才干突出，功勋卓著，所以先后得到赵伦之和名将檀道济称赞，萧斌也认为他很熟悉军事。沈庆之智勇双全的卓越军事才干是他从一介寒人崛起的基础和根本原因。

沈庆之

沈庆之并不只是一介武夫，而是深具敏锐的政治和战略眼光，这一政治才干让他在错综复杂、险恶多端的官场顺利升迁。

刘宋皇室内讧频发，皇室之间相互猜忌、相互倾轧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只有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才能在这样风云激荡的政坛上生存。沈庆之能够实现从寒微庶人到官至太尉的飞跃，他准确判断政治局势的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沈庆之担任殿中员外将军时，领军将军刘湛曾打算拉拢他，以官职相引诱。沈庆之断然拒绝说：“下官在省十年，自应得转，不复以此仰累。”元嘉七年（430年）三月到彦之率众北讨，元嘉八年（431年）二月檀道济撤军而归。从永初二年（421年）沈庆之担任殿中员外将军，其后参与北伐一年，出戍钱塘新城时间不明。沈庆之所说“在省十年”，可能并非实际任职年限，而是取了一个“十年”的整数。

“太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彭城王义康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十二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既至，上间。”刘湛拉拢沈庆之大致在元嘉十二年（435年）前后。南阳郡涅阳县人刘湛出身高门，他的祖父刘耽、父亲刘柳在东晋都官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是禁卫军长官，刘湛正是沈庆之的直属上司。沈庆之拒绝刘湛的笼络说明他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因为这其中牵涉到宋文帝刘义隆与其四弟彭城王刘义康之间的角逐。宋文帝自幼“有虚劳疾，寝顿积年”，因此元嘉六年（429年）刘义康便入朝辅政。他“专总朝权”，内外之事皆一人专决施行。“义康素无术学， 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行迹”。因此遭到宋文帝的猜疑，自元嘉十六年（439年）秋天起宋文帝“不复幸东府”。而刘湛党附刘义康，在刘义康专擅朝政时，他“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

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刘湛及其同党被诛，刘义康被逐出朝廷，软禁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东）。沈庆之拒绝刘湛的笼络，一方面是他“忠君”的体现，另一方面，亦是表明他拒绝成为刘义康的同党。由于宋文帝病情很严重，一度出现病危，他的儿子又年幼，刘湛主张一旦宋文帝驾崩就拥立年长的刘义康为帝。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立场的选择是非常微妙和困难的。在刘湛被杀的五六年之前，沈庆之就拒绝了他的拉拢，并坚定站在了宋文帝一边，事实证明这是极为明智的。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宋文帝下诏清除刘义康的同党刘湛等人。刘湛被捕的当晚，宋文帝召见沈庆之，沈庆之一身戎装进见。宋文帝警惕地问他：“卿何意乃尔急装？”沈庆之说：“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宋文帝派遣沈庆之收捕刘湛的同党、吴郡太守刘斌，将其诛杀，因功迁为始兴王刘濬的后军行参军。

这次沈庆之的表现说明他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并颇有识见。这个事件让沈庆之得到了宋文帝的赏识和信任，所以委任渐重。刘濬是宋文帝的次子，“母潘淑妃有盛宠。时六宫无主，潘专总内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爱，太祖甚留心。”沈庆之出任刘濬的行参军，可见宋文帝对他的宠信。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沈庆之分别担任过宋文帝第六子竟陵王刘诞与第三子武陵王刘骏的中兵参军，多次以将军身份率军平蛮乱。正是因为他在宋文帝和刘义康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才使他的仕途更加坦荡。

刘骏

在太子刘劭与武陵王刘骏的争夺中，沈庆之又正确地选择了刘骏。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刘劭弑宋文帝篡位，武陵王刘骏的第一反应是让沈庆之将进攻蛮民的军队召回。刘劭派人送密信给沈庆之，让他杀死刘骏。沈庆之请求进见，刘骏假装有病不敢见。沈庆之闯进去将刘劭的密信呈给刘骏，刘骏仍然心存狐疑。在沈庆之的劝谏下，刘骏才决定举兵讨伐刘劭。但刘骏的军府主簿颜竣认为，刘骏独自起兵，与刘劭的朝廷相比众寡不敌，这是冒险之举，应该等待其他军镇起兵后再出兵。“庆之厉声曰：‘今方兴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参预，此祸至矣，宜斩以徇众。’帝曰：‘竣何不拜谢。’竣起再拜。庆之曰：‘君但当知笔札之事。’于是处分，旬日内外整办，时皆为神兵。”可见刘骏性格之怯懦与优柔寡断，沈庆之严厉训斥主簿颜竣，体现了他一往无前的决心，从而坚定了刘骏的信心。

在进讨刘劭的部署上，沈庆之更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时沈庆之说：“萧斌妇人不足数，其余将帅，并是所悉，皆易与耳。东宫同恶不过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为用力。今辅顺讨逆，不忧不济也。”沈庆之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切中肯綮。这种战略眼光也证明沈庆之不愧是刘宋时期杰出的将帅。四月，刘骏任命沈庆之为征虏将军、武昌内史兼任军府的司马，让他率军讨伐刘劭。到达寻阳，沈庆之和柳元景劝谏刘骏称帝。刘骏登基，是为孝武帝，沈庆之因拥戴之功，晋升为领军将军，受封为南昌县公。

从这时候开始，沈庆之从一个普通武将跃升为国之肱股，成为皇帝器重的心腹与重臣，后来国家历次重要军事行动如平定刘义宣、刘诞等宗室叛乱时，沈庆之都在其中担任主要指挥，为政局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孝武帝刘骏给予沈庆之诸多礼遇，如给恤吏五十人、门施行马等。“恤吏”指“官府中供使役之人”，“行马”是古代置于建筑物门前拦阻人马的一种木制警戒设施，“门施行马”是特许可以在宅第门前设置“行马”，是一种皇帝许以优崇的表示。这表示沈庆之开始进入国家政治核心，成为对刘宋君主所信赖的柱石。

孝武帝刘骏生性多疑，阖朝上下“莫不重足屏气，未尝敢私往来”。沈庆之看清了孝武帝多猜忌的秉性，急流勇退，在孝建二年（455年）他就因为年满七十，坚决请求致仕，孝武帝同意了。不久孝武帝又任命他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沈庆之又执意推辞，孝武帝不同意，沈庆之数十次上疏推辞，“乃至稽颡自陈，言辄淇涕”。孝武帝无奈才批准，让他以郡公的身份回家。大明元年（457年），孝武帝再次任命他以上官职，沈庆之又坚决推辞了。然而，沈庆之毕竟武功卓著，刘骏再遇战事时仍不得不重新起用他，大明三年（459年）派遣沈庆之率军进讨竟陵王刘诞。在这次战争中，沈庆之谨小慎微，不敢与刘诞有丝毫接触，“诞饷庆之食……庆之不问，悉焚之”，“诞于城上授函表，请庆之为送……庆之曰：‘我奉诏讨贼，不得为汝送表。’”

刘诞清楚孝武帝多猜忌，故意实施挑拨之计，沈庆之的表现说明他很慎重、不留把柄。他“每攻城，辄身先士卒”，是为了显示他对孝武帝的忠诚。平定刘诞后，孝武帝晋升沈庆之为司空，沈庆之又坚决辞让。尽管沈庆之如此小心谨慎，但孝武帝仍对沈庆之颇有微词，大明末年，孝武帝“以沈庆之才用不多，言论颇相蚩毁”。可见沈庆之的小心谨慎实在是必要之举。沈庆之一再辞让开府仪同三司和司空，竭力降低存在感，就是为了避免招致孝武帝的猜忌，以免杀身之祸。他“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但“非朝贺不出门”。前废帝继位后，沈庆之更为谨慎，“每朝贺，常乘猪鼻无幰车，左右从者不过三五人。骑马履行园田，政一人视马而已。每农桑剧月，或时无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

柳元景

他还态度坚决地辞让刘子业所赐的三望车、几杖等。有一次大臣颜师伯和柳元景去拜见他，沈庆之看到他们“鸣笳列卒满道”的盛大场面，沈庆之还提醒他们富贵难守，应“共思损挹之事”。不管是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作抉择，还是对皇帝心思的揣测以及对自己“树大招风”的警惕，都体现出沈庆之对所处环境及自身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审时度势的政治眼光使他仕途顺遂，居安思危的思想使他免去了许多祸端。当然，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提前预料，沈庆之最后被前废帝赐死一事，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并非完全靠人力所能左右，暂且不论。

沈庆之顺利仕进还得力于他忠勇有义的个人品质。对于官员而言军政才干必不可少，但对于皇帝而言官员的忠诚更为重要。南朝皇权开始重振，东晋皇权被世家大族左右的处境一去不返。在这种形势下，依附皇权成为士人加官进爵的必由之路。沈庆之仕宦的成功正是通过依附皇权实现的，而依附皇权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忠诚。与忠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勇，忠而无勇，忠便没有价值；勇而无忠，便不能取信于人，就算出于一时之需而用之，亦不能长久。沈庆之正是一位忠勇兼备的将领。檀道济在元嘉八年（431年）向宋文帝推荐沈庆之时，便称他“忠谨晓兵”；在宋文帝和刘义康的斗争中，沈庆之选择忠于皇权，拒绝了刘义康党羽刘湛伸出的橄榄枝，此后沈庆之逐渐见信于宋文帝。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沈庆之固陈不可，也毫不避讳地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能有勇气当着一心北伐的宋文帝之面直言宋之弱势、北伐将会失败的臣子在宋文帝朝是十分少见的。在宋文帝高谈阔论北伐必胜，并令大臣江湛、徐湛之与沈庆之辩论北伐可行时，沈庆之甚至敢说“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宋文帝听后也仅是哈哈大笑，却不降罪于他。宋文帝猜忌之心颇重，每逢战事，他都“遥制兵略”，将领们在攻战时，也“莫不仰听成旨”。由此可见，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沈庆之主张放弃碻磝而违抗诏令，体现出他谋略过人的同时，更体现出他非同一般的勇气，而宋文帝并未因此对他生疑，反而事后自责不已，并对沈庆之慰勉有加。正因为沈庆之对宋文帝忠心不二，才使多疑的宋文帝依然信任沈庆之。

元嘉十七年（440年）至元嘉三十年（453年）期间，沈庆之担任过始兴王刘濬后军行参军、广陵王刘诞北中郎中兵参军（两任）、武陵王刘骏抚军中兵参军、太子步兵校尉，这几位皇子在宋文帝诸位皇子中较有影响力，且都对后来的政治局势有过相当影响，按当时的形势来看，沈庆之投靠于任何一位皇子都会有光明的前途，沈庆之之所以拥立刘骏，与其依附皇权、为国尽忠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太子刘劭弑父篡位，这在皇权政治中实属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虽然沈庆之曾任太子步兵校尉，与刘劭也有部属关系，并且刘劭也密令他杀害刘骏，但沈庆之并未听从他的调遣，而是坚决站在了刘骏这一边。这是因为沈庆之“受先帝厚恩”，如果听命于刘劭，则是不忠；沈庆之当时恰与刘骏同讨蛮乱，跟从刘骏讨伐刘劭属于“辅顺讨逆”，符合古人忠君爱国的思想传统；宋文帝长子刘劭与次子刘濬都参与弑逆，而刘骏是宋文帝的第三子，是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此情况下，沈庆之坚决支持刘骏，甚至在刘劭遣沈庆之的门生钱无忌游说于他时，毫不留情地将钱无忌逮捕，交给刘骏处置。沈庆之的坚决拥立获得了刘骏的信任。当然，孝武帝刘骏生性多疑，后来不可避免地也对沈庆之有了猜忌之心，但从总体上看，整个孝武帝当政时期，沈庆之一直保持着朝廷股肱之臣的身份，每逢重要战事依然以沈庆之为统帅，这是他尽忠于皇权的结果。

忠勇之外，沈庆之也是有义之人。大明元年（457年），徐州刺史申坦因讨伐任榛亡命无功要被“弃市”，“群臣为之请，莫能得”。准备行刑时，沈庆之搂抱住申坦恸哭说：“卿无罪，为朝廷所枉诛”，行刑者将此事禀告孝武帝，申坦得以保全了性命。大明三年（459年）征讨竟陵王刘诞时，孝武帝下令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之下全之”。皇帝对觊觎皇位和对皇位构成威胁的人向来不留余地，且刘诞在被诛前痛斥孝武帝忘恩负义并揭露他宫帷之丑，令孝武帝恼羞成怒，下令屠城泄愤。沈庆之在进攻刘诞时因多日大雨耗时过长，原本就已经引起了孝武帝的猜疑，孝武帝多次严令沈庆之迅速攻城，“上每玺书催督之，前后相继”。孝武帝本就“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沈庆之此时向孝武帝进言保全部分百姓，体现了他的仁义之心，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可谓义勇双全。前废帝时，沈庆之的族人有数十人为祸乡里，深为士民所患，沈庆之“诡为置酒大会，一时杀之，于是合境肃清，人皆喜悦”。在古代宗法社会，强大的宗族势力是官员的有力后盾和凭借。这种非但不仗势欺人反而大义灭亲的行为更是难能可贵。景和元年（465年），前废帝诛戮群公，刘子业的宠臣袁顗“宠待顿衰”，他害怕有性命之忧，“诡辞求出”。因大明末孝武帝对沈庆之颇有微词时，袁顗曾向孝武帝陈述“庆之忠勤有干略，堪当重任”，是以沈庆之“怀其德”。此时袁顗有难，沈庆之“为固陈，乃见许”。袁顗还曾在孝武帝面前为太子刘子业美言，“前废帝深感”，但顷刻之间袁顗已不被刘子业宠信。沈庆之旁观袁顗的遭遇，应当也有兔死狐悲之感。何况景和以来，前废帝凶暴毕现，沈庆之应更加谨慎才是，但他仍反复为袁顗求情，可见沈庆之之感恩与前废帝之感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后，前废帝“凶暴日甚，庆之犹尽言谏争”，前废帝心生不满，沈庆之因此深惧危祸，闭门不出。但尽管如此，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前废帝诛宁朔将军何迈时，沈庆之仍前去进谏。因刘子业下令将必经之路上的桥悉数关闭，他“不得度而还”。此后不过几日，沈庆之也被刘子业赐死。刘子业多行杀戮事，王玄谟多次谏诤，沈约称赞他：“能冒履不测，倾心辅弼，斯可谓忘身殉国者欤。”沈庆之虽惧危祸但仍毅然进谏，又何尝不是抱忠以没、忘身殉国呢？

沈庆之

综上所述，沈庆之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他顺应时代潮流，并凭借自身军政才干、忠义品质等因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沈庆之自身而言，在皇权复振的刘宋，他选择依附皇权，这保证了他“政治正确”，因此颇得皇帝信任和重用；同时，刘宋时兵戈迭起、屡兴战事，而士族的军事指挥能力下降且被皇帝有意识抑制，此时拥有卓越军事才干且出身寒微的沈庆之就成了朝廷愿意倚重的对象。沈庆之还深谙生存之道，审时度势、进退有度，既能在适当的时候崭露头角，为皇帝排忧解难，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功成身退，减轻皇帝疑虑，降低生存风险。沈庆之忠勇有义的个人品行，也为他树立了良好口碑，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争端。

沈庆之所具有的这些品质和自身条件，是当时时代所造就的，也是皇权所需要的。沈庆之等寒人势力在刘宋的崛起是皇权重振的结果，这表明皇帝开始逐渐摆脱门阀士族的摆布，自主选拔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同时为了压制门阀士族的势力，皇帝也有意识提拔寒人和低级士族管理国家事务，逐步削弱门阀势力。南朝伊始，皇权重振、门阀士族衰落与寒人兴起是三个同时并行的趋势，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堕落加速了皇权重振、寒人兴起这一历史趋势，而寒人的兴起又反过来助力皇权伸张，使门阀士族势力进一步削弱，三者共同发展，推动社会走向新的时代。

但是，这种演变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它虽然为寒人仕进提供了些许机会，但是能否抓住这种机会，最重要的依然是个体自身因素。时代的机遇对身处其中的人都是公平的，沈庆之之所以能凭借军功荣升高位，并带领其家族崛起为新兴士族，是因为他具备了那个时代所要求的能力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