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1875年杨振德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的一个仕宦家庭。杨家世代经商，祖上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然而到了她的父辈，父亲却一心想投身仕途，遗弃了祖业，家道逐渐衰落。
年少时杨振德随父母搬至广西，父亲依靠在县衙获得的小职务维持生计。尽管生活清贫，但一家人总算能过得平安无虑，父母宠爱，温馨和谐。没想到命运给她重重一击——14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杨振德孤身一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她翻开父亲遗留的《伤寒论》，从中汲取治病救人的知识，决心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立志成为一名医者。她刻苦自学，日复一日，笔耕不辍。渐渐地杨振德在当地小有名气，成为了邻里信赖的医生。每次为乡民们治病时，她都会细心诊脉，力求不让任何人痛苦。那时杨振德的心中埋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念：治病救人，普济众生。
正是在这个时期，杨振德遇到了她一生的伴侣——邓廷忠。他年轻时考中武进士，步入了军队，并逐步晋升至参将之职。他勇猛刚毅，忠诚勇敢，深得冯子材提督的器重。1900年时值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邓廷忠奉命入京护驾，历尽艰险，立下赫赫战功，随后被擢升为南宁镇台，统兵戍边。在军中，他以铁血忠诚著称，但在家庭中，他却显得有些冷漠，特别是对于女儿的到来，心生不悦。
1900年，杨振德与邓廷忠结为夫妻，成为了镇台夫人，这样的荣华并未能改变杨振德的本性，她依旧忙碌于行医和照顾家庭，毫不炫耀自己作为高级武官妻子的身份。对于她而言，救人于病痛才是她的使命。她常常一边料理家务，一边接诊病人，时而为病人开药方，时而为他们诊脉，哪里需要，她就去哪儿。
邓颖超与周恩来
婚后杨振德与邓廷忠的关系一度平稳，但她从未放弃自己的行医事业，这在当时的女性中是少见的。1904年邓廷忠和杨振德迎来了第一个孩子——邓颖超。邓廷忠坚持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打算把女儿送走。杨振德得知后拿起菜刀对丈夫怒吼：“除非先杀了我，否则我绝不允许你送走玉爱！”邓廷忠被震住，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夫妻关系却因此变得紧张。
几个月后，邓廷忠因支持反法战斗，被诬陷“欺君”，被流放到新疆。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杨振德决定等丈夫归来。为了帮丈夫渡过难关，她卖掉家中首饰为其筹集盘缠。
邓廷忠流放后，杨振德和女儿相依为命，生活陷入困境。官府禁止她继续行医，母女俩不得不四处流浪。最初她们去了昆明，但因不愿依赖亲戚，只得去了广州和上海，这些地方都没有给她们带来安定的生活。
邓颖超
终于她们收到了邓廷忠的三哥邓元圣的来信，邀请她们前往天津。可到达后，杨振德才发现，邓元圣自己都没有工作，原以为她手里有丈夫留下的财产。所幸，她在天津结识了邓廷忠的老乡，获得了育婴堂的校医职位，每月收入十块大洋，足够维持生计。
为了让邓颖超不再做童工，杨振德找到了一份更高薪的戒毒所工作，月收入三十块大洋。母女俩的生活终于趋于安稳。三年后，邓廷忠即将归来，杨振德欣喜万分，但她未能等到团圆的那一刻。邓廷忠在返程途中病逝，永远没能见到妻女最后一面，享年仅49岁。
196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密云水库
邓廷忠死后杨振德彻底失去了家庭的依靠，此后杨振德带着女儿邓颖超来到天津，原以为三哥会帮忙安顿，没想到他生活困顿，连自己都难以维持。失望之余，杨振德只能依靠邓忠庭的老乡，在育婴堂找到一份校医的工作，薪水不高，但足以糊口。为了接济邓忠庭的前妻和孩子，7岁的邓颖超也开始在编织厂里帮忙，每天织毛巾赚几个铜板。杨振德一边教女儿读书，一边继续为病人看诊，勉力维持生计。
不久后杨振德获得了在戒毒所工作的机会，薪水提高至每月30元。她希望邓颖超能专心读书，渐渐放下了家庭的重担。此时，邓忠庭期满归来，但途中病重去世，杨振德与女儿再次成为彼此唯一的依靠。
邓颖超与母亲杨振德合影
1913年，杨振德进入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办的平民学校。虽然没有工资，但这里的进步思想让她深受启发。她在这段时间开始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而邓颖超也在母亲的影响下，逐渐树立了自我奋斗的信念，平民学校因参与改革遭遇打压，校长陈翼龙被捕，杨振德亲自参与了营救与葬礼。这个事件让她明白，革命道路充满牺牲，但她依然选择继续前行。
随着学校的关闭，杨振德带着邓颖超回到天津，生活依旧艰难。她依靠多个兼职工作维持生计，并全力支持邓颖超继续求学。邓颖超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虚报年龄成功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终于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邓颖超的哥哥们相继因病去世，家中只剩下母女俩。她目睹母亲处理亲人的丧事，逐渐培养起细致入微的照料与责任感，这为她后来的革命工作埋下了深厚的根基。杨振德和邓颖超，尽管生活充满波折，但母女俩凭借坚强的信念和无尽的爱，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1919年，15岁的邓颖超投身五四运动，加入了激荡的爱国浪潮。在这场运动中，她遇到了21岁的周总理。周总理那时已是风华正茂，气度非凡，犹如诗中描述的“举觞白眼望青天”，无论言谈举止都透着不凡气质。邓颖超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却在台上发言时闪耀光芒，吸引了周总理和其他人的目光。
两人很快走得近，彼此间的默契与吸引力日益加深。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见过周总理，认为他才俊出众，还怀抱理想，沉稳有度。杨振德在不知不觉中促成了他们的关系，但两人约定：在革命期间，不谈私情。
从1919年相识，到1925年携手步入婚姻，整整六年时间，他们一直是革命中的伙伴与战友。无论是策划行动，还是组织群众，他们彼此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革命的斗志让他们的关系得以稳固，但又始终没有放下对家国责任的坚持。六年间，他们几乎没有公开讨论个人的感情生活，然而两颗心却在这段漫长的共同奋斗中不知不觉地靠得更近。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延安
1925年夏，邓颖超前往广州找周总理，两人终于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8月8日，他们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婚礼，正式结为革命伴侣。这段婚姻并没有普通爱情故事中的浪漫铺陈，而是以两个人的信念与理想为基石的结合。
对于杨振德来说，女儿能够与周总理结为夫妻，无疑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事情。她看到自己的女儿找到了一个有抱负、有情怀的丈夫，一个真正能够与她并肩作战、共同为民族未来奋斗的革命伴侣。杨振德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她从心底为女儿和周总理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与安心。
周总理和邓颖超结婚后，杨振德始终陪伴在他们身边。尤其在邓颖超经历两次怀孕并接连流产的痛苦时，周总理因工作繁忙无法常伴左右。每当邓颖超情绪低落、身体虚弱时，杨振德便成了她最大的依靠，细心照料，安抚她的情绪。对于母亲的无私奉献，周总理深感感激与愧疚。
杨振德
1927年周总理带领工人发动了第三次工人起义，并成功占领了上海，然而在蒋介石的背叛下，北伐军进入上海，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局势变得异常危急，周总理无暇顾及邓颖超，只能将妻子托付给岳母杨振德，确保她的安全。
杨振德带着刚刚流产的邓颖超一路奔波，先后抵达武汉，暂时栖身于李富春和蔡畅的家中。但武汉局势动荡，白色恐怖笼罩，杨振德不得不再度带着女儿逃回上海，并迅速转入地下工作。
1931年冬，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56岁的杨振德随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总理来到江西。经历了多年战乱与颠沛，杨振德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常常生病。她遇到了傅连暲医生，苏区著名的医学专家，傅医生为她看病，妻子刘赐福也在饮食上精心照顾。
合照
两家渐成好友,傅连暲将自己所有的家产和福音医院捐献给了红军，并担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杨振德凭借自己对中医的熟知，投身医院，开始为红军战士和当地民众看病。
然而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撤退。邓颖超和周总理为了继续革命事业不得不离开，杨振德则再次开始了孤独的流亡生涯。她劝慰女儿：“革命应该坚强，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身体。”这句话成了她坚强的座右铭。
1932年，他们终于一同前往中央苏区。然而，那里物资匮乏，生活困苦。为了不拖累女儿女婿，杨振德自愿在医院工作，还创办妇女扫盲班，教当地妇女识字。她还通过宣传苏维埃婚姻法，帮助群众解决矛盾，很快赢得了村民的喜爱，大家称她为“杨奶奶”。
合照
然而，严酷的战争环境依旧考验着他们。在一次骑马事件中，周恩来因缺盐摔伤了。杨振德听闻后，为了救丈夫，她不顾危险开始挖硝土换取盐。这一天，她在废弃的茅坑墙发现了大量硝土，然而，墙体突然坍塌，她被埋进了坑里。姐妹们赶紧将她送到医院，邓颖超和周恩来也赶来。周恩来既感动又愤怒，发誓不让岳母再冒险。
1935年杨振德在南昌被捕，关押在九江。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她的身份迫使周总理和邓颖超脱党，然而杨振德毫不妥协：“你们蒋委员长的儿子都在苏联参加共产党，怎么不管他？”面对她的冷言冷语，国民政府束手无策。
抗战爆发后，国共二次合作，提出释放被捕的政治犯，需有担保人。杨振德毫不犹豫地对敌人说：“我无亲无故，没人担保，要放就放，不放也无所谓。”她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被安置在九江的一座尼姑庵中。周总理得知后，亲自前去探望，并将此事写信告知正在北京养病的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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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日军逼近九江，占领芜湖，党组织将杨振德辗转接到武汉。战争的阴云遮蔽一切，杨振德随后被疏散回到湖南，这是她五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之后，她又辗转至桂林、贵阳，最终抵达重庆。母女终于团聚，却也只能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
在重庆，杨振德继续她的行医生涯，凭借为百姓治病积攒了极高的声誉。她只收取象征性的药费，甚至治好了周总理的疟疾。蒋介石得知后，亲自送上锦旗，以表敬意。
但长年战乱与颠沛流离让她的身体逐渐虚弱。1940年11月18日，64岁的杨振德因病去世。临终时她对邓颖超轻声说：“小超，我要回家了，你们不要难过……”这些话至今仍深深刻在邓颖超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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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生虽充满艰难，但她的坚强与无私却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周总理与邓颖超为母亲的离世发出了讣告，重庆各界人士纷纷吊唁。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成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后升任政协主席，成为唯一一对同为正国级的夫妻。杨振德的一生虽简单，却不平凡，她的坚韧和无私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文章信源&参考资料：
《名人的母亲》：华龄出版社 ，1990版；
《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