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3日，“热河危机”爆发后，胡适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共同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说:

如果热河和东三省一样不战而失，对内对外，中央都难逃罪责，希望蒋公重视起来，保卫热河。

看到这封电报后，本来就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蒋介石也准备进行抗战。他还预计日军这次进攻热河，须用六师团人，须用三月准备。

可让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日军仅仅用了几辆装甲车和一百多个人就攻占了热河的首府曾经清朝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的所在地承德。

胡适得到消息后，非常震惊地写道：一百二十八人，四辆铁甲车，可以爬山越岭，直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早就料到胡适会震惊，他对胡适说：

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

《打狗棍》｜日军攻陷承德

进攻热河的同时，日本因为不满国联对中日问题的调解，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从此退出国联。也就是说，同一个月内，中国战而不能胜，和而不能求。

这种两难的困境，让刚有一些战心胡适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署后，胡适写了一篇《上海战争的结束》，指出此次淞沪抗战，有两种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其中有一条是胡适发现了我国国民的抵抗能力，增强了我民族的自信心。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上海中国军队抗战行为的赞赏。

淞沪抗战

对此，胡适陷入了沉思。他接二连三的扪心自问：

第一，我们为什么把东北四省丢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腐败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太不争气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事事不如我们的敌人？

第二，在这三年之中，我们自己可曾作何种忏悔的努力？可曾作何种补救的努力？可曾做过何种有实效的改革？

还有，鸦片固然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这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

他仔细思考以后，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抗战，我们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计划”的“不抵抗”，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

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洁牌坊……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为系统，（但）究竟都使我们抬不起头来。

基于这种认知，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想要自救就只有一条路可走，承认这个民族的不中用，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

胡适之

但是与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同，经过一二八事变和热河抗战的经验，胡适的态度已经由原先的“力主求和，坚决避战”转变为“一面外交，一面备战”。

日本退出国联后，胡适逐渐意识到，依靠国联用所谓的国际道德制裁日本阻止其对日本的侵略，已经不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胡适这样说并不代表他放弃了外交，反而他更加主张国民政府要联络英美等国家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热河失陷以后，他又进一步认识到，所谓的日本的军部和政客都希望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不过是日本为麻痹中国政府所用的一种伎俩。

所以他说：到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绝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

1935年2月，蒋介石派王宠惠去东京像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传递和睦的希望，期望双方能够尽快解决满洲问题，并取消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真正的友谊。

11月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以绝不轻言牺牲。保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

蒋介石

为麻痹国民政府，广田弘毅抛出了何谈的三个原则：一是中国必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的原则，二是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三是中国北边的地方要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同有效办法。

这三项原则传入国内，被胡适是一一驳斥。

同年，胡适连续给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了三封信，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外交方针和抗战理念。如他说：

今日当前大问题只能两项：一是我们如何可以得到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

二是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乱战，从那长期的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既不同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更不同于汪精卫等人对日本的投降。正如他自己再一次强调的：

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于一战，我们必须有做长期苦战的决心方能希望着有代价的交涉，必须使人感觉我的让步是有限度、有计划、然后人肯出代价……

他还在给王世杰的信中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认为日本谋求的是独霸东亚，甚至独霸亚洲，日本的为所欲为，必然会引起英美等国的警惕和不满。久而久之，可能会在太平洋上引起一场惨烈的大战。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战争爆发

他还说，这场大战是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消灭我们敌人的霸权。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先做意大利，后做比利时。

信的最后，胡适说自己绝不会离开北平，他说：

至于我个人的安全，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

觉醒年代｜在北大做教授时的青年胡适

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给王世杰写了第三封信，他认为蒋介石总是觉得只有准备好才能打，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如果准备好再打，无论是海陆空等国防力量方面，还是工业农业等经济方面，我们绝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

由此可知，至少在这封信之前，也就是1935年6月27日之前，胡适就已经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力主求和，坚决避战，再到热河抗战后的抱定牺牲，积极备战，转变为决心牺牲，苦撑待变。

最值得注意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胡适对当时局势的分析，除了“做意大利”这一条没有发生意外，其余大致符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国际局势的走向。

太平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