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名人说过：

“我们千万别浪费了一场危机。”

自2020年初新冠爆发至今，已过去两年半了；从最初的武汉封城，到后来的西安封城，再到今年3月底的上海静默管控，如同过山车一样，我们在反复无常的突发中既恐惧又很无奈。

新冠疫情，就是一场空前危机。

面对这场危机，国外一一躺平了，而我们依然谨守人性与底线思维，坚持病毒清零。

只是，当一座座城市被强行按下停止键时，损失何其大，恐怕无法用单纯的数字来估量，比如这次上海疫情，全国第一大城市因此停摆了2个多月。

粗粗一想，心绪难平。

一周前，上海已全面解封，城市秩序逐步恢复，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的空气。但伤疤刚好，疼痛犹在，我们应从经历中汲取教训，在反复抗疫中寻找希望。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上海疫情期间的10个瞬间，既有痛苦无奈，亦有人间真情。一次次的意难平，除了带给我们痛心反思外，也让人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长存的信念。

道路依旧充满荆棘，我们仍需踏步前行。

有一位志愿者，名叫树树。

她住在上海某小区，隔壁住着一对年近80的夫妇，老两口都是退休老师。

小区封闭后，他们志愿者经常上门送药和团购物品，但唯独没见老两口家的。志愿者担心他们不会团购，于是每次多带一份菜送去老人家里。

老两口很感激，总想找机会感谢他们。

后来，树树社区发的物资里有一只鸭子，但他们年轻人不会做。老两口从门缝里听见后，径直把鸭子拿过去炖好，隔天连锅端过来让他们吃。

大V李冰清也讲过一个故事，一对高龄夫妇，一个98岁，一个96岁。夫妻俩同时确诊，因此要被送去方舱隔离。

邻居们知道后，主动找到工作人员，说：

“新闻里说，他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可以考虑在家隔离，我们都同意他们居家隔离。”

工作人员表示很为难。这时，那对老夫妻走了出来，躬身对邻居们说：

“谢谢大家了，我们确定跟他们去，我们年纪这么大了，也不知道能活多久，不想拖累大家。”

见此一幕幕，我想到了作家叶嘉莹提出的“弱德之美”。她说：

“弱德之美不是说你软弱就是美，是说你坚强地持守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自己把自己持守住了。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尽到了我的力量、我的责任。”

老人再老，疫情之下生活再难，他们依然懂得分寸，持守良知与感恩，绝不给社会、他人添麻烦。当一个弱者都能坚守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时，弱德之美就成了一个民族的底蕴。

一句话，人们有操守，国家才有希望。

作家叶嘉莹

2022年5月1日下午，上海某福利院。

一辆黑色的殡仪车停在门口，一位殡仪馆工人看着刚拉上来的老人躯体，怔了一会儿，随即对福利院人员大喊：

“你看一下死了吗？人在动哦……”

一时间，消息传遍全网。

对于福利院的“草率”行径，人们除了愤怒，还有最深沉的悲痛。

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一个“无知之幕”的理论，即：假定自己站在一块幕布之后，完全不知道自己走出来后是什么身份，然后一起讨论应如何对待每一个人。

罗尔斯认为，在这样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存在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希望这个社会是功利主义的世界，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还有一种选择是，希望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尽可能地为弱者保留一些基本的权利，即便你走出幕布后发现自己是手无寸铁的老人，依然能得到最基本的保护。

最后，他下结论似的说：

“我们应该选第二种，一个社会一定要对弱者保留最基本的权利，这才是人类的文明之所在。”

可见，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告诉我们，对弱者不离不弃，正义才能长留人间。

毕竟，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或弱者。到那一天，你盼望的肯定是关爱，而非抛弃。

因此，捍卫弱者的权利，其实就是捍卫我们每个人自身的权利。

极具讽刺的是，西方世界却背道而驰，让身为西方人的罗尔斯情以何堪。

罗尔斯和他的“无知之幕”理论

2022年4月22日，云南曲靖向上海捐赠了一批物资，有娃娃菜、西红柿、玉米、香葱……都是深处疫情之中的人们急需救命的食材。

当下发到某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公寓区时，物资却不翼而飞。

居民隔着窗户翘首以盼时，有人却早已转卖牟利，一箱都没留。

我们小区离疫情中心有一段距离，以家庭为单位，每3天一家可以一人出门采购物资。但当我们走进超市时发现，就连最便宜的大白菜已是天价，从3元摇身一变卖到了50元。

和一个处在疫情中心的朋友聊到这时，他不置可否地说：

“你这至少能买到菜，我们这拿钱也买不到，你听过从浦西市中心开车去虹桥机场，要价12000元的么？……”

我震惊了。

原本几十元能到达的路程，如今竟然要价过万。

事实就是这样。国家越深陷危难，有些人越跳得欢腾。因为，他们可以趁此大捞一把，大发国难财。最令人难过的是，他们不是少数几个。

有些人被抓到后，还大言不惭地说：

“本来我也不想这么做，但看到其他人这么做时，我就忍不住动心了。”

当人性与良知缺失时，大发国难财者便横行无忌。这类人确实可恨，但他说不定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所以，我们除了恨，更应时刻警醒自己。

人无完人，国无完国。就像一位网友说的：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当制度还没来得及调整的时候，要靠最基本的人性良知，去创造一个灵活转圈的余地。”

这个时候，每个有良知的人，就成了一种制度，一个国家。

邵楠，何许人也？

他是拙朴投资的创始人，上海市政协委员。

这样一位有身份的人，上海疫情爆发后注册成了一名配送服务平台的骑手。

有人劝他不要冒这个风险，待在家里，少冒生命之险。他想了想，还是要出去。他说：

“我觉得我一个人能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觉得挺有劲儿的，因为你帮助了别人，别人谢谢你，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有希望了。”

人人肯出力，城市就有希望。

一天深夜，邵楠骑行送货时遇见一位形单影只的护士。

她说自己骑了10公里的共享单车，脚实在蹬不动了。

邵楠与护士合影

原来，这名护士是某医院护理科的负责人，在医院连续干了15天，每天早6点到24点。明早就要进方舱工作了，但她已15天没换过衣服，也没痛快地洗把脸，身上都有馊味了，夜里下班后就想蹬个自行车回去洗个澡、换套衣服。

邵楠主动搭载她回家。

快到的时候，护士说要给他钱，但邵楠微微一笑，连忙说“不用，不用！”

推辞一番后，护士只好不强人所难，深有感触地对邵楠说：

“你是个好人。”

邵楠扬扬手，边发动电动车，边大声回答：

“你也是个好人。”

疫情下的千年古都上海，有太多这样的好人，所以才能屹立不倒。不得不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这是整个城市一起在战斗。

有一位老人，名叫王秀珍。

看名字像个年轻人，其实她已经70多岁了，典型的古稀老人。

疫情来了之后，她的小区很遭殃。偌大的一个小区，阳性楼栋超过一半，抗疫物资严重不足，更别提工作人员了。

王秀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终，她坐不住了，站出来做了一名志愿者。

要知道，70以上的老人，本是最容易感染新冠的群体，一旦感染上，很难治愈。但她依然坚定地穿上白色防护服，参与楼栋消杀，帮忙患者转移，协助物资运送等。

用她自己的话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体力不如以前了，但我热爱这里，还能出一份力。”

王秀珍老人

另一位是名叫纪荣明的人。

退休前，他是一位解剖学教授。疫情封控后，上海人想买猪肉实属不易，因此只能大家一起团，团回来后再一起分。

但问题来了。

拿回来的猪肉是一整块的，要想最终分到每一家，必须切开切小。“切肉”听起来不是难事，但真的做起来，没一点经验，就算拿到屠刀，也切不均匀。

纪荣明知道后，自告奋勇站出来。他说：

“我虽然不是专业杀猪的，但我一直是干解剖工作的，可以来试试帮大家分割。”

果然，纪荣明切得又好又匀净，基本上都是10斤左右，分到每一位邻居手上。

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有些人会在人前怨声载道，有些人只会光喊口号，还有些人会站在人后，放下所谓的身份与地位，默默地帮大家做些实事，哪怕微乎其微的小事。

灾难面前，做点实在的事情，比讲任何大道理都要强。

纪荣明老人

一天，一位居家隔离的上海大爷，趴在窗口吸烟。

刚好，住在楼上的夫妻也趴在窗口，唉声叹气，正在为无米下锅而发愁。大爷听到后，掐断烟蒂，提了一袋米送给楼上邻居。

那袋米，足足有50斤。

楼上夫妻很激动，提出要给钱时，大爷摆摆手，说了句“都是邻居，不要钱”就走了。

其实，楼上夫妻和大爷虽是邻居，但平时素不相识，以前也没打过招呼；听到大爷这句话，两人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还有一个疫情中的邻里故事。

一位叫高捷的上海姑娘，在对门邻居——一位老阿婆的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阿婆：我是住对门的高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物资有什么需求，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家还有一些储备。”

她担心老阿婆一个人在家，弄不到食材，所以主动分享自己的物资。

对门阿婆看到后，也写了一张纸条，贴在高捷的门上：

“高小姐：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家物资储备丰富，我女儿和我住在一起，可以照顾。你若有需要补充蔬菜，门口竹竿上挂着，随意取。再次感谢你的关爱。”

人类学家项飚在节目《十三邀》中谈到一个概念，叫做“附近的消失”。

所谓“附近”，就是以个人为圆心的周边生活范围。随着科技与网络的发展，“附近”慢慢消失了，见面不聊天，互不干扰；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无视，彼此失去关照互助的能力。

但因为疫情，“附近”悄然回来了。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真正危难的时候，你身旁出现的人，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故事。

一个名叫“Joshua”的上海女子，因为疫情封锁，她没法看望居住在20公里外的老父亲。这让她急得团团转。

她的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耳朵很背，还是独居，她实在放心不下，于是千方百计找到一个好心的外卖小哥，让他帮忙给父亲带几盒食物过去。

但疫情下的上海，区与区之间互不通行，看似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涯。

好心的外卖小哥经历了种种人在囧途，花了5个小时，才最终把食物送到目的地。

Joshua为了表示真诚的感谢，想给小哥打赏费，但支付宝没转成功，网银也没转成功，最后她没办法了，就给小哥充了200元的电话费。

就是这200元，成了她的“罪孽”。

为了宣扬小哥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Joshua把他的事迹发布在朋友圈，并让人发在微博上。

她想告诉绝望中的人们，世界再残酷，人间依旧有温暖。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网友们不是关注小哥的高尚品行，而是落在她充的200元话费上。

有人说：“这女的真抠门”；有人说：“善良这么廉价吗？”；有人说：“这不是正能量，这是欺负老实人”；还有人说：“人家不顾一切不计代价帮助你，你像打发乞丐”……

没想到，她的善举，却成了恶行。

那一刻，她绝望了。

4月6日中午，Joshua穿着一身白衣，从32楼纵身一跳，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而网上那些大骂特骂的人，根本不关心Joshua平日过的生活。她失业在家，有两孩子要养，有高额房贷要还，还有个生病的父亲，而所有的收入只靠老公一个人。

作家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过一句话：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所以，请不要随意去评判一个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或正经历什么。

08、真正有格局的城市，可以包容四方人

上海封控，苦了那些来上海打工的外地人。

原本，他们远离家乡、亲人，跑到上海打工赚钱养家；但疫情来了，他们有活干不了，有家回不了，不仅养不了家，还要花钱租房吃饭。

但这次，他们在艰难中也感受到了温暖。

一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关在出租屋里，不仅赚不到钱，还为买不到菜而焦虑。

房东太太知道后，摘了自己种的蔬菜，特意跑来送给小伙子。而且，她送了不止一次。

还有一个外来租户在网上发了这样一段视频。

有一个上海大爷，在楼下跟发物资的工作人员说：“多关心一下租户，多给他们发放一点物资。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真是大爷一句话，外地人眼里两行泪。

哲学家加缪在名著《鼠疫》中说过：

“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

从前面两个例子中可以看见，上海人做事的标准里含有“兼爱”的原则。

很多人说，上海很西化，上海人很排外。但其实这座城市和中国千百座其他城市一样，有温良、友善和低调的人，而且他们占绝大多数。

有时候，不是他人本身存在偏见，而是我们的眼睛里自带了偏见。一个真正有格局的城市，一定像大海一样，包容四方人。

两个多月前，看到上海停摆时，我们的心很痛；如今，看到上海重新上发条而高速运转起来时，我们止不住的兴奋。

也许疫情还会反复，也许我们还要经历困苦，但近身经历后发现，困难不怕，怕的是人心懈惰、人性缺失以及信仰崩塌。

还记得“竹林七贤”中阮籍的穷途之哭吗？

对名士阮籍而言，乱不怕，苦也不怕，怕的就是人生没了信仰。一旦没了信仰，希望就成了空中楼阁，因而人生就只剩下麻木或愤恨。

所以，在混乱而又无信仰的魏晋，阮籍只能以狂与哭麻木自己。

1000多年后的几天，我们依然遭遇各种磨难，但只要心怀信念，相信国家、民族以及自身的力量，我们依旧可以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

愿将来即使遭遇各种磨难，我们每个人都心怀正念。

（我是，欢迎关注我，人生路上一起读书，读好书，看不一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