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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1月,蒋介石来到安徽视察。顺路,他来到安徽大学,想要了解“学潮”真相。谁知,等待他是与校长刘文典的激烈争吵。
怒火中烧的蒋介石,扇了刘文典两个耳光;傲骨的刘文典毫不示弱地回踹了蒋介石的肚子!
时候,刘文典被蒋介石囚禁,却又在舆论压力下被释放,甚至成为北大、清华的教授。被称为民国狂人的刘文典,又为何能在蒋介石的淫威下,傲然挺立?
才高八斗,气骨嶙峋刘文典1889年出生于出身于一个商人世家,刘父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很早时,父亲便将刘文典送往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
1906年,年仅16岁的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考中芜湖安徽公学。在这里,刘文典接触到了更为丰富的近代科学知识以及中国古典文学。
同时他遇还到了陈独秀和刘师培,陈独秀在当时虽还未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尚未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但其激进的思想已感染了刘文典。
次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海内外呼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刘文典厌恶封建礼教的束缚,对教会教育产生抵触,因此1907年,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这个革命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
以此为起点,刘文典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9年,刘文典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成为中国最早赴日留学的学子之一。
在日本求学期间,他接触到大量西方的各种先进思想。他积极投身于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挚友。
在他求学的时间里,国内的反清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反清之声遍及大江南北。刘文典再也按捺不住,毅然返回广州,投入到革命串联之中。
时局变幻莫测,尽管孙中山在革命风雨中奋斗不息,最终流亡日本。刘文典选择追随孙中山,以秘书的身份留在他身边。
此时的蒋介石还只是革命队伍中的无名小卒。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后,孙中山再次挺身而出,试图稳定局势。却未曾料到,1925年,他在北京病逝,留下了一个没有明确继承人的国民党。
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于中原大战中取得胜利,攫取了权力。
刘文典满怀愤懑,作为一位有傲骨的学者,他不愿意屈从于眼前的黑暗现状,放下了不适合自己的“枪杆子”,转而用笔杆子书写正义。其实,刘文典在早年便以文字为革命发声。
1912年,他便在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担任翻译,为传播民主思想贡献力量。
1916年,刘文典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刘文典以笔为矛,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封建思想的桎梏,呼吁民主与科学。他思想锐利,文笔犀利,让许多青年为之折服。
1917年,经陈独秀引荐,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授。1928年8月,刘文典受聘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上任后,他励精图治,力图把安大建设成一流学府。
在他的治理下,安大的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人才辈出,声誉鹊起。
然而,刘文典性情刚直,嫉恶如仇,对国事时局向来直言不讳。他甚至在公开场合痛斥时任安徽省长程棠滥用职权,大搞封建迷信,引起了程棠的忿恨。
程棠借故刁难安大,扣发校款,并扬言要撤销刘文典的职务。面对权贵的打压,刘文典丝毫不为所动:"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为五斗米折腰!"
怒火交加,针锋相对1928年11月,蒋介石到安徽巡查,为巩固自己“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形象,准备到安徽大学转一转。安徽省政府立刻紧张地安排欢迎仪式,指示时任校长的刘文典做好面子功夫。
刘文典只瞥了一眼指示,随即将通知扔进痰盂中,不予理会。
当天,蒋介石如约抵达安徽大学,却发现校园内没有预期的夹道欢迎场景,蒋介石脸色铁青,他勉强视察了一会儿便草草离去,内心的不满已然积聚。
不久后,他便从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韩安口中听到了更为刺激的消息,仿佛正是给了他一个“报复”的由头:“安徽最近学生风潮很是不安分,听说还有几名学生领袖与共产党有联系。”
事情不过是,恰巧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在举办校庆晚会,安徽大学的学生兴冲冲地来到会场,想一睹风采,但因为学生众多,造成了场面混乱。
学生凑热闹的场景在部分势力的推动下,被描绘成共产党有意滋事的“风潮”。
蒋介石一怒之下,直接向刘文典施压,要求他提交“学生领袖名单”。
刘文典虽是文人,但也绝非软弱之辈,不肯交出学生名单。而且刘文典对蒋介石本就没什么好感。一则是他向来不愿与军阀纠缠,二则是他瞧不上蒋介石的为人。
所以,当蒋介石质问他时,刘文典的态度显得极为冷淡:“当时在现场的学生很多,为什么认定都是我们学校的?”
蒋介石劈头盖脸地说:"学生夜闯女校,扰乱治安,破坏北伐秩序,这都是你这个学阀纵容的结果!如果我不严惩不贷,就枉对总理的在天之灵!"
"你不配提总理之名。当年我与总理在东京谋划革命的时候,可从没听说过你蒋某人!学阀不学阀的,我不知道,倒是听说有个姓蒋的,是新军阀的代表!"
这句话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蒋介石脸上。他自诩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却被刘文典当面揭短,尤其是被讽刺为"新军阀",更是羞辱至极。
关于蒋介石与刘文典冲突的细节,经过仔细梳理,事情远没有传闻那般激烈。
《刘文典年谱》对大量新闻报道与当事人回忆进行了对比分析,最终引用了当时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的描述:
当时的情形是,蒋介石对刘文典言辞上的“不恭”感到愤怒,而刘文典仅是冷淡地回应,微微把脚向下顿了一下,并未有激烈的肢体动作或侮辱性的举动。这些细微动作却在后来被一些人夸大为对蒋介石的直接对抗,甚至在流言中演绎成肢体冲突。
之后蒋介石命人将刘文典带走,还放狠话说要把刘文典绳之以法,枪毙一百次。虽然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但刘文典的傲慢已让蒋介石颜面尽失。
没想到几天后,蒋介石又下令将刘文典放出。这背后有两个重要人物:蔡元培和胡适。
刘文典的妻子得知刘文典被拘捕的消息后,次日便登船前往北京,直奔蔡元培。与此同时,刘文典的友人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和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希望他们出面干预。
蒋梦麟得知后,迅速拨通了安徽教育厅的电话,带着质问意味的简单说了一句“刘主任现在何处”。
蔡元培直接面见蒋介石,恳请宽恕刘文典的言辞冒犯,“念在文典往日鼓吹革命之功绩,饶恕其一时言语之唐突”,言辞虽谨慎却暗含压力,让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
蒋介石自知在学术界和政界影响力尚未稳固,尤其忌惮蔡元培这样的国民党元老的反对。思量再三,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刘文典当即离开安徽,此事便不再追究。
薪火永传,精神长存从容归来的刘文典名声大噪,威望更盛,清华、北大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1929年,刘文典受邀到清华大学任教,彼时已是一位资深学者的他,开始与陈寅恪在清华园中相识。
12月,二人首次在《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因同为中文和历史两系的教授,他们经常探讨学术问题,并在共同指导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部的研究生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不久后,二人积极投身到“驱吴运动”中,陈寅恪与刘文典彼此相互支持,彼时他们还共同担任《清华学报》的编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南迁,二人先后被派往长沙、蒙自,再辗转至昆明的西南联大。战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们在动荡中相互扶持。
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后,陈寅恪滞留于此,一度下落不明。彼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一度忧心忡忡地对学生感叹:“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这言语中,透着他对友人学术造诣的深深敬佩,也展现了二人多年共事所累积的深厚情谊。
1943年,刘文典因被人诬告遭到解聘,陈寅恪得知后深感不安。
此时的陈寅恪在广西桂林,特地写信向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与文史系主任姜亮夫推荐刘文典前来执教。半年后,刘文典终于得以返回昆明,1944年起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刘文典与昔日的死对头蒋介石,也有过一次隔空"和解"。蒋介石曾言:"若有朝一日,当请刘先生来台,共商教育大计。"刘文典虽年事已高,却也应邀前往台湾。
刘文典的许多弟子后来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中流砥柱,如张岱年、王守昌等。1958年7月15日下午2时,刘文典因病逝世,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