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带领大邱庄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随之而来的权力与财富却蒙蔽了他的双眼。
曾经的农民企业家沦为"土皇帝",甚至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有记者问起"土皇帝"的称号时,禹作敏曾霸气回应:"把'土'字去掉,我就是皇帝。"
大器晚成的乡村领袖
禹作敏这个名字对于大家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曾经是大邱庄的领头羊,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之路;陌生的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过往经历。
1930年,禹作敏出生,家中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少年时期的禹作敏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智或领导力,他和千千万万个农家子弟一样,辛勤劳作,期盼着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禹作敏中年时期,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成功当选为大邱庄的村党支部书记。
在担任村支书的前三年里,他并没有给村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的工作表现平平,既没有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没有为村里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有些村民甚至开始质疑禹作敏的领导能力,私下议论纷纷。
禹作敏一度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认为自己可能无法肩负起带领村民致富的重任。但禹作敏还想努力一把,他在全村大会上立下军令状,向所有村民承诺:再给他三年时间,如果不能带领大家走上致富之路,他就主动辞去村支书的职务。
有人对他的承诺表示怀疑,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个空头支票;也有人对他的勇气表示钦佩,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禹作敏开始了他的"三年之约",他夜以继日地研究农业政策,四处拜访成功的乡镇企业,寻找适合大邱庄发展的路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禹作敏终于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办集体企业。
他带头筹集资金,动员村民们投工投劳,开办了大邱庄的第一家村办企业——带钢厂。
1978年,大邱村的第一家带钢厂正式开工。这是禹作敏用15万元创办的小工厂,厂内仅有3台轧钢机,生产线上的钢材断断续续。
仅仅一年时间,带钢厂就实现了盈利,成为了大邱庄的骄傲。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相信,只要跟着禹作敏走,日子就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在他的带领下,大邱庄陆续开办了印刷厂、电器厂、高频制管厂等多个企业,工厂被整合进“大邱村农工联合总公司”,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改革春风吹大邱
巅峰时的大邱村共开办了五十多家工厂,业务覆盖各个领域。禹作敏带领大邱庄走上致富之路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纷纷前来参观学习。
为了让企业能够做大做强,禹作敏四处奔走,争取各级领导的关注和支持。
他不远万里到北京汇报工作,向市委市政府递交申请报告,甚至不惜掏钱送礼,只为了让大邱庄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优惠政策。
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邱庄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从税收减免到土地划拨,从贷款支持到项目审批,大邱庄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红利。
禹作敏抓住机遇,带领村民们加快企业发展步伐,大邱庄的经济迎来了腾飞的黄金时期。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邱庄已经初具规模,拥有各类企业50多家,涵盖了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昔日的贫困村,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天下第一庄"。
村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土坯房搬进了洋楼,从骑自行车换成了开汽车,从温饱不足到奔向小康。大邱庄的人均收入,一度超过了天津市区居民的水平,人均"万元户"。
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隐忧也开始浮现。
一方面,禹作敏对大邱庄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资金调度都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也开始眼红大邱庄的经济实力,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向禹作敏提出种种要求,甚至公开索贿受贿,大邱庄的政商关系日趋复杂。
禹作敏还开始变本加厉地扩张企业规模,不惜以高利贷的方式筹集资金,甚至动用了村集体的公积金和村民们的养老保险金。
同时,他对那些唯命是从的亲信大加提拔,对那些敢于提出异议的村民则予以打击报复。
渐渐地,禹作敏在大邱庄的地位已经超越了一个村支书的范畴,他俨然成了一个"皇帝"式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村里的"圣旨",没有人敢于质疑或反对。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禹作敏甚至开始利用黑社会势力,在村里豢养了一批打手,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不服管教的村民。只要是禹作敏看不顺眼的人,就会遭到这些打手的毒打和威胁。
疯狂乐章
最令人发指的事件,还是发生在大邱庄的农业生产项目上。当时,负责农业项目的华大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逝。
按理说,企业高管的去世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但禹作敏却借此机会,对华大公司的人事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
他以“审查经济问题”为名,将一个会议室改造成了类似审讯室的场所,安装了录音录像设备,甚至置办了电棍、皮鞭等刑具。
禹作敏指使他的打手们对华大公司的干部和职工进行非人的折磨。其中有一名叫危福合的养殖场业务员,被禹作敏的打手活活打死。
事后,禹作敏打电话给公安部门,声称在企业审查经济问题时,有人集体闹事,不小心打死了一个人。
天津市公安局派出6名干警,赶赴大邱庄调查此案。而禹作敏得知警方介入后,非但没有配合调查,反而采取了更加疯狂的行径。他趁着警方还未抵达之际,将涉案的打手们全部藏匿了起来。
甚至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组到场后,他还公然威胁恐吓,拒不交出嫌疑人。
禹作敏放话说:"村里的人都不懂法,我也不懂法。发生意外谁都没法负责,实在不行我就辞职。"紧接着,他就通知全村,所有人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
在他的煽动下,村办企业的工人们拿起钢管,在路口设置路障,严阵以待。面对禹作敏的嚣张气焰,天津市委、市政府决定采取果断措施,誓要将这个藐视法律的"皇帝"绳之以法。
自食恶果
天津市委以"新任市委书记需要接见禹作敏同志"为由,将他邀请至市政府开会。禹作敏抵达市政府,等待他的是一封天津市委亲自签署的逮捕令。
几位公安干警迅速上前,将他带离现场。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大邱庄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办企业的资产被政府接管,许多工厂车间都停止了运转。村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在狱中服刑期间,禹作敏查出了癌症。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有关部门最终批准了他的保外就医申请。
1998年,禹作敏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病房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甚至还允许他的妻子在旁陪伴、照料。
记者范银怀采访过禹作敏,他对范银怀提到自己还有15年的刑期未服完,情绪中流露出对漫长未来的绝望,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厌食倾向。
时年69岁的禹作敏已经服刑数年,物质条件上有关部门并未亏待他,但精神上的压力却让他不堪重负。
范银怀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禹作敏沉默了许久,最后只是淡淡地说:"我为大邱庄做了那么多,难道就是为了换来今天的下场吗?"禹作敏似乎忘了,是他自己亲手毁掉了大邱庄。
1999年10月2日,禹作敏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后去世。10月3日,天和医院门外聚集了大量前来悼念禹作敏的群众和车辆。村民们还向天津市委提出“想要接书记回家”的请求,遭到了明确拒绝。
3天后,禹作敏的遗体在天津市区的殡仪馆火化。
禹作敏有两子三女,但最终只有两个儿子较多参与了大邱庄的经营。长子禹绍国因文化水平有限,早年只是为父亲充当司机。
后来,随着禹作敏的名气日益扩大,也因其处事风格愈发独断,禹绍国被提拔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父亲跟弟弟判刑后,禹绍国选择离开了大邱庄,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三个女儿早早嫁人,过上了与大邱庄无关的生活,后来更是彻底搬离了这个地方。
2002年,禹绍国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成立了天津兴石商贸公司。带着“东山再起”的希望,他将公司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多个领域,试图寻找一个突破口。
由于缺乏父亲的支持和资源,他的尝试并未奏效,最终陷入负债泥潭。寻求出路时,他注意到投资行业正在兴起,于是加入了一家投资公司。
这个选择同样以失败告终,几经波折,禹绍国想起了自己的弟弟禹绍政。禹绍政刑满释放后,以摆书报摊维生。禹绍政随后效仿哥哥,开设了天津泰志商贸公司,同样背上了债务问题。
2010年,两兄弟试图联手东山再起,他们的"合作"最终将自己再次送上了法庭。
2019年,禹绍国因房产抵押问题被抵押公司告上法庭;2020年时,抵押公司再次对禹绍国展开交涉。禹绍政同样也因金融借贷问题陷入巨额债务,并被多家企业告上法庭。
禹绍国作为禹绍政的担保人,无法避免地被牵连其中。
2021年,禹绍政因金融借贷案件陷入困境,诉讼不断,而禹绍国也因此背负更大的压力。这场牵涉两兄弟的案件直到2022年5月6日仍未有最终结论。
大邱庄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村里的企业大多停止运转,许多村民都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如今却显得冷清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