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当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桃园三结义，同时它也影响了中国文化性格。这种精神又集中体现在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之间的故事上。对于这种崇尚义的精神，后世几乎是一致认同，而且评价极高。但是这种“义”常常具有排他性的，所谓的责任与道义，仅限于他们这个小集团。这就造成了我们国人没有上帝的肩膀可以依靠，那就只有仰仗自己的肩膀或者朋友的肩膀。但是，朋友肩膀的可靠性，便成了巨大的人生问题，谁的肩膀可靠，谁就是有“义气”。

人确实需要讲“义气”，人际之间也需要道义这种原则，这种兄弟之情、朋友之情，知己之情，确实是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人间之爱。在中国文化当中，“义”的理念产生于孔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喻于利”，这些经典名句传颂两千多年。

孟子在义利之辩中提出，面对利，义为先，墨子认为，利和义是相互的，并不是排斥的，义也是为了利，利同时也可以服务于义。先秦时期，义最好的典范就是伯牙钟子期：“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高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以为世无是复为鼓琴者。”

伯牙和钟子期是纯正友情的象征，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最早的“义”，这种“义”没有任何功利性，其实关于“义”的故事不知产生于哪个年代，也不知道会在哪个时代会终结。这种早期的“义”无需结盟，没有契约，只有心灵之间的关系。这种超越功利的“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是一种普世价值。

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讲“义”的，只是东方逐渐发展出“仁义”，而西方发展成为正义。中国的“义”偏重于仁，孟子将“仁”区别君子与小人，后来又提出这是人与禽的区别。

可是中国的义，在经历不断变迁之后，却逐渐变质了，在《三国》当中“义”成为结义，有了契约，和伯牙钟子期的情义已经完全不同，这里的“义”还有了夺天下的功利目标。此时的“义”不是超越功利，而是为了功利，“义”只是利的一种伪装形态，是让这些小团体实现功利目标的一种精神纽带。

这种“义”更像是一种结盟，即组织，结盟过程中的目标才是本质的需求。结拜之时张飞说道：“我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而刘备、关羽也齐声应曰：“如此甚好。”“图大事”才是他们结盟的核心诉求。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段盟约影响了中国上千年，无论是民间的帮会，还是一些秘密组织，都按照这个伦理原则行事，一旦“背义忘恩”，不仅违反了组织原则，还要背负道义伦理，便会遭到“天人共戮”。

桃园结义讲的是兄弟伦理，宣示的是兄弟结盟，目标是图天下大事。这一套理论是下层社会当中生存需要，到了上层社会，讲究的是“君为臣纲”的君臣伦理，是人与人的等级秩序。“桃园三结义”讲究的是，无论以前是什么出身，什么地位，一旦结为盟约，就没有尊卑的等级差异，使得人人获得一种平等地位。

刘备认为结义之后，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妻子随时可以抛弃，但兄弟不可丢掉，两者永远如手足相连。在儒家“三纲”的伦理规范中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没有兄为弟纲。所以兄弟之间没有君臣、父子、还有夫妻的不平等，是超越中国三纲伦理的。

但是历史一再打脸，证明这种兄弟之盟有多么不可靠，因为“义”还要受到利的考验，当彼此之间利益不冲突的时候，还能够患难与共，然而一旦有了新的利益关系，必定会取代兄弟中间的平等关系。历史上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在他们起事之时，与周围骨干称兄道弟，而一旦成事之后，原先的兄弟便成了臣子，此时必须要三跪九叩，称呼万岁。许多兄弟最后被诛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兄弟们已经忘记了时过境迁，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此时还要拿往日兄弟之情来说事，那就是以下犯上，大罪当诛。

“义”是脆弱的，结义形成的盟约也是不可靠的，“义”是流动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绝对的。“义”有其无情的一面，同时它在我们的习俗当中这么流行，说明它有其合理的一面。结义是为了说明团伙的利益高于一切，是社会原则当中的团伙原则，甚至是要高于社会原则。因为“义”有排他性，甚至与社会原则是不相容的。

刘关张本是无业游民，虽然胸有大志，但是出头无门。就在这关键时刻，28岁的刘备遇到了刘焉，也就是后来被刘备吞并，益州刘璋的父亲，此时刘焉是幽州太守，幽州是关塞要地，因此刘焉在乱世拥有兵权。刘焉是汉鲁恭王的后裔，此时黄巾军已经进犯了幽州的边界，刘焉正在四处招兵买马。刘备见到刘焉之后，先是从皇族后裔上拉近关系，刘焉大喜，并让刘备统兵前去破敌，刘备旗开得胜，刘焉不顾自己太守的身份，随后认刘备为侄子，可见情义之重。

但是刘焉不在“桃园结义”生死契约之内，因此刘备第一个背叛的就是刘焉。刘备“三兄弟”和邹靖打赢了之后，就和刘焉分道扬镳，自己率领本部五百人马投奔卢植，并且在军营当中第一次见到曹操。

刘备不仅对刘焉不义，而且后来对他的儿子刘璋更是不义，刘璋顾及同姓之情，本是好意让刘备过来帮忙，可是刘备却鸠占鹊巢，把刘璋赶跑了，只因为益州是一块大肥肉，为了利益弃“仁义”于不顾。他们桃园结义之时图的就是将来能够“图大事”，哪能在乎眼前这些“仁义”之事？

但是刘璋却把刘备当作兄弟了，“玄德是我兄，岂会害我？再言者必斩。”刘备来益州之后，盛情款待刘备一百多天，赠送的礼物更是数不清，最后刘璋和他父亲一样，遭到刘备“不仁不义”对待。刘备可以对关羽、张飞讲义，但是决不能同刘璋讲义。

可见，“结义”的义，只是团伙的狭隘伦理，并非社会的普遍伦理。“义”在团伙之内可能是真，义在团伙之外却都是假。之后把关羽奉为“义”楷模的各类黑帮，在社会上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手段都是极其残忍，滥杀和自己利益冲突的集团甚至无辜平民。从这里开始，其实义已经变质，只是为了一己私利的“幌子”。

我们经常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里“四海”涉及人类世界，皆兄弟表示不应该只对团伙负责，还要对全社会负责。孔子所讲的“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也是伦理指向。小人只对团伙负责，君子却对社会负责。

桃园结义的局限性就在于它只对团伙负责，而不对社会负责，所以他们所谓的结义只是诉求利益，而不是责任伦理。这一点也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在中国重视个人情谊纽带，而且这种情谊纽带是排他性的，并造成了 社会义务感薄弱。

记得有一位在国外多年朋友回到老家，要办一个关于户籍的手续，他自己跑了一个多星期，嫩是没有跑下来，后来就是我们熟悉的规则：托人找关系，不到一天顺利办下来了，后来他感慨，这种所谓的人情，是牺牲他人正当利益的一种排他性情感。

由此，我们可以确信，在一个把关羽当作偶像，把“义”视为最高原则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公德心。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一再反省批评中国缺少公德心，和现在很多国人看到的一样，中国人缺乏社会义务观念。

刘备为关羽报仇的事件正好暴露了“义”的致命问题，这一方面是当“义”的组织原则与伦理原则凌驾于国家原则与社会原则的时候，一定会危害国家与社会；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义”的根本弱点：只讲情感，不讲理性，只讲兄弟伦理，不讲责任伦理。

在“义”的支配下跟着人们跟着情绪走，把伦理情感和政治大局混淆在一起，政治无法从伦理道德与情感中分离和独立出来。这种政治、道德、情感相互纠缠的乱麻状态连绵不断，不只属于刘备集团，也是中国的一种习俗，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