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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关于英西战争爆发的原因，学者们通常将关注点集中在欧洲大陆力量平衡的变化上。但笔者认为不能忽视这一时期宗教改革的大背景。

16世纪中期西班牙主导的欧洲天主教阵营的壮大成为新教英格兰安全的主要威胁。早在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之初，新教英格兰就面临欧洲大陆天主教国家入侵的危险。

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都对异端邪说在他们国家的传播，特别是加尔文主义形式的异端邪说，对他们的政治权威构成挑战，感到恐慌。

英国的温和外交政策

在统治的前几年，女王通过在国内实行温和的宗教政策，在国外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进行时断时续的婚姻谈判，维持着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

女王这样的内外政策使菲利普二世认为自己有可能通过与伊丽莎白女王缔结婚姻的方式控制英格兰，继而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统治。总之，在伊丽莎白前期，女王的内外政策基本维持了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

1559年，伊丽莎白女王对西班牙外交官表示：她不能与菲利普结婚，因为她是菲利普妻子的姨妹，菲利普要娶她，必须要得到教皇的特许。

如果教皇准许姐夫娶姨妹，那么当年亨利八世(HenryⅧ)与寡嫂凯瑟琳（Catherine）的婚姻自然有效，而亨利与安妮·博林(AnneBoleyn)的结合就成了非法。

以此推论，伊丽莎白就成了私生女，无权继承王位。在英西之间的婚姻谈判结束后，英西关系开始逐渐紧张起来。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Stuart）到来，使英格兰国内的天主教势力逐渐活跃起来。1568年玛丽逃亡到英格兰，不久后被伊丽莎白女王囚禁起来。

玛丽被囚打破了英、法、西三国间实力的均衡。法国吉斯家族希望通过玛丽实现法兰西、苏格兰、英格兰联合的企图落空。

而英格兰通过控制苏格兰玛丽，将玛丽排除在英格兰王位继承之外，避免了信仰天主教的玛丽在英格兰的统治。

在伊丽莎白拒绝了菲利普的婚姻请求后，菲利普二世转变了对两位女王的态度，转而开始支持在英格兰的玛丽。试图通过支持玛丽和在英格兰的天主教教徒来推翻英格兰已有的统治。自此，英西关系进一步恶化。

宗教对于英国统治的渗透

在那个时代宗教与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英格兰天主教活动与政治阴谋密不可分。自玛丽女王来到英格兰开始，天主教徒围绕她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伊丽莎白女王及其统治的阴谋活动，以恢复英格兰的天主教信仰。

1569年，北方叛乱者准备将玛丽嫁与诺福克（Norfolk）公爵，迎接玛丽为英格兰女王，从而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1570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镇压下，起义失败。

公开的起义被镇压后，在教皇和菲利普二世的支持下，天主教势力又对女王展开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里多而菲阴谋”是天主教势力企图通过在英格兰宣读教皇开除伊丽莎白女王的教籍的训喻的方式来解除英格兰人民对女王的效忠。

但由于计划提前泄露，“里多而菲阴谋”并未得逞。里多而菲阴谋是英西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之后，女王加快消除与法国的分歧，并在1572年同法国签订防御同盟。

同时还开始重建英格兰防务和公开支持菲利普二世的反叛者。“里多而菲阴谋”之后玛丽处于伊丽莎白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

1581—1582年，流亡海外的英格兰天主教徒在西班牙的支持下再一次展开了刺杀伊丽莎白女王的“冒险事业”。“冒险事业”失败后，英格兰再一次驱逐了西班牙大使。

这之后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西班牙没有再派大使来英格兰，英西关系进一步恶化。

1586年，玛丽向菲利普二世表示自己愿意将其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让渡给菲利普，并请求菲利普保护她。这就为菲利普的“英国大业”提供了道义上的依据。

巴宾顿阴谋

1586年，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再一次破获了以玛丽为首的天主教徒企图刺杀伊丽莎白的“巴宾顿阴谋”。

“巴宾顿阴谋”使伊丽莎白最终决定处死玛丽，以玛丽女王为中心针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刺杀活动随之结束。玛丽之死也简化了英格兰所面对的问题，天主教事业失去了大部分推力，而继承权则毫无疑问的转入新教的詹姆士(James)的手中。

而玛丽之死在天主教世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教皇西克斯图斯(Sixtus)就曾明确表示，现在菲利普二世有责任入侵英格兰并夺取王位。玛丽之死为菲利普二世远征英格兰披上了打击异端的宗教外衣。

玛丽之死，使英格兰国内的天主教威胁相对减轻。但天主教势力在欧洲扩张，引起了英格兰的恐惧。1584年菲利普二世实现了同一个天主教法国结成在西班牙领导下的联盟的目标。

既然法国天主教联盟依附于西班牙，那么西班牙在政治上的对立面，就只剩下新教的英格兰以及在英格兰支持下的尼德兰叛军。菲利普二世对尼德兰的统治从1556年开始，他通过继承获得了尼德兰。

为了满足自己的争霸计划，弥补资金不足，菲利普二世增加了在尼德兰的税收。同时，作为欧洲封建势力的堡垒，天主教的卫道者，西班牙还在尼德兰残酷镇压新教徒。

菲利普二世接手尼德兰后，重申他父亲查理五世(CharlesV)的“血腥诏令”，即任何接触新教思想的人，均以死罪论处。1565年，菲利普下令增强异端打击力度。

在菲利普二世的经济剥削和宗教迫害之下，一些尼德兰人选择移民他国，而一些尼德兰人选择以武力方式推翻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

16世纪，在经济和宗教的双重危机之下，大约有10万尼德兰人前往异邦生活。此时，新教的英格兰就成为尼德兰人向外移民的重要目的地。

在伊丽莎白时期，由于女王的宗教政策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许多尼德兰人被吸引到英格兰，形成了尼德兰人向英格兰移民的第三次高潮。

尼德兰新教移民主要分布于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工商业繁荣地区，他们多为熟练的手工业者、工场主或富裕商人。

移民中不少人是有文化的新教徒上层，追求理想和信仰，到英格兰后他们中许多人在宫廷或贵族家庭中当教师，有的到牛津或剑桥大学任教；还有一些著名艺术家、科技专家。

这些移民而来的尼德兰人基本都是新教徒，且大多拥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他们的到来可以说为拮据的英格兰税收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景华、徐艳丽在《试论英国崛起中的尼德因素》中提及了尼德兰人移民英格兰，给英格兰宗教、纺织技术以及经济社会方面带来大的影响，但并未涉及尼德兰人在英格兰的生活是否对当时英格兰的对外政策有影响。

那么在伊丽莎白时期，这样一群有经济实力、有文化、有坚定新教信仰的尼德兰人，在西班牙的宗教迫害和经济剥削之下被迫来到英格兰当时的政治中心——伦敦周围生活，他们在英格兰的活动是否影响了英格兰向尼德兰提供援助，是否影响了英西战争的爆发呢？

很遗憾，关于这一点笔者尚未找到相关史料予以证实，仅提出这个疑问，希望能给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提供一些思考。

帕尔马公爵镇压革命

1566年尼德兰人以“西班牙国王不保护他的臣民,反而极力压迫并折磨他们,剥夺他们历来的自由、特许和习惯,像对奴隶一样命令并役使他们”为由发动了反对西班牙高压统治的革命运动。

革命直接威胁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殖民统治，次年菲利普二世派出帕尔马公爵带领18000人前往尼德兰镇压革命。

帕尔马公爵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在尼德兰实行恐怖统治，他主张“宁可通过战争为上帝和国王保住一个贫困甚至破坏了的王国，也不愿为魔鬼及其仆从即异端分子保持一个完整无缺的王国。”

帕尔马公爵在进入布鲁塞尔（Brussels）仅仅五天，就建立了一个秘密法庭去审判被控异端和叛乱者。菲利普在尼德兰为了消灭新生的加尔文教而战，这必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

帕尔马军队的经过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新教地区的恐惧，人们担心这是罗马—西班牙企图用火和剑摧毁异端的伟大计划。

英格兰自宗教改革以来确立起新教信仰，而西班牙则是天主教信仰最坚实的捍卫者，两者宗教信仰尖锐对立。帕尔马公爵的到来不得不使英格兰对自身的宗教信仰安全和国家安全感到忧虑。

尽管这种军事主力的向北移动是菲利普二世镇压叛乱和异端的决心，而不是对英格兰怀有敌意。

但是菲利普二世将基督教世界最精良的军队和一支狂热的基督教军队带到离肯特郡（KentCounty）不到二十英里，离伦敦（London）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它使英格兰对西班牙这一行为的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

如果让帕尔马成为尼德兰的主人，他随时可以利用尼德兰的财富和船只进攻英格兰。尽管英格兰由一个憎恶加尔文主义的新教政治团体统治，生活在对革命运动不可预测的恐惧和对贵族自由的不信任之中，但帕尔马作为西班牙权力的先锋，英格兰不能袖手旁观。

因为帕尔马的军队敌视以英格兰独立为标志的改革宗教，它的出现就像一把匕首刺向心脏一样，被部署在狭隘的海上。

如果尼德兰被击溃，天主教联盟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最接近英格兰的地方取得了胜利，那么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埃姆斯河口的整个西欧海岸都将落入西班牙的控制之下。

英格兰将面临入侵的危险，这将给她有限的海军和军事力量带来无法承担的危险。

后记

尽管伊丽莎白派援军支持尼德兰革命者只是为了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在尼德兰的高压统治，恢复尼德兰在查理五世时期的自治和宗教宽容状态。

但在西班牙看来，英格兰援助尼德兰革命者是对其在尼德兰殖民统治权威的挑战。

对菲利普来说，这是一种公开战争的行为，尽管他和伊丽莎白都没有正式向对方宣战，但是他的直接反应是发动“无敌”的舰队对抗英格兰。

因此，从伊丽莎白派遣莱斯特率英军支援尼德兰反叛者开始，英西战争也爆发了。

参考文献

[1]R. B. Wernham and J. C. Walker, England under Elizabeth (1558-1603): Illustrated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London: Longman, 1932, pp. 58-59.

[2]夏继果：《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第 174 页。

[3]R. B. Wernham, After the Armada: Elizabethan England and the Struggle for Western Europe, 1588-1595,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