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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顽疾，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那农民为什么要去借高利贷呢，不借不行吗？

农业生产是有周期的，遇到灾荒年份，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没吃粮食吃，那就只能去借钱，这个时候粮食价格猛涨，借来的钱也买不了多少粮食。好不容易等到一个丰年，那是不是就能把债还清了呢？那也不行，因为大丰收，也就意味着粮食价格低，也卖不了多少钱。

《史记》里面记载，孟尝君给薛邑的农民借钱，一次就得到利息10万。

所以，高利贷成为农民身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很多家庭为之家破人亡。

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在变法的时候，就进行了“平籴”，也就是国家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到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这种办法有没有用呢？当然不能说一点用没用，但在实际的执行中，往往走了样，变着花样盘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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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也就是青苗法。

具体操作就是国家拿出了1500万的钱，以现钱贷给农民。民民在贷款的时候，需要有上等户为其担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天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钱，五月三十日以前贷秋天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钱，这两笔钱的归还分别是在五月和十月，大概收20%的利息。

这个办法其实不错，可以避免农民去借高利贷，又适当地给国家增加了利息收入，可以一箭双雕。

可这青苗法实行之后，农民却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由官府发放的青苗钱，其目的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避免贫苦农民向高利贷者借高利贷，由国家发放的贷款。

但这很快就执行中变了味。农户也分上等户和下等户，上等户家境尚可，不需要借贷，但国家有政策，你不借不行，那就成了强行摊派，使得上等户白白给了利息。另外一方面，下等户他借了钱，很多时候，还不起钱，就会牵连到为他担保的上等户。很多上等户，因此而贫困，也沦为了下等户。

甚至，一些下等户非常踊跃地借钱。但他们借贷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消费。苏轼曾路过某地，发现那个地方并不繁华，但是酒楼、茶馆、赌场几乎座无虚席。苏轼奇怪，就询问原因，别人告诉他，这两天衙门正在发放青苗钱，大家领到青苗钱后，都会全部消费掉。苏轼很惊讶，问：“那以后怎么还呢？”人们回答说：“命有一条，钱是没有的。”

对于一些“躺平”下等户来说，本来就没钱，能拖就拖，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等到皇帝、太后万岁节的时候，官府会赦免欠款；等到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更会大赦天下，官府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

而贷款本身是有利息的，中间也意味着巨大利益，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很多官员调高了利息，并从中渔利，这更加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就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所以，青苗在是时候不久，于元祐元年（1086年）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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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朱元璋是穷苦出身，自然是知道高利贷的危害，元璋甚至多次将逼债的地主抓入大牢，有的甚至被处死。

朱元璋还对高利贷做出了直接规定：每月利息最高不得超过30%，不管借多久，利息都不得超过100%。否则就要笞四十，所得利息都为赃款，严重的论罪，杖责一百。同时规定，如果土地因为不能还款而被占有了，五年内都可以原价赎回。

但朱元璋的这个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抛弃。

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已经去职在家的徐阶，其家族权势很大，拥有几十万亩土地。这些土地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放贷而来。

尽管当年徐阶曾有救命之恩，但海瑞并不顾这一点，要求徐阶至少将一半的田地退还给借款者、抵押者。

在警告了徐阶之后，海瑞抓捕了徐阶的弟弟。面对这样一个毫不讲人情、不顾一切的海瑞，徐阶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海瑞的要求，将许多土地归还给当年的借款人、抵押人。

但海瑞毕竟只有一个，明朝的高利贷横行已成普遍现象，即便是朱元璋曾经立下的祖训，也是无济于事，抛之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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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

社会的阶层就决定了，无论政策和办法有多完美，有多实惠，动用了多少资源，都无法解决最底层人们的困苦。因为在他们的背上，背着另外好几个阶层。无论是给他换一双好鞋，还是给他吃更好饭，都无法改变他被压迫的命运。更何况给他鞋和饭，只是为了让他有力气走得更稳一些，而不至于将背上的人摔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