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蒋介石授意麾下心腹仿照法西斯“黑衫党”，成立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组织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核定13名核心骨干，号称“13太保”。

这13人在当时可谓是呼风唤雨，权倾一时。

然而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倒台，13名骨干也走的走、散的散。

有人逃至台湾，延续了此等荣耀；有人归宿凄凉，惨死战场。

当然，也有人回头是岸，选择弥补自己的过错，并得到国家和人民的特赦，特务头子康泽就是其中之一。

康泽，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国民党特务系统领头人之一。

在蒋介石的统治集团中，康泽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深受老蒋倚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一位不可或缺的干将。

从黄埔毕业后，康泽经蒋介石推荐前往苏联深造，回国后就在老蒋身边做起了侍从参谋。

1932年，康泽奉命效仿法西斯党卫队、黑衫党，成立了特务机关中华复兴社，这便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前身。

而后，康泽又先后带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军委别动队”、“壮丁队”等组织，意在争取青年群众，断绝中共的兵源。

康泽的行动对中共苏区威胁极大，杀害过不少共产党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也因此备受蒋介石的信任。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国民党大军的溃败，康泽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1948年1月，康泽被任命为第15绥靖区司令员，领兵驻防在襄樊地区。

出身黄埔军校的康泽，由于毕业后一直在政工单位工作，根本没有半点作战经验，这注定了襄樊地区的失守，也注定了康泽的落网。

1948年7月初，中原野战军6纵和桐柏军区主力部队，发起对襄樊地区的进攻。

康泽坐镇襄阳，为守卫襄阳西南高地屏障，康泽曾耗费大半年时间在高地构筑近百处工事。

但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只会固守的康泽很快落入下风。

7月11日晚间，我军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势，襄阳城外围重要据点被全部清除，交通线也被切断，唯一一条还能连接襄阳与外界的补给路线，也处于我军的火力压制范围内。

7月13日，康泽根据老蒋的指示，不断放弃高地残余据点，将兵力收缩至襄阳城区。

当天下午，随着西关据点的失守，康泽部彻底陷入绝境。

15日黄昏时分，我军打响了对襄阳城最后的攻坚战。

无数炮弹如雨点般倾泻至襄阳城国军阵地，康泽指挥所附近也被炮击炮击中，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不断出现将士出逃情况。

康泽心急如焚，只能打电话向老蒋求援，只可惜为时已晚。

16日上午，我军攻破襄阳城门，国民党军被清除一空。

身为老蒋“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更是成为瓮中之鳖，被我军活捉。

束手就擒后，康泽被押送至河北平山一个小山村关押。

这里建有一个俘虏收容所，专门看管、教化国民党被俘军官。

在这里，康泽整日忧心忡忡，心情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中。

他一直在忧虑，自己最后没有选择与襄阳城共存亡，而是被逼入绝境后举枪投降，这是否意味着背叛了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认定他“不忠”，又是否会对他的妻儿老小不利？

然而事实是，国民党以为康泽在襄阳战役中早已战死。

康泽的妻子朱素怀为此像发疯一样，在国民党内部到处找人哭诉，在国统区掀起轩然大波。

蒋介石只能答应为康泽召开追悼会，并授予他“壮烈成仁”的称号，此事才算慢慢平息下来。

另一边，康泽除了担心老蒋对自己的家人不利，也在忧虑共产党将会如何处置自己。

他深知，自己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的鲜血。

共产党能饶过他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吗？康泽心里没有底。

种种忧虑和担心，让康泽彻夜难眠、茶饭不思。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自己日常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好，还有专门的医疗人员给他治伤，就连看守和审讯人员的态度也十分和蔼，这样的待遇令他不知所措。

同时，康泽在解放区看到了解放军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百姓爱戴。

过去，他自认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了如指掌”，与老蒋一样将中共视作“洪水猛兽”。

可一番简单的接触下来，康泽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

他意识到解放军的善良、朴实，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康泽渐渐明悟了一些什么，并决定借此机会好好研究一下共产党，于是向看管人员提出想看《资本论》《毛泽东选集》等书。

除了学习共产主义著作外，康泽也十分关注新华社的新闻和《人民日报》。

在广播和报纸中，康泽时刻关注着前线动向。

当听到国军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败退时，康泽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反思国民党。

至1948年9月，康泽已经彻底转变了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也认清了国民党黑暗腐朽的事实。

在与审讯人员的交谈中，康泽直言不讳的批评道：

“现在的国民党，早已丧失了三民主义精神和原则，失去了一开始的革命理想。蒋介石是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他好用权术，善于制造内部矛盾。今天分崩离析的局面，有一多半责任在于他自身。”

最后他感叹道：“从苏联留学回国至今，我已为国民党工作20年，回头想来一切都是泡影。从被俘虏到现在，我很惭愧，我将重新检讨自己、认识自己。”

自那以后，康泽开始在狱中撰写“自省录”。

这是他对自己前半生的一次全新认识，也是他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重要转折点。

1949年5月，随着北平解放、国民党军的彻底溃败，康泽等人也从河北被转移至北京功德林监狱，在此改造服刑。

到了这里，康泽面对的是愈发体贴入微的照顾、心平气和的说服教育，这加速了他思想上的变化。

有一次，康泽与一位前来功德林展开史料调查的工作人员发生口角，事后他因此惴惴不安，担心迎来看管人员一顿猛批。

可令他感动的是，看管处的领导却在战犯会议上表态：“以后来了解资料的同志，态度尽量平和一些，不要动辄拍桌子、摔板凳。你又想从人家嘴里了解情况，还不给人好脸色，这是没有道理的。”

同时，管理人员公开“点名”康泽：“今日康泽与工作人员的争吵，责任不在他，他不用写检讨书。”

坐在台下的康泽，再一次被共产党的以理服人所触动。

改造期间，战犯们有一项重要活动——外出参观学习。

1957年，康泽等人被带去武汉参观。

对比昔日国统期间奄奄一息、残破不堪的武汉城，现如今的武汉生机勃勃、井然有序，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个个情绪高涨、满脸笑容，这深深的触动了康泽的内心。

回到功德林后，他感慨的表示：“在事实和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共产党呢？”

1959年12月，功德林10名俘虏改造期满，拿到国务院的特赦令。

新中国对战犯们的特赦政策，让康泽看到了走出监狱、重新开启新人生的希望。

1963年4月9日，经过多年不懈的改造和表现，康泽终于成为第四批特赦战犯的一员。

当拿到特赦书的那一刻，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

出狱后的康泽，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投入至文史资料编写工作中。

同时，他开始关注新中国的发展，抓紧时间了解这些年外部世界的变化。

在读书看报时，康泽偶然看到了几年前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段发言。

在这篇讲话中，毛主席就反革命分子的处置问题指出：

“连康泽这样的人我们也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只能得到一个杀俘虏的名声。不杀他们，给他们以生活和出路，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对他们个人、对社会、对人民事业都有好处...”

毛主席的一席话，令康泽振聋发聩，他激动的近乎不省人事。

经此一事，康泽彻底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过错，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丑陋面目，从此愈发以满腔热诚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以切身付出弥补以前犯下的罪孽。

可惜的是，康泽在监狱外仅仅生活了4年时间。

1967年，康泽因旧疾复发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

在人生的前半程，看着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痛恨的特务头子。

解放战争期间，罪孽深重的康泽沦为阶下囚。

以康泽曾经犯下的错误论处，处死他十次也不为过。

但正如毛主席所言，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为建设新中国、投身人民事业出力，才是最好的归宿。

只可惜，出狱后的康泽仅仅存活了4年时间。

但对于一位满身罪责的康泽来说，人生后半程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已经是最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