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6年十一月十一日，一辆由羊牵引的车辇吱扭吱扭的驶出长安东门，一人坐于羊车之上，上身赤裸，口衔玉璧，满脸的悲伤与落寞。此人正是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悯帝司马邺，此时长安城已被匈奴汉国大司马刘曜围城三月之久，城内粮尽援绝，晋悯帝不得已出城向刘曜投降。羊车后面还拉着一副棺椁，表示了晋悯帝请罪之意，愿以自己的一条性命，拯救这一城的臣民。送行的大臣嚎哭着追赶羊车，争着伸手去拉晋悯帝的手，以表达为臣子不能忠君保国的羞愧与哀伤。

御史中丞冯翊人吉朗当场自杀，并留下了“吾智不能谋，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贼虏乎！”的哀叹。

长安陷落，晋愍帝投降，宣告了西晋的灭亡

汉军大司马刘曜亲自赶到东门外受降，他一改战场上的凶悍表现，谦恭有礼的接受了晋悯帝献上的玉璧，亲手为晋悯帝披上衣服，并一把火烧毁了棺椁以表示宽恕，再恭敬的送晋悯帝还宫。然而这一切都是胜利者为了收买人心而进行的表演，不久之后晋悯帝以及一众公卿被送往汉国的都城平阳，传四帝，立国五十一年的西晋至此灭亡。

西晋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了血腥混乱的十六国时期，西晋的余脉东晋偏居江南，北方则由不同的少数民族轮流建国坐庄。这些少数民族国家有的能够与汉人维持表面上的和睦相处，通过政治制度压榨汉人血汗为其国家机器服务。有的则一把扯下道德的底裤，直接进行残酷血腥的统治，汉人性命如草芥，驱使汉人如牛马，甚至进行赤裸裸的杀戮与掠夺。因此这一时期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五胡乱华，虽然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并且极大的加速了融合的进程，但是这种极端的融合方式，在我们回望历史之时难免一声叹息。

大司马刘曜也是位文武双全的枭雄，他在长安延续了前赵的国祚，最终被石勒击败

更加可悲的是，汉人之所以在西晋以后丢失北方土地的统治权，并不是因为其他少数民族有多能打，而是因为汉人内部的勾心斗角。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之中，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野蛮而强悍，他们喝酒吃肉，自幼生长在马背上以放牧狩猎为生，因此身体强壮、骑术娴熟，箭法精湛。这些人集结在一起，组成的骑兵部队来去如风，进如狂飙，退如脱兔，自然战力强大所向无敌。

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畜牧业的生产力远远没有农业来的稳定。只有少数首领头人能够长期吃到肉以外，对于大多数牧民牛马羊驼并不是食品，而是生产工具，牛羊将水草转化为奶水，牧民再将奶水制成饮料和乳制品，这些才是牧民们的主要食物。就像农民不会啃食土地一样，牧民基本不会主动杀死牲畜以供食用，而且相对农业来说畜牧业更加脆弱，一旦遇到天灾牲畜大面积死亡，牧民们虽然短时间内有了肉吃，但是很可能就没有明年了。因此从营养摄入方面草原民族远不如农耕民族，胡人的平均体魄也不如汉人强壮。再加上胡人人数总体上少，往往全民皆兵，而汉人往往是挑选精壮入伍，这就更加扩大了身体素质方面的差距。

胡骑虽然轻掠剽悍，但面对汉军更多采用游击的战术

士兵的身体素质只是决定军队战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由军事装备来决定，在秦汉魏晋时期，无疑是汉人的科学技术更胜一筹。汉人士兵使用铁质兵器身穿金属铠甲，而胡人只能披着日常的皮质服装作战，甚至其最强武器弓箭都没有足够的铁质箭头，常常需要用磨制的骨质、石质箭头来替代。这样的弓箭在面对汉人士兵的铠甲时，杀伤力极为有限，而汉人士兵的铁质武器对胡人们造成的伤害则往往是致命的。身体素质和武器装备决定了胡汉两军在军队战力上的巨大差距，因此在汉代有着“一汉抵五胡”的说法。

汉代将军李陵率五千步卒横过单于庭，就是这种战力差距表现实际战争中的真实写照。五千步卒对抗数万骑兵，处于巨大兵力劣势的汉军对敌杀伤过当，打得匈奴单于都想要放弃，差一点成功退入汉塞逃出生天。也正因为这种战力差距的存在，从秦汉一直到魏晋早期，汉军对胡人作战都有心理上的优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汉军在那个时代堪称武装到牙齿，配合弩机，可说是攻高血厚

然而到了西晋末年这种优势被打破了，打破的原因正是内斗导致的民心涣散，八王之乱严重的消耗了西晋国力，并且王公大臣全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完全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荣誉，给了胡族崛起的机会。匈奴人刘渊正是利用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的对抗才得以建国，羯族、鲜卑族也是借着司马颖倒台后在冀州留下的权利真空才得以崛起。

而最终灭掉西晋的匈奴汉军，其战力确实也没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西边的凉州军他打不过，东边的幽州军他也打不过，还好几次被段部鲜卑和拓跋鲜卑所拿捏，以致患上了鲜卑恐惧症。出现了在己方兵力占优的中原地区被五百鲜卑骑兵吓退的搞笑场面。

默欲投李矩于新郑，矩使其甥郭诵迎之，兵少不敢进。会刘琨遣参军张肇帅鲜卑五百余骑诣长安，道阻不通，还过矩营，矩说肇使击汉兵。汉兵望见鲜卑，不战而走，默遂帅众归矩。

魏晋时期匈奴被内迁为五部，此后比他们更野蛮的鲜卑骑兵成为他们最忌惮的对手

面对并不强大的对手却日益恶化的局面，西晋的掌权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内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洛阳之战汉军围攻两年而不能克，太傅司马越还在朝堂内部四面树敌，导致四方诸侯不肯入援，洛阳粮尽之后又抛下晋怀帝，自己率大军离京就食。最终落得覆军杀将，京城陷落，皇帝被俘。前面所提到的晋悯帝在长安投降，也是内斗的结果。长安城内的权臣麹允、索琳因为担心大权落入南阳王司马保手中，反对晋悯帝迁都避敌锋芒的方略。司马保也不想击败刘曜让麹、索二人重新得势，勤王大军抵达长安附近后拒绝出击，以至于君虏国灭。战国时代华夏诸侯林立，七雄尤能各自横挑强胡，西晋的王公都姓司马却互相算计，落得如此下场，闻之令人发笑。

不仅是西晋，偏安东南的东晋把内斗的毛病完美的继承了下来，不过内斗的主角由司马氏的王公转变为了门阀士族。随着北方统治政权对其治下民力的消化吸收，东晋以一隅之地反攻中原确实有着不小的难度，但事在人为，不怕你没有能力，就怕你没有志气。而东晋就属于没有志气，从“王马共天下”开始，王氏、庾氏、桓氏、谢氏轮流坐庄，北伐中原的军权和战功成为各士族的政治筹码，没有真心想要收复故土的。即便强如大司马桓温，在兵临渭水之时，也没有决一死战收复长安的勇气，因为一旦失败他将失去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演出的资本。

门阀士族掌握国家政权，结果就是万马齐喑

与之相对的，每当一个家族在北伐作战中取得胜利之时，其他家族往往因为担心其实力过于壮大，而在其背后极尽掣肘之能事，使北伐功败垂成。东晋和之后的南朝是中国历史上门阀政治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历代政府最缺乏活力的时期，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消耗在内斗中。另外，由于大量的政权力量被士族分割，皇帝被架空，也是皇帝本人和皇族失去积极进取的心态，主动选择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沉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