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仔细研究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和它的配套释义读本，看完心里五味杂陈。怪不得基层减负喊了这么久，却总是难以落到实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太突出了。
一、政策执行中的博弈迷局在落实基层减负政策时，一种奇特的博弈现象出现了。打个比方，上级政策制定者就像“厂商”，那些负责执行政策的部分县级单位和中层机构就如同“中间商”。
半月谈曾报道，某县在落实会议精简政策时，《若干规定》明确指出“本系统本领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 。可当地相关部门却动起了歪脑筋，既然综合性工作会议有限制，那就换个名头，频繁召开交流会、协调会、座谈会。表面上，这些会议打着交流工作、分享经验的旗号，可实际上会议的内容和综合性工作会议并无太大差异，基层干部依旧被会议缠身，减负成了一句空话。
澎湃新闻也曝光过类似问题，对于开会人数最好不超过20人的规定 ，一些地方采用了按片区开会的方法。把基层划分成多个片区，今天召集这个片区的人员开会，明天又召集那个片区的，虽然每次会议人数看似符合标准，但基层干部要反复参会，负担丝毫没有减轻。
还有，对于“不对氛围营造提要求，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这一规定，某些“中间商”通过“工作提醒”将宣传任务推给基层，声称是基层为提高群众知晓率擅自开展的活动，和自己无关，以此来逃避责任。这种做法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完全变了味，制度空转，减负成了形式。
二、形式主义迭代升级的深层逻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策创新”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压力型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问责存在“层层加码”的问题。
比如，省级要求防溺水“属地管理” ，市级转发文件、压实责任，到了县级，为了避免被上级问责，就出台了“每日四巡、出事追责”的严苛考核细则。基层为了不被问责，只能想出“水印相机留影 + 巡查记录表”这样的形式主义应对办法。这种责任转嫁催生的系统性自保策略，导致形式主义在基层不断蔓延。基层干部为了满足各种形式上的要求，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真正用于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力却所剩无几。
有些省份也在积极探索破解减负困局的方法，提出给基层“说不”的权利 ，对确实难以完成的任务，允许基层如实报告说明情况，上级重新研究后再作安排。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由谁来判断基层说的“不”是否合理呢？“中间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可能会对基层说的“不”予以否定，使得基层依旧难以摆脱过重的工作负担。
三、县级到底算不算基层？这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像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直接参与一线工作，每天和群众面对面打交道的单位，毫无疑问属于基层。然而，部分县级单位却存在截然不同的情况。
据媒体报道，有些县级单位长期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收发文件、汇总数据，对群众的真实需求知之甚少。不仅如此，还常常以“属地责任”为由，将本应属于自己的职责转嫁给乡级，导致权责严重倒挂。从实际工作表现来看，这些县级单位并没有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三定”方案要求的行政事项也未能完整落实。这样的县级单位，与其说是基层，不如说是阻碍政策落实、加重基层负担的“中间商”。
对于基层减负和县级单位定位这些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