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热河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使侵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全境，接着又向关内逼进。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3日山海关陷入敌手，日军继而经万家屯西侵，12日又攻占长城要隘九门口。在国内外众目睽睽之下，南京当局也深感再不做出个抗战姿态，是没有混下去的余地了。所以，1933年2月中旬，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来到北平，宣布把华北部队组成两个集团军，张学良将军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热河主席汤玉麟副之，其防区为热河全境及察哈尔省一部分。
一天，随同宋子文来北平的黄埔军官学校教育长杨杰前去拜访张作相、张作相问他：“耿光（杨杰字），你是委员长左右的人，当知其详，究竟南京对东三省沦陷有何对策?”杨说：“辅帅不必多问，东三省局势为既成事实，热河问题是略用军事抵抗，而后转由外交途径解决。”张作相听了极端忿懑，遂拦住话头道：“耿光不必再往下说了，我已明白。东三省是国家之领土，若无形放弃，恐怕关内也不能保!日本的野心路人皆知!”杨耿光走后，张作相对当时在家里的外甥周鲸文等提起南京政府对热河一面抵抗、一面用外交途径解决的政策时，愤慨地说：“这是拿士兵的生命和东北将领的名誉，作为其执行政策的代价。”
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与张作相同去承德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商量抗敌计划，汤玉麟一口答应了政府的要求。2月18日承德各界在万寿园举行了欢迎会。同时，张作相领衔，凡师长以上将领皆列名，通电发表声明，誓死抗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宋子文一行未去承德之前，外间风言风语传说汤玉麟不稳，有被“满洲国”拉去的可能。张学良感到东北只剩热河还没有丢掉，如果再叫汤玉麟成为照洽第二，那就太说不下去了。他也知道自己是汤的上司，但汤却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他与张作相商量，决心请张作相出面拉汤玉麟抗日。张作相在1932年9月间，派赵毅为代表，到承德面见汤玉麟，以老友的身分对他痛陈利害，劝他象当年服从张作霖一样，服从张学良，坚决守土御敌，不要上张景惠、张海鹏等人的贼船。汤玉麟感于张作相的斡旋，没有发生异动，避免了东北军集团的一次内部分裂。
2月21日，日军以8个师团1个骑兵旅的兵力，分兵三路向热河进攻。它北攻开鲁；中攻北票、朝阳；南攻凌源。汤玉麟驻朝阳的一个旅因营长邵本良叛变投敌，驻开鲁的一个骑兵旅不放一枪弃城而逃。北票、朝阳、开鲁2月25日同时陷落，驻凌南的黑龙江部队也没有得到命令就全部撤入喜峰口。2月3日，日军北占赤峰，南取了承德以东的平泉。日军之轻骑已游弋在承德近郊。
张作相到承德时，当时承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内已乱成一团。汤玉麟慌了手脚，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布置撤退。张作相坚欲亲赴前线督师守城，而汤玉麟残存的守军竞打一炮就要关饷。3月3日早晨，叛军进城，全城枪声四起，张作相身边除几名卫士和文职参谋以外，兵将全无。他抱定与城共存亡的意志，守在设于承德旧将军衙门的总司令部里，而日军兵临城下，卫士看总司令有被俘之危险，乃强把张作相推上汽车，承德随即陷落。3日夜间，张作相带着随身几个人，黯然退到古北口。
张作相的第二集团军临时总司令部就设在古北口市街市东头的镇公所内，实际上古北口这个镇只有一条小街，112师的师部驻在街中，离张作相的总司令部“行辕”相隔只是十几个门。
4日上午，张作相打电话给已到北平南苑的儿子张廷枢，令他火速率部来古北口，准备抵御承德日军南进。
张廷枢接到命令后，全师昼夜兼程，5日即赶到古北口。张作相见到张廷枢感慨地说：“这一次出征，真是凄惨，自己没一兵一卒，没有下一道命令就撤退了。而且政府也没有任何准备，没有兵站，没有粮备，没有医院，这简直是拿天大的事开玩笑。”
自7日起，由承德来的日寇步兵，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开始向古北口窜犯。112师全体官兵浴血奋战，敌军多次窜犯，都尸体狼藉山谷。激战三昼夜，作为战略要地门户的古北口，屹立无恙。这是日军进犯热河后首次碰上的硬仗，几天激烈战斗，日军也感到屯兵于长城之下，进展不易，故停止了进攻。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何应钦继任。未几，国民党政府就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张作相遂辞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及第六军团总指挥等职，从此退出军政界。以后，南京政府又任命张作相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他亦电辞不就。
十二、保持民族气节
“九·一八”事变后，因张作相声望很高，所以日本当局想利用他。1931年底，日本军事参议官南次郎（原日本陆相）密来东北，在沈阳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密商。根据他们定的方案，南次郎亲自去吉林密访熙洽。他说：“这次来东北，是专门为和东北当局商讨如何来结束目前东北的混乱局面，希望东北当局能明确表示态度和意见。”又说：“对这方面，日本政府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赶走张学良改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特殊政权，统一新局面；另一个是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不久，日本当局派吉林道尹蔡运升来天津见张作相，饵以东三省政权交他主持，并派轮船前来迎接。张作相坚决不去。
“九·一八”事变时，张作相的主要财产都在沈阳西下洼子住宅内，日军占领沈阳后，立即看守封存，并捎信让张作相去取。
不久，日本当局又捎信说：“辅帅不去，夫人去也可以发还。
张作相的夫人花福田想去，张作相生气地说：“你好糊涂!日本人叫你去是为了叫我去，你去了能回得来吗?”以后，日军将张作相在沈阳、吉林的箱柜等物送往锦州交其亲属点收。张作相闻讯后，立即告诚家属子女，一律不准插手，以示不受拉拢。
1933年张作相退出军政界以后，一直在天津英租界隐居。日伪当局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认为张作相是索孚众望的东北元老，可以利用，于是对他交相逼追。先是张景惠派其亲信洪维国（后来为伪满洲国财政次长），利用他与张作相是同乡及旧属关系，带着支票和伪满洲国的委任状，到天津劝降。后来日本关东军又派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化装潜入张作相公馆，诱迫张作相出来为其服务。所有这些，都遭到张作相的拒绝。据当时在场的家里人讲，张作相曾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我还得给子孙留点德行哪!”
洪维国、板垣的劝降未能得退，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的日本租界里又散发“号外”，声称张作相已离开天津到霸县其次子112师师长张廷枢处，准备再度出山重新指挥东北军。当时东北军已由国民党统一指挥，且张学良正在国外，日本人制造这种谣言是使国民党当局对张作相产生怀疑和不满。果然，国民党当局闻讯后，马上派特务在张作相的住所周围盯梢监视。也就在这个时候，张作相从卧室窗下发现了两颗炸弹。这炸弹是国民党特务放的还是日本特务干的就不得而知了。日本满以为这样做，可以迫使张作相倒向它们一边，想不到，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九·一八”事变后，张作相在吉林的家属和在沈阳的子侄，在10月初先后抵达天津。因为财产都未及带出，所以，张作相在天津的生活非常困难。不久，张学良给送去生活费约15万元。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鼓吹“大东亚共存共荣”和“中日提携”，收买一批中国无耻政客和军人成立傀儡组织。从1942年起，洪维国奉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又多次来见张作相，先请张担任华北防共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请张主持华北全局，并说日本不加过问等，纠缠多次，均遭拒绝。此后伪满洲国实业大臣张燕卿、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茂川秀和大佐等，也都专程去天津劝说张作相出山，但他们的计划都没实现。
抗日中期，日本在军事上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迫使阎与之“合作”，当时阎犹豫不决，曾派秘书长贾景德来津向张作相请教，张作相告诉贾说：“我与百帅（阎锡山字百川）是没见过面的把兄弟，这话我很难讲。不过，我的意见是中国人要做中国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向无信义，一上了圈套，就很难摆脱。”贾把张的意见转达给阎后，阎即与日本断绝往还。
1943年，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为迫使在野要人下水，暗示华北政权傀儡王揖唐，在北平设宴演戏，柬请各在野要人前往。前清总督张坚白被邀未允，遂被日本宪兵传去。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曾多次奉命代王揖唐面邀张作相，但也遭到回绝。当时在旁的崔晓峰等人劝说：“不去算对，不必严词得罪，免出身边之祸。可以托病，致函婉谢，似较万全。”张作相说：“相隔240里请客，难道准得去吗?等他宪兵传吧，我的臭皮囊早已置之度外了!”张作相自1933年随张学良下野退出军政界，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直闲居在家，养花种草，消磨岁月。
十三、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作相看到当时形势很紧张，心中忧虑，非常关心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常派人询问有关的情况。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闻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不由大吃一惊，连说：“太幼稚了!太大意了!汉卿还是缺乏头脑，要是我知道，决不会同意!”他忧心忡忡，非常惦念张学良的安全。他最怕的是事变的善后问题处理不当会影响张学良的生命安全，盼望能够和平解决。1936年底，他听说陈诚率三个师开往太原，似乎将有军事行动。马上派随他退出军政界的旧属赵绍武去太原说服阎锡山，希望阁能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上起些作用。赵绍武因1926年晋北战役时，曾与阎锡山作过战，不愿意去，张作相劝导说：“这件事关系着汉卿个人安危和国家存亡，你要有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精神，再说中原大战后，阎百川避居大连时，我曾派廷兰（张作相之长子）给他送去一万块钱，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他不至于为难你，也不会不管这事。”当赵绍武到了山西递交了张作相的信后，阎锡山回信表示：“决不主张打内战，一切要用和平方法解决。”
张作相针对“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矛盾尖锐，又派赵绍武等人做东北军各级将领的工作（如黄显声等人），强调千万不可轻举安动，要互相谅解，加强东北军内部团结，这对营救张学良有利。
“西安事变”后，张作相对张学良思念不已，焦急万分；囚禁中的张学良在与世隔绝的困难情况下，也没有忘记他的老把叔。1945年，东北元老、国民参政员莫德患曾去贵州桐梓县看望张学良。张学良一再打听辅帅健康情况，并亲笔为张作相在绢上写了一个条幅，称张作相为辅翁，大意是现在光复了，劝张作相不要忘了东北父老，要为东北父老造福。还送给张作相他的生活照。后来莫德惠到北京看望张作相时，在张廷枢家送上张学良赠给他的照片和条幅。张作相去世后，条幅和照片由张作相的侄子张廷举保存，遗憾的是这件珍贵文物，在文革期间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