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解放战争的历程中，华东野战军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在淮海战役期间，他们的卓越贡献对全国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1955年的全军授衔仪式上，华东野战军出乎意料地在四大野战军中军衔人数最少，仅有14名将领被授予上将或更高级别的军衔。其中，被誉为“谭大炮”的谭震林并未参与评选，这一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关于谭震林与华东野战军另一位名将粟裕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这一矛盾是否影响了谭震林的军衔评定，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究一下这段历史。
谭震林，1902年生人。1925年，他参与策划了书纸业工人的罢工活动，期间遇到了地下党员余来。在余来的指引下，谭震林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利用北伐战争期间缴获的警察局枪械，组织起攸县的工人纠察队，并投身于各项革命工作中。
随后，谭震林被列为政府追捕的目标，不得不匆忙离开武汉，最终秘密返回攸县，藏匿于灵龟寺附近的山区。依靠造纸业工人的协助，他设法转移至茶陵。1927年10月，当谭震林隐蔽在茶陵县城期间，秋收起义的队伍抵达该地。
起义军的枪声在城郊简陋的源盛和书店附近响起时，谭震林起初以为这只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场争斗，并未急于外出查看。待他得知起义军正在摧毁旧政府的机构，解救囚犯，并援助贫困百姓后，才恍然明白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行动。他立刻动身，想要加入起义军的行列，但遗憾的是，部队已经撤离。书店外，仅留下署有郭亮名字的革命公告。这份公告让谭震林更加确信了自己的革命决心。
二十多日后，一支工农革命军队在孙皓的指挥下成功收复茶陵。自此，谭震林结束了隐居状态，被委以红色茶陵领导的重任。他走访村落，深入基层，广泛动员民众，严厉处置了一批地方恶霸，同时把没收的财产分发给贫苦百姓。
此时，茶陵在井冈山根据地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它标志着红军首次成功占领的县城。远在他处的毛泽东主席，对这片新兴革命根据地的治理工作给予了深切关注，并专门致信谭震林以示鼓舞。信中，他强调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学习，指明所有困难都应在日常工作中逐步解决。
革命进程加剧，当地土家族的地主豪绅逐渐陷入恐慌之中。同年12月，敌军频繁向茶陵发动攻势。谭震林动员纠察队与赤卫队，英勇地进行了多次反击，但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最终不得不选择撤退。在茶陵南部湖口镇，谭震林初次与毛主席会面，随后跟随他前往宁冈，并最终抵达井冈山。
在井冈山期间，谭震林全心投入根据地建设，且在赣南、闽西多次对抗围剿的战役中，展现了他的领导才干。凭借工人的背景，他在实战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渐成长为毛泽东麾下一位思想稳健、具有前瞻性的革命工作者。
在执行政策方面，谭震林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在湖南省委推行过激措施时，他遵照主席的方针，果断反对，确保了红军政治路线的正确性。面对红四军内部围绕军事指挥权和党的领导权产生的分歧，谭震林毫不犹豫地支持主席，这体现了他在党内的鲜明立场及高度的政治觉悟。
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谭震林获委任为委员，凸显其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到了1938年春，谭震林又被任命为新四军司令员，负责指挥第二、第三支队。他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特别是在南进皖南的军事行动中，他亲自指挥第三支队，给予日寇沉重打击，彰显了他不惧挑战、锐意进取的军事本领。
1940年，东南局与新四军指派谭震林前往江苏省委，负责召集军政会议，旨在加强党与军队之间的协同行动。接到这一关键使命后，谭震林立即着手准备并启程。为确保行程的隐秘与安全，他决定采取隐蔽身份的措施。
为了适应江南的商业氛围，谭震林换上了商贾的常见装扮：上身着洁白衬衣，下身搭配背带西装裤，外加一件当时风靡的毛呢外套，头戴经典黑色呢帽。如此装扮，使他看上去像一位事业顺风顺水的商人。
他的穿着让他在众人之中显得平凡无奇，同伴们频频以“负责人”来称呼他，增强了他的隐蔽性。这番周密的隐藏安排，确保了谭震林及其团队能够平安到达指定地点。然而，在长途旅行中，谭震林因频繁被叫做“负责人”，结果“谭负责人”这个称号在内部逐渐传开。
谭震林所拥有的这个特别的外号，并未削弱他在部队中的声望，反而增添了一丝亲近感。真正对谭震林构成考验的场合，是在一次宴席上悄然降临。无锡一带的国民党游击队伍头目杨筱南，出乎意料地送来了邀约，期望能与“谭先生”会面。尽管不少人担忧这场宴会可能暗藏玄机，但考虑到杨筱南过往参与过抗日斗争的经历，又让人心存疑虑。为确保万无一失，谭震林事先周密部署，在会面地点周围布置了严密的安保措施。在宴席上，氛围显得格外凝重。
杨筱南对共产党提出严厉指责，声称共产党借抗日之名企图吞并。他的言辞充满攻击性，甚至将枪支置于桌上以示威胁。面对这明目张胆的挑衅，谭震林展现出了坚定的立场与无畏的勇气，他沉稳回应：“我们遵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若人若犯我，我必坚决回击！杨司令倘若轻率开火，那将是自寻烦恼。”
杨筱南被这番言论触动，开始明白单纯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谭震林继续展现友好态度，询问杨筱南的初衷，了解到他原本的目标仍是抗击日军。通过一番深入的交流，杨筱南最终明白了共产党的真正态度，他决定摒弃偏见，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谭震林的声望同样引起了昆山地主陶一球的关注。陶一球虽曾任职国民政府地方官职，但他心怀民族大义，对谭震林领导的抗日活动及其政策深感敬佩。因此，他决定率领自己的队伍，加入“江抗”第三支队，一同投身抗日斗争，抵抗外来侵略者。
1947年6月期间，蒋介石麾下的军队企图借由进攻山东解放区，来改善孟良崮战役败北后的不利形势。鉴于此情境，华东野战军作出了反击的决定，并发动了大规模的南麻战斗。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此次战斗未能圆满达成预定目标。为此，粟裕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战后总结电报，用以剖析失利的具体缘由。
粟裕在电报初稿末尾，依照惯例写上了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人的署名，随后将文稿送予陈毅和谭震林进行复核。他本以为这是一份常规的战后汇报，料想不会遭遇太多分歧。然而，谭震林的反应却令粟裕始料未及，他对电报内容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
于华东野战军指挥所内，谭震林情绪颇为高涨，他直接向陈毅阐明立场：“该总结提出的战略指导有误之观点，我无法苟同。我们所采纳的战略经由上级部门审核批准，问题恐怕出在战术执行环节。”谭震林对于战术部署的坚持，与粟裕将责任归咎于战略指导的观点形成了明显反差。
陈毅听取谭震林的意见后，同样表达了忧虑，觉得过分归咎于战略指导可能会让上级误解整个战役的情况。他提议重新评估电报内容，考虑把责任分摊至整个领导集体，以此彰显团队间的协作。
然而，在事件进展过程中，谭震林采取了更为坦率的方法，未采纳陈毅的意见，直接在公开场合对粟裕的决策提出了批评。此举促使粟裕单独向总部发电，表达自我反省，并要求给予相应的处分。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华野的高度重视，管理层迅速采取行动，指令陈毅出面调解双方之间的矛盾。据资料所述，陈毅紧急安排了一场夜间会面。尽管时间非常紧张，谭震林和粟裕仍各自阐述了观点。尽管最终未能彻底消除分歧，但这次会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双方的紧张态势。
1948年间，谭震林的职位再次晋升，他成为了华东野战军的首席副政治委员。这一年，他在胶东战役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其战术策略与指挥才干得到了有效证明。随后，他与许世友将军合作，在胶济铁路西段等多个重要战役中接连取得战略性的成功，这些成就为他在军队内部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1949年标志着谭震林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年，他与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及粟裕四位杰出将领联袂组建了总前委。该委员会肩负起统领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作战指挥的职责。他们的战略焦点落于徐州，此地随即成为了淮海战役的核心战场。
谭震林在淮海战役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对粟裕、许世友等高级指挥官的战术支持至关重要。凭借自身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他成功提升了部队的整体作战效能。他的付出以及战略安排对战役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促使军队在徐州一带赢得了关键性胜利。
1955年进行军衔评定时，谭震林原本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但他自愿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他已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一要职。相较于韦国清在广西的地方领导角色，谭震林的工作范围更广，他需要负责全国农业发展的整体规划。
数年后，两位昔日战友在北京某会议上不期而遇。韦国清带着几分幽默对谭震林讲道：“老领导，您如今掌管全国农业大局，不能老困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希望您能抽空到广西走走，亲眼看看我们那边的情况。”谭震林听后，爽快地应允了，表示会亲自前往考察。
1964年，谭震林确实按照之前的约定，抵达广西开展考察工作。韦国清全程陪同，一同查看了包括西津水电站在内的多项重点建设项目。由于1963年广西经历了重大的干旱灾害，导致当地农作物几乎全部受损，因此，引进现代化的灌溉系统变得尤为迫切。
广西当前的财政状况为采购所需设备带来了较大困难。韦国清因此向谭震林提出请求，希望借助他在中央的影响力，为广西争取到部分经费援助。谭震林对此表示理解，并在返回北京后迅速行动起来，着手安排资金事宜。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特别批准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广西的机电排灌系统建设项目。
在此期间，谭震林经历了政治风波，被不当地归类为“二月逆流”事件的参与者，随后被调任至广西。在面临这一挑战的时刻，韦国清向他伸出了援手，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和关心。尽管韦国清日程紧凑，事务繁多，但他仍特别要求警卫部门务必保障谭震林的安全，妥善安排他的日常生活，并对他的任何需求迅速作出回应。
韦国清虽未能亲自探访，但仍通过警卫部门转达了他的关切与致意。谭震林得知此事后，深感欣慰，他理解韦国清肩负的重任，于是对警卫部门的同志说道：“韦同志工作繁忙，无需专程探望。”这种体贴入微的关怀，保证了谭震林在广西期间的安全与尊严，为他在政治动荡中保持坚强给予了助力，体现了战友间牢固的情谊与相互支持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