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实施的「余粮征集制」政策下，苏联各地的农民经历了不堪重负的困境。

为了集中调配全国的粮食，列宁成立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征粮队。

按照规定，农民应该保留足够的口粮和来年播种的种子粮，然后将多余的粮食交给国家。

可现实情况是苏联农民根本没有剩余的粮食，口粮和种子粮都极为匮乏。而征粮队为完成任务，无视农民的生计，强行夺取了他们的口粮和种子粮，导致苏联农民无粮可食。

因此苏俄在1921年，爆发了严重的饥荒和农民暴动，导致数百万人丧生。

为了平息局势，列宁被迫实施新经济政策，以让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然而，仅仅过去七年，斯大林带着他的「农业集体化」卷土重来，苏联农民再次遭遇苦难和饥荒。

为何自称是农民的代言人的苏维埃领袖们，却对农民如此苛刻？

1928年10月，苏联宣布放弃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首个五年计划，并启动了与之匹配的农业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的目标是确保城市人口和工业的粮食供应，同时满足对粮食的出口需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采取了低价收购粮食的政策，并限制了农民保留余粮和进行贸易的权利。

总的来说，斯大林照搬了托洛茨基“苏俄社会原始积累”理论的政策：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苏联，应将农村视为工业化的原料基地，将农民视为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对象。同时，最大限度地从农业中抽取资金，加速工业的发展速度。」

托洛茨基的话说的很直白，而斯大林的实施更加彻底，一套下来就是收粮、卖钱、发展工业化。

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苦了苏联农民。

我们来看看斯大林都干了什么。

1928年，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并在边疆区会议上提出将苏联《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规定：

「对于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的处罚，包括1年以下监禁并可能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

这种破天荒的使刑法用于粮食收购，以投机罪名惩处拥有余粮者，成为当时极具苏联特色的“非常措施”。

在西伯利亚边疆区，成立了一个专门收粮的机构，即“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

这种小组是在战时形成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地位相当于明朝锦衣卫。

随后，苏联各地纷纷效仿，设立类似的“三人小组”来统一领导粮食收购工作。

相较于列宁时期的“余粮征集制”，斯大林时期的“低价收粮”仅是将强迫手段由武力转为刑罚。

但这一“非常措施”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

1928年3月26日，苏共大会上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拿走了农民的粮食，近期农村中的反苏维埃情绪进一步升级。”

还没被斯大林解职的苏共元老布哈林更是直言不讳：“你们是希望农民像1919年至1920年那样锻造长矛来保卫自己吗？你们完全是在抢劫！”

实际上，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苏联农民已经开始锻造“长矛”来保卫自己了，仅在1928年上半年，苏联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

苏共内部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斯大林坚持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积粮食不售，蓄意制造饥荒，是一种图谋不轨的表现。

斯大林对粮食收购危机的看法是，市场方法无法有效从富农那里获取粮食。

这使得他得出结论：「必须将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以确保各地区都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满足国家工业和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

然而，布哈林等人对斯大林的观点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工业的过度投资，而对农业的投资不足。

同时，他们指出粮食价格定得太低，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看着反对的声音如此响亮，斯大林怒从心生，既然你布哈林意见这么大，那就下岗休息吧。

1929年4月，布哈林被斯大林解除一切职务。

自此，列宁时代的苏共大佬都被斯大林清除出局，他可以放开手脚实施其农业集体化了。

1930年1月5日，苏共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要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消除小农经济。

苏联各地积极推动全盘集体化，对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地方，干部可能会面临撤职、开除等处分。

那些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则被指为“苏维埃的敌人”或“(准)富农分子”，没收土地、发配西伯利亚砍木头。

在这种“非常措施”和政府强大压力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

自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1日，超过1200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的农户比例从占农户总数的7.6％急剧增加到56％。

在此期间，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更是只有成本的7.5％，而国家在向农民销售粮食时却定价高得离谱。

总之就是低价收、高价卖。

最终，这种迅猛的发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严重摧残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引发了第二次大饥荒。

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们难以承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度的沉重负担，再次采取减少播种面积等手段消极抵抗。

苏联各产粮区涌现出“罢种罢收”的现象。

于是粮食产量不断下降，而国家为了获取资金对粮食的征收和出口却在逐年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至1931年的粮食短缺问题已经显露出来。

到了1932年秋季，苏联迎来第二次大饥荒。

特别是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达到了最为严重的程度，乌克兰的大饥荒成为当时全苏联最为严重的饥荒之一。

根据统计数据，1932年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约在300万到600万之间，其中乌克兰人占总数的91.3%，俄罗斯人占4.5%，犹太人占1.4%，波兰人占1.1%。

此事件之后，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再也无法得到缓解，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必须承认“斯大林模式”为苏联带来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将其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

然而，这一辉煌的成就背后，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付出了难以言喻的巨大代价，每一天都如同生活在地狱中。

那么，对于以牺牲农民利益、将其生命和财产视为苏联工业化原材料的方式，以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目标的行为，到底是对是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