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年全球艰难摆脱新冠疫情阴霾，努力从多重冲击中复苏的当下，一个令人忧心的趋势悄然浮现——官方发展援助，这一富裕国家用以助力贫困国家拯救生命、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资金支持，正呈现出持续下滑态势，且在今年更是降至低谷。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捐助国，去年曾承诺提供近70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如今其援助政策走向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而英国、法国和荷兰已相继宣布削减约三分之一援助预算的计划，这种趋势极有可能蔓延至其他国家。综合来看，这些削减举措预计将造成高达数百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长期以来，全球在发展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官方发展援助。全球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实现减半，数百万人得以从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等致命疾病的威胁中获救。

然而，如今随着援助资金的缩减，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正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不仅要应对疫情的后续影响，还需承受一代人以来最为严峻的宏观经济困境。

持续的通货膨胀、高企的利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致使超过半数的非洲国家在债务支出方面已超过医疗保健和教育投入。

鉴于全球可用资源愈发稀缺，如何将有限的捐助资金精准投入到那些最能切实改善健康状况、挖掘人类潜能的有效干预措施中，成为当务之急。

实践证明，某些干预手段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回报，例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支持下的一项覆盖73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在疫苗领域每投入1美元，通过降低医疗成本、提升生产力等综合效益，能为社区带来高达54美元的回报。

从这一维度衡量，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疫苗资助项目以及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堪称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投资范例。在本世纪，它们累计挽救了约8200万人的生命，仅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就助力部分最贫穷国家将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若继续推进撤回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支持的提议，可能导致的死亡人数将堪比一场新的大规模流行病。

今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全球基金均面临增资需求，且完全有理由获得足额资助。支持它们的政府和慈善家所采用的模式，充分融合了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有效推动了成本的逐步降低，并通过强化地方卫生部门能力建设，助力相关政府走向自力更生。

已有包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19个国家成功脱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支持，如今能够自行承担免疫项目费用，还有众多国家，如从加纳到孟加拉国等，也正朝着这一目标稳步迈进。

部分人期望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私人捐助者能够填补援助资金缺口。但即便盖茨基金会将年度支出提升至90亿美元，在公共捐赠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私人捐赠来弥补巨大缺口并不现实。

而且私人捐赠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无论是专业知识的广度还是影响力的深度，都难以与政府相媲美。尽管盖茨基金会已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基金和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等项目投入近160亿美元，但此类组织的资源和能力并非无穷无尽。

其主要优势在于创新探索、勇于承担风险，以及解决那些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因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涉足的市场失灵问题，聚焦于研发有可能彻底改变疾病防治和贫困消除方式的关键技术与方案。

目前盖茨基金会正资助一系列前沿项目，包括针对艾滋病毒、疟疾和结核病的新型诊断技术、治疗手段及疫苗研发；培育能够帮助农民抵御气候变化的耐旱耐热作物新品种；探索针对儿童微生物群的新型治疗方法，以预防严重营养不良；开发可革新金融包容性、初级卫生保健和基础教育的人工智能工具等。

盖茨基金会将持续支持此类工作，坚信这些投入是构建更安全、稳定与繁荣世界的明智之举，同时秉持所有生命价值平等的理念，认为无论是富裕个体还是国家，都负有帮助弱势群体的责任。

值得欣慰的是，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包括一些曾经接受援助的国家在内的新兴捐助国，正逐步增加捐赠规模，新一代慈善家也在不断涌现。

尤为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正积极致力于增加国内税收，并提升为公民服务的效率与透明度，印度的数字身份证系统便是一个成功范例，它不仅将民众与金融工具及政府服务紧密相连，还显著增加了税收收入。

不过，这些努力要切实发挥成效，仍需时间与外部支持。鉴于近期援助削减的严峻程度和快速性，未来全球发展之路注定布满荆棘。

明年甚至有可能成为本世纪以来，全球发展进程首次出现重大倒退的一年，特别是对于贫困国家的儿童而言，他们依赖捐赠疫苗预防疾病，依靠蚊帐抵御疟疾，援助减少将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通过集中现有资源，精准投向那些已被证明最为有效的投资项目，我们仍有希望缓解最严重的冲击，并借助正在孕育的前沿科学进展。

若能如此，终将推动人类实现比过去25年更为显著的进步，让全球发展的天平重新向积极的方向倾斜，为世界各国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文本来源@《经济学人·商论》 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