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陈赓掉脑袋都不怕，伤一条腿怕个球，我只是心不甘，是我们自己搞垮了自己！”

很难想象，曾经那么豁达乐观的陈赓，竟会如此悲愤地放声嘶吼。此时的他还躺在担架上，右腿小腿骨的枪伤因为一直都不到有效医治，如此已经肿得不成样子。

面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老同学徐向前，陈赓也不想掩饰，一把抹去眼泪，语气坚定，坚决要求离开部队独自前往上海，谁都别想拦住他。

作为红四方面军最能打的主力师师长，陈赓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委屈，才让他义无反顾的要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选择离开？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不该打的仗。

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红军在黄安七里坪进行整编，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

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总指挥徐向前率领这支新生的部队迅速转入外线进攻，接连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取得全胜，先后歼敌6万余人，创下了红军反围剿以来歼敌最多的一大记录。

但谁也不会想到，在这空前胜利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危机。随着部队中骄傲情绪的迅速蔓延，一种新的声音开始出现：

“敌人已经接近彻底的失败，要尽快展开解放全国的战斗！”

说出这句话的人叫沈泽民，当时鄂豫皖根据地名义上的一把手。

对于沈泽民，徐向前曾有过这样一句评价：

“人是个好人，但是太偏执。”

沈泽民曾留学苏联，深受红色思想熏陶，擅长理论宣传和辩论，一张巧嘴，一手文章罕有对手，是红军之中公认的一大才子。但文人，总会有一些轻浮的傲慢，这点在沈泽民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30岁不到就在红军中挑起大任，而此时离他从苏联归国仅仅才过去半年的时间。缺乏实践阅历，不懂军事，让沈泽民天真的以为只要打上几场胜仗，就可以主导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红军中，如沈泽民这类的“留洋秀才”不在少数，红一方面军的博古、红二方面军的夏曦，都是从苏联归国后便因为留学履历和理论能力被寄予厚望。如果他们只是无足轻重的政工干部，怎么想怎么说也无所谓，但偏偏这些人的话语权太重。

1932年7月，在夏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沈泽民终于一鸣惊人：

“四方面军应该趁胜南下麻城，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此话一出，满座皆惊，一直深受“围剿”之苦的四方面军，居然在沈泽民的轻描淡写间就被无限拔高，甚至已经能开始着手准备解放小半个中国了。这样过于乐观的战略建议，无疑是要把红军往敌人的枪口上推。

不过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将领都不敢反驳沈泽民，谁都知道这位同志书读得多，喜欢拿大道理压人，而且居高临下，动辄训人，不好惹。但不辩，意味着妥协和同意，一向沉默寡言的徐向前终于忍不住了。他不好直接反驳沈泽民，便也拿出自己的一套方案：

“目前应该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在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展工作，为粉碎敌人围剿做准备。”

比起沈泽民的激进想法，徐向前的战略显然更符合实际。把部队摆在根据地周边，巩固革命老区，稳步向外拓展，一旦敌人逼近也可以以逸待劳，自退自如，足以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沈泽民听完徐向前之言，竟脱口而出：

“国民党主力如今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还有什么力量组织围剿？按你说的这么去打，就是给了敌人苟延残喘的时间。”

这番言论着实让徐向前有些吃惊，当即站起来身来质问沈泽民：

“蒋介石的黄埔系精锐还没有拿出来，我们打的都是些杂牌部队，国民党怎么就毫无力量了？”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担心徐向前应付不来“嘴皮子利索”的沈泽民，便果断替他解释道：

“关键是连续作战的时间太久，部队都累了，需要休整。”

不等他说完，沈泽民又呛到：

“我们累了，敌人难道不累吗？我们累，是打了胜仗累；敌人累，是打了败仗累的。两相比较，他们更累，此时我们就应该趁胜追击，一口气南下。”

陈昌浩何等人？他可不像徐向前那般温和，论辩论他完全不逊沈泽民。两方就这样就下一步战略唇枪舌战，你来我往，完全争不出高下。

但最后，有一个人却坚定地站在了沈泽民的一边，他就是四方面军中三巨头“张、徐、陈”中的那位“张”。而此人也最终主导了夏店会议的结果。命令很快下达全军：

“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攻打麻城。”

沈泽民为何执着于要攻打麻城？

从战略角度看，麻城就像一扇大门，刚好将红军鄂豫边和皖西两大根据地一分为二，所以只要拿下此地，红四方面军的大本营就将连成一片，南下通道也将打开。但从现实角度来看，麻城依山傍河，地势险要，又是敌人重兵集结的军事重镇，要硬攻何其困难？

麻城战役的发展，正如徐向前所预言的那样，整整一个月，四方面军大仗小仗不断，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旅，击溃两个旅，但自身伤亡同样不小。而更为严峻是麻城依旧久攻不下，部队进退不能，陷入两难境地。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徐向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蒋介石见到红军主力缠斗于南线，当即亮出底牌，兵分数路进攻鄂豫皖根据地，黄埔系几支主力师尽皆参战，其中西面一路更是直扑红四方面军根据地的心脏—黄安。

这一路的总指挥，正是卫立煌。

卫立煌是一员极具传奇色彩的将领，他15岁参军，两次参加征讨袁世凯的战争，后来又做过孙中山的卫士，号称“五虎上将”之一，功勋卓著，资历深厚，军事造诣更是不容小觑。

原本此次进攻鄂豫皖，蒋介石还想稳扎稳打，缓慢推进，但卫立煌却坚决反对，认为红军根据地既然空虚，就应该不怕冒险，直插腹地，只要打下黄安，红四方面军就将彻底失去依靠，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军。

不得不说，卫立煌的这一建议，确实摸准了红军的三寸命脉。当徐向前得知卫立煌已经逼近黄安城的消息时，一向用兵稳重的他，却下达了最为绝决的命令：

“不要辎重，不顾编制，不惜伤亡，只要速度！下午五点以前，全军务必到达县城！”

连续作战，战士们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时候再冒着酷暑急行军，即便到了黄安，也剩不下多少战斗力，这面对卫立煌的三支王牌师，何谈胜算？但徐向前已经没了选择，黄安是黄麻起义的发起地，红四方面军中黄安籍官兵占比不在少数，黄安丢了，人心就会散。

在“丢掉背包”、“掉队不等”、“晕倒不管，等后续部队收容”的死命令下，红军各师顶着酷暑，翻山越岭，纵使是多年的老兵也难扛得住，队伍越拉越长，人员越来越少做，有的师到达战场时甚至已经减员一半。

关键时刻，还是陈赓的红11师力挽狂澜，率先赶到黄安城下，并一举击溃了卫立煌的先头部队第10师。

黄安之战，又堪称黄埔军校的一场内战，双方的高级将领基本都有黄埔背景，陈赓和李默庵更是在黄埔一期同期同队，并且还是同乡。昔日好友捉对厮杀，哪一方都不可能轻易服软。

当年黄埔有两句流传甚广的话，一句是“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快不过陈赓的腿”，另一句则是“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能文能武李默庵”。但论打仗，李默庵还是完全比不上作为大师兄的陈赓。

眼见李默庵吃了败仗，占据优势兵力的卫立煌居然索性不攻了，下令全军死守。红军擅长突击、穿插，但唯独缺少重火力，攻坚乏力，面对敢于拉下面子打防御的卫立煌没有半点办法。

连赶到前线的徐向前也不得不感慨：

“卫立煌不愧名将。”

和卫立煌苦耗时间，红军迟早要被拖垮，徐向前不可能打这样的蠢仗。眼见黄安久攻不下，他便下令全军秘密撤出战场，奔袭七里坪，将目标转向敌人的另一路来犯之敌。这一路的敌军主将陈继承，曾做过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算是徐向前的老师辈，但打仗的城府却完全比不上卫立煌的老谋深算。只要打掉陈继承，孤立无援的卫立煌必然不战自退。

8月15日拂晓，七里坪战役打响，陈继承见到红军来攻，立功心切，也顾不得什么战略战术，当即下令全军猛攻。也正是这个命令，让红军占了大便宜，双方数万人混战在一起，国军的大炮完全派不上用场，反倒是红军的大刀长矛占据着主动。

仗打了整整一天，双方都已拼红了眼，连见惯了大场面的陈赓也不得不感叹：

“七里坪之战，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

直到傍晚时分，陈继承终于扛不住了，一处溃败，处处溃败，被红军一直追赶至笔架山。眼见要当俘虏，陈继承赶忙召开作战会议，决定迅速撤出鄂豫皖，避免全军覆没，几个师长随即附和。

但最后，又是卫立煌坚决反对撤退，并放出狠话：

“死守笔架山，和红军耗下去！“

卫立煌的这一句话，直接让这场七里坪战役朝着一个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的局面发展。以往作战，无非都是胜了前进，败了后退，战争双方都会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至于一场战斗打光全部家底。

但卫立煌如今笃定要红军拼到最后，哪怕打光手中所有的黄埔精锐。这样的绝户仗，让徐向前看得心惊胆战，卫立煌能卖掉老蒋的家底，但红军拼不起。无奈之下，徐向前只能命令全军撤退，向西转移。

在七里坪，红军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歼敌3300余人，其中包括1位副师长、1位旅长、7位团长。

这一仗，太惨烈。

七里坪之战后，红军主动后撤，但卫立煌却并不罢休，集结重兵继续追击，打法仍是老一套，不管伤亡，猛冲猛打。双方在河口镇、扶山寨连续大战几场。战斗中陈赓右腿中弹，身负重伤，因为医疗条件差，只取出了弹头，未对碎骨进行清理，伤口很快又再次恶化，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丢失鄂豫皖，让红四方面军被迫展开西征，前往川陕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很多伤员因为不便转移，都只能选择就近安置。作为红军中最有名望的战将，陈赓自然不在安置名单内，徐向前为了安抚老同学，还提出让陈赓暂时离开作战部队，去总部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

但为了不拖累部队，陈赓还是主动提出离队，想要前往上海治疗腿伤。分别之时，看到前来探望的徐向前，陈赓百感交集，说到：

“我自从担任12师师长以来，东征西讨未尝一败，如今却被人家撵着到处跑。这不是敌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自己搞垮了自己，我要去上海找中央问个明白，讨个说法！”

陈赓此言，说的正是那位“张”，南下打麻城，提出意见的沈泽民确实难辞其咎，但最终拍板的却还是此人。而且就当前方将士仍在浴血拼杀时，他仍在费尽心机地排除异己，将刀剑指向自己的同志。一向正气的陈赓，如何能看得惯这种手段。

徐向前知道陈赓心里委屈，但眼前的形势，自己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嘱咐老同学一路保重。陈赓就这样一路向北，化装成小贩，肩上抗着个褡裢，拄根棍子，蹒跚着往前挪，一直走到湖北新野，才在当地同志的护送下前往上海，告了御状。

除陈赓外，受七里坪打击最大的另一个人就是沈泽民。

从根本上说，沈泽民只是有些固执，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听劝谏，最终好心办了坏事，葬送了大好局面。仗打成这样，他也悔不当初，所以当红四方面西征时，他主动要求留下来，并说：

“坚守苏区是我的指责，哪怕死在这里，我也愿意。”

从某些方面来说，沈泽民也是英雄，鄂豫皖根据地危如累卵的情况下，他没有临阵脱逃，在敌人不断地围剿中苦苦支撑，重建红军部队，团结根据地军民，实属不易。

1933年10月，在一次会议上，沈泽民主动检讨：

“现在弄得如此局面，是我的过错，今后洗心革面，重新做起，转变作战方针，广泛进行游击战争。”

此时的沈泽民已经积劳成疾，疟疾加上肺结核，只能靠担架抬行，而他最后留给鄂豫皖的财富就是一句话：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第二次，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去争取革命胜利！。

为了不拖累部队，沈泽民只能前往山区养病。临行前，他把好友瞿秋白送给他的那块心爱钢表送给了徐海东，希望他一定要带好重建的红25军，又把一件衣物交给好友成仿吾，让他务必转交给位于上海的中央，上面则是他最后的检讨书。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吐血不止，在天台山病逝，年仅31岁。

一场七里坪之战，改变了太多人的人生走向。